有法律和政策根据的话，政府是不必为因此而造成的后果负民事责任的。
这次的原告方是近百名大卫派教徒的家属，包括大卫·柯瑞希的家属和17名死亡儿童的家属。他们的律师中有兰西·克拉克（RamseyClark），他是约翰逊总统时期的联邦司法部长。他说，大卫教派信徒的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一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执法悲剧”。
负责审理此案的联邦地区法官瓦尔特·史密斯（WalterSmith）为慎重起见，召集了由5位普通公民组成的“顾问陪审团”。所谓“顾问陪审团”就是对法官提出的问题作出他们的回答，但是最终的判决还是由法官本人来作出。
史密斯法官要求顾问陪审团以他们中立的眼光审查原被告双方的证据以后，回答如下4个问题：联邦烟酒火器管理局的探员是否使用了过度的武力？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处理大卫庄园事件中是否表现得轻率疏忽？大卫教派信徒自己是不是轻率疏忽？如果双方都有轻率疏忽的表现，那么他们各自对这一悲剧所要付的责任的百分比是多少？
2000年7月14日，我在汽车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新闻：顾问陪审团告诉史密斯法官，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在大卫庄园事件中，对大卫教徒的死亡没有民事责任。以后，法官还将作出自己的判决。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感到松了一口气。我又想起了司法部长在国会听证会上的沉痛的面容，她告诉国会议员们，她在脑子里无数遍地重温了那天的整个事件，无数遍地问自己，政府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来处理这个事件。
2000年4月19日，大卫庄园事件7周年，在大卫庄园的废墟上，一座新的大卫教派的教堂落成了。建造新教堂的人说：这是为了纪念那些死了的大卫信徒，“我们将用它来表示，我们认为，发生在这儿的事情是错的。”美国政府和大卫教派的较量，终于走向尾声了。但是，它在美国历史上将留下浓重的一笔。
第三部分 读书（一）为你的敌人争取他应有的权利
1993年，德克萨斯，州政府人权委员会为了反对歧视的目的，要求一个白人激进组织“KKK骑士团”（KnightsoftheKuKluxKlan，即三K党）递交这个组织的成员名单。
这一要求的起因是，联邦法庭有一个命令，要求在德克萨斯州的Vidor镇，结束住房方面的种族隔离。原来，这个镇的居民中，有一些激进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他们对那些搬进来的黑人威胁恐吓和骚扰，吓得这些黑人又纷纷搬了出去。州人权委员会要求KKK骑士团交出他们的成员名单，以便调查这个威胁骚扰黑人的事件。
KKK骑士团的龙头老大（GrandDragon）劳艾（MichaelLowe）说，他宁可去坐牢也不能交出他手下人的名单，因为“这些人会为此丢了工作，或者损失生意”。他当然不会束手待捕，而是去积极寻找法律援助。不同寻常的是，这一次，他是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求助。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旨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思想言论、新闻出版、宗教和结社自由，应该说劳艾是没找错。可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向被看作是一个左翼自由派组织；而以“白人至上”为诉求的三K党组织，却是一个极端右翼组织。大家已经习惯于看到他们站在对立的两端。
从原则上来说，公民的宪法权利是“内容中性”的。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和言论的内容无关，结社自由和结社的诉求无关，宗教自由和所崇拜的是哪路神无关。但是，由于三K党在历史上是人权记录声名狼藉的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然不会赞同三K党组织的诉求，它的成员们更是不喜欢三K党的。当这个联盟最初接受一些三K党的申诉案，为他们的公民权辩护时，曾经导致大量联盟成员退出。然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坚持宪法权利的“内容中性”原则。他们坚持，接受一个案子，只应考察申诉者是否被侵犯了公民权，而不能去计较他们的观点是否为自己所接受，不应去追究他们是否被自己所认同。自从60年代风向改变以后，三K党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寻求帮助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起。到了90年代，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已经完全没有什么认识上的困难了。这一次，在他们决定帮助三K党的时候，指定了自己的一个律师安东尼·格列芬（AnthonyGriffin）。这一决定有点引人注目，因为格列芬是一个黑人。
作为一个黑人，他本人当然不喜欢三K党这样的组织。然而，作为一个著名的出色律师，格列芬当然知道最高法院的一个著名判例，“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诉帕特森”一案（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v。Patterson）。
发生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的这个案子，和现在KKK骑士团面临的处境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遭受压力的是全国最大的黑人组织。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NAACP），由于它激烈地要求黑人的平等权利，尖锐地批评联邦和各州的种族歧视，为底层黑人说话，在50年代一度被一些政府机构和社会上的保守分子看成是一个颠覆性的组织。特别是在保守的阿拉巴马州，州政府非常敌视这个协会。阿拉巴马州司法部长根据有关公司登记注册的州法律，要求他们提交一系列有关该组织的文件，包括其成员的名单。在那时的美国南方，“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很多成员，出于社会压力，还不敢公开自己的成员身份。如果他们交出名单，势必导致很多成员出于顾虑而退出。于是，他们虽然按州司法部的要求提交了相关文件，却拒绝交出名单，因此而被法庭判为藐视，罚款10万美元。虽然在今天，这个协会基金雄厚，甚至拥有产业，但在当时，对于成员大多是黑人和穷人的“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来说，这笔罚款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历经司法程序，这个案子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58年6月30日，最高法院就这个案子作出了对“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有利的一致判决。最高法院指出，这个案子涉及公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判词中说，一个组织的成员名单，涉及该组织的成员能够隐秘地行使其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能够自由地结社，所以，成员的名单和成员的个人基本权利一样，是受宪法保护的。强行公布成员名单，将损害“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结社自由，而州政府没有提出证据，表明公众在这个问题上有压倒“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宪法权利的利益。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在50年代，就像三K党在90年代一样，是社会上有争议的组织。成员名单一旦公布，暴露身份的成员就会在就业、升迁、居住等方面遭到各种程度不等的困难，其成员就会迅速流失。所以，迫使这样的组织公布成员名单，等于把他们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砍掉了一大半。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对帕特森一案，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案件，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那些有争议的在社会上不讨好的组织来说，是至关紧要的胜利。此后，时不时的会有些州政府企图提起上诉，指望推翻或废除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在70年代，德克萨斯州政府就企图要德克萨斯的“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组织交出成员名单，可是由于最高法院对阿拉巴马一案的判决在先，这种企图都无疾而终了。
现在，轮到州政府要求“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老对头三K党组织交出名单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对于民众拥有的宪法权利来说，应该对所有组织的一视同仁。律师格列芬不仅是一个黑人，还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成员，是这个协会的德克萨斯组织的法律总顾问，虽然担任这个工作是义务的，为“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出庭辩护也不收费，但是这个工作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是为理想而做。
格列芬是一个民权律师，专门为遭受歧视的人打官司，为弱势人群争取权益。他所帮助的人包括受艾滋病歧视的、种族歧视的、性别歧视的，等等。他还代表低收入社区与银行或大企业打官司。然而，他接受的案子里，最多的还是为黑人遭受种族歧视而打的官司。
现在，当格列芬决定为三K党辩护的时候，“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非常震惊，因为三K党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目标是针锋相对，无法调和的。“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因此而取消了格列芬的成员资格。
格列芬对《纽约时报》说，“三K党是说过很多邪恶、凶狠、丑恶的话。但是，三K党有说出这些话的权利。如果你问这样的问题：他们有没有权利组织、集会、自由的言论？答案只能是，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如果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也就是剥夺了我的权利。”
格列芬对所有发出疑问的人解释说，“这个案子和种族分歧没有关系。这个案子和我是不是喜欢劳艾，或者劳艾是不是喜欢我，也没有关系。这个案子涉及他是否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原则。”
在“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高层开会的时候，一个愤怒的同事说出了多数人的看法：“你不能同时代表“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和三K党。”格列芬回答他的朋友们说：这个问题是没有退让余地的。1958年我们曾经在“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对帕特森一案中获得了胜利，获得了我们应该得到的宪法权利。而如今，德克萨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组织却正式表示支持州司法部强迫获得三K党的成员名单。这样做是放弃了原则。
1994年6月，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引用了联邦最高法院1958年“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对帕特森一案的裁定，作出判决，KKK骑士团没有必要服从法庭的传票，没有必要公布自己的成员名单。
格列芬说：“给那些我们所喜欢的组织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这是非常容易的，这使我们感觉良好。对那些令我们愤怒的人，那些我们恨不得令其闭嘴的人，实行同样的原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为了针对某些人，保护另一些人，而是为了针对政府，保护我们大家。举例说，如果你开始剥夺KKK的第一修正案权利，那么接下来吃苦头的就是我们黑人了。那些强迫他们沉默的法律就会把我们团团围住，强迫我们沉默。”
第四部分 读书（二）大法官的思路（1）
1970年1月30日，马萨诸塞州洛敏斯特的两个警官，看到一个叫葛根的人，穿了一条多少有点奇怪的裤子。在他的牛仔裤的左臀部，他缝了一幅大约10公分宽15公分长的星条旗——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警官看到他在市中心热闹地段和一群人说话，不过显然并不是在举行什么集会，也没有引人围观或阻碍交通的事情发生。警官前去询问葛根他裤子上的国旗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却引起在场人们的哄堂大笑。
第二天，这两位警官根据马萨诸塞州禁止“毁坏、践踏、污损以及轻蔑地滥用美国国旗”的法律，向法庭起诉葛根。这项州法规定，公开地毁坏、践踏、污损以及轻蔑地滥用国旗，不管这国旗是公共财产还是私人财物，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判处10元到100元罚款，或判处1年以下监禁。
警官们没有指控葛根毁坏、践踏、污损国旗，事实上葛根也确实没有“毁坏、践踏或污损”国旗，警官们指控葛根“轻蔑地滥用国旗”。把国旗缝在裤子的臀部，是不是“轻蔑地滥用国旗”呢？
沃塞斯特县高等法院开庭审判，陪审团判定葛根有罪。法庭判决葛根6个月监禁。葛根向马萨诸塞州最高刑事法院上诉，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葛根开始服刑的时候，向马萨诸塞地区的联邦地区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也就是要求联邦法庭审查此案的判决。结果，联邦地区法院认定，按照《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原则，马萨诸塞州法中的“轻蔑地滥用国旗”的条款过于模糊，而且，这一法律太过广泛，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规定。
警官们向联邦上诉法院上诉。上诉法院同意地区法院的裁决，认为马萨诸塞的州法没有提供足够的标准和规范，到底怎样的行为是“轻蔑地滥用国旗”。州法的语言没有给民众足够的警告，也没有给执法警官足够清楚的执法界界限，没有给予法庭和陪审团以清晰的判决标准。这种语言用词过于模糊的法律是不能成立的，应予废除。
1974年，此案终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就是著名的“史密斯诉葛根案”（Smithv。Goguen）。
一、最高法院的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作出了对葛根有利的裁决，大法官鲍威尔代表法院发表了裁决意见。
按照规则，最高法院裁决书首先肯定，联邦最高法院具备对此案作出审查和裁定的司法权。最高法院同意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对州法“过于模糊”的意见。鲍威尔大法官指出，法律的语言用词不能模糊，这一原则毋庸置疑，因为这一原则同法律的“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惩戒意义紧密相连。《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的时候，为执法人员和民众提供足够清晰的判断标准，提供清晰的界限，到底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避免执法人员主观任意的和歧视性的判断。而本案中，马萨诸塞州法中“公开地轻蔑地对待合众国国旗”的说法，过于模糊，在本案中不能提供清楚的司法判断。
鲍威尔大法官在裁决意见中说，早在1968年，联邦最高法院就曾指出，“有些人看来是轻蔑的行为，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是一种艺术”。在本案中，葛根的做法也许算不上是“艺术”，或许只能说是一种幼稚的“笨拙的做法”。但是，联邦地区法院的评论是对的：现在国旗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装饰时尚，在各种不同场合随意地用国旗来做装饰已经成为广泛的现象。美国人经常在帽子上、T恤衫上装饰国旗图案。在休闲的服装上点缀国旗，或许是出于对国旗的敬重和崇拜，也可能只是想吸引别人的目光。比如在卖热狗或冰淇淋的时候，也常会插上一面小国旗。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总不见得把这些行为都定为非法。可是现今大量随意的用国旗点缀装饰，在有些比较刻板保守的人来说，就已经有轻蔑国旗的嫌疑了。大法官指出，法律不能强迫普通人来猜测到底法律的意思是什么。“公开地轻蔑性地使用国旗”的说法，就是要民众和执法人员来猜测。如果用国旗点缀帽子不是“轻蔑”，点缀裤子就是“轻蔑”，那么界限在什么地方呢？法律没有明示这一界限，这样“过于模糊”的法律，把猜测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的负担强加给民众，只能使民众无所适从；同时，这种缺乏判断标准的法律，允许警察、检察官和陪审团按照自己的价值偏好，按照自己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的好恶来作出判断。这种不能保证前后一致，不能保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显然违背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原则，所以是违宪的。
鲍威尔大法官承认，在人类行为的有些领域，政府立法机构很难做到事无巨细地详细地作出合法和非法的精确规定，这时候需要民众、执法人员和法庭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