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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司法部说，有些人的遣返听证牵涉反恐怖活动情报，涉及国家安全，不能对外公开。由于遣返听证是在所谓移民法庭上进行，不是一般的司法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程序，这是司法部关起门来办事比较便利的地方。
在被扣押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哈达德的黎巴嫩人，他在美国创立了一个叫“全球救援基金”的穆斯林慈善机构。美国政府怀疑这个组织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为此，司法部决定他的遣返听证将秘密进行。《底特律自由新闻》等4家媒体单位，认为司法部的决定侵犯了他们的采访权利，向联邦法庭起诉。今年4月，底特律的联邦地区法庭判决，听证必须公开进行，并且命令司法部公布此前秘密听证的记录。
与此同时，在纽沃克和华盛顿的法官也在类似的案件判决中，命令政府公开遣返听证，并公布与反恐怖活动调查有关的记录。联邦司法部将哈达德一案上诉到辛辛那提的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
8月26日，星期一，由3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公布了对此案的裁决，维持地区法庭的判决。上诉法庭指出，美国在“9…11”遭受了严重的恐怖袭击，此后，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深入调查，加强实施移民法规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在政府强化自己权力的时候，防止政府超常权力“豁边”的惟一保险装置是公众，是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知情。公众是通过媒体了解政府作业的，所以说，媒体是人民自由的保护神。法官引用最高法院以往的话：知情的公众是对政府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约束，只有公众能够保障民主政府的价值。然后，上诉法庭的裁决书里说了这样一段话：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通过新闻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民众的权利，以了解他们的政府在遣返作业中的行为是否公正、合法、恰当。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
第四部分读书（二）
“在上帝之下”还是“和上帝无关”（1）
2002年6月26日，位于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由3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以2比1作出了一项裁决：公立中小学里学生们每天朗诵的“忠诚誓言”中，“上帝之下”这个短语，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禁止政府扶持任何一种宗教的规定，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是违宪的。
在东海岸的联邦首都，参议院正在辩论一项军事法案，听到这一消息，立即中断了正常辩论。除了一位正生病住院的参议员外，参院以99比0一致表决，批评这项裁决。当天下午，众议员的部份议员，集合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面向国旗，手抚胸口，齐声朗诵“忠诚誓言”，齐唱“9…11”当天晚上国会议员们在同一地点唱的歌：“上帝保佑美国”，意义非常明确，抗议联邦法庭的这项裁决。
这一次，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自由派政治家还是保守派政治家，纷纷向媒体表态，谴责这项裁决。白宫发言人说，布什总统认为这项裁决是“荒唐的”。参议员多数党领袖，民主党的汤姆•；戴希尔（TomDaschle）称这项裁决是“愚蠢”的。
最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保守的宗教团体。美国法律和正义中心（AmericanCenterforLawandJustice）的杰伊•；塞库洛夫说：“我认为该法庭的意见是荒唐的。这是法庭第一次主张有‘上帝之下’这句话的誓言违宪。他们平白无故地制造了一个宪法危机。”
各大媒体的网站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公布了这一消息。当天的电视里，这个裁决成为头条新闻，成为电视讨论节目的主要内容，而支持法庭裁决的声音却相当微弱，这种似乎一边倒的局面在美国历来的宪法争议中是罕见的。原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电视上说，应该请作出这项裁决的两位联邦法官下台，因为他们的脑子太脱离现实了。这种过激的说法当然很少有人当真，因为谁都知道，联邦法官是终身制的，宪法规定，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就不能弹劾他们。
但是，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在以后的几天里，电视上出现了宪法专家，认为法庭的裁决显然是有道理的，表示支持这项不讨好的司法裁决。因特网上的表达更为自由，很多人表示拥护法庭的这项裁决，认为这项裁决符合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我们的朋友山德尔是犹太人，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项裁决，他说，从他小时候起，“忠诚誓言”里的“上帝之下”一句，就让他感到不舒服。尽管人家告诉他，这个“上帝”并不特指哪个宗教的上帝，但是他知道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基督教的上帝，对他这个犹太孩子来说，那就是“别人的上帝”。
6月27日，裁决公布后第二天，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宣布，这一裁决将接受该法院全体法官的复审。电视上请来的专家们说，这个裁决很可能通不过复审而胎死腹中。即使能够通过复审，这个争议无疑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而联邦最高法院支持这个裁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过，事情并不如舆论表达的那么单纯。这个仅仅涉及口头上的两个单词“上帝之下”而在21世纪终于爆发的宪政冲突，应该放在美国社会世俗化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
第四部分读书（二）
“在上帝之下”还是“和上帝无关”（2）
一、忠诚誓言
“忠诚誓言”是美国公立中小学学生每天在操场上或教室里一个简短的仪式上，面对国旗朗诵的一段话：
我宣誓忠诚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上帝之下不可分割、人人都有自由与正义的国家。
这一段话一开始和政府没有关系，是美国民间自己创作，用于在仪式上对孩子的教育。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体国民的团结和对国家的忠诚在战争期间成为非同小可的事情，国会才通过决议动员全国中小学每天在仪式上师生一起朗诵。1942年的版本中，没有“上帝之下”这几个词，而且，仪式和朗诵都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
1954年，美国人在冷战中看到了核大战的威胁，产生了文明灭绝的恐慌。这种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自己对手的思路和行为没有把握。美国人认为核战争之所以危险，很大程度上因为苏联是无神论意识形态下的专制国家，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为了要强调美国人民是“敬畏上帝的人民”，在存亡威胁的时刻获取精神力量，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提案，在“忠诚誓言”中加入“上帝之下”这两个词。
1954年版本的“忠诚誓言”，至今已经用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是美国民权意识及其社会规范大为提升的时期。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案有将近一半涉及民权问题，多次对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条款作出裁决。无论哪一级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或资源，帮助和扶持任何一种宗教，会被判定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是违宪的。比如，在公立学校的仪式上集体祈祷，比如毕业典礼上集体祈祷，公立学校运动队在比赛前举行的祈祷，都是违宪的；在法庭墙上或公立学校教室里张贴悬挂基督教的十诫，是违宪的；在公立学校里讲授基督教《圣经》，是违宪的。在这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相信一定有不少人看到公立学校里每天的忠诚誓言中，“上帝之下”这个短语的宪法问题，但是取消这个短语所必须经历的司法程序，却一直没有开始。其原因在于，联邦司法系统，特别是最高法院，虽然有解释和裁判法律的权力，但是根据宪法中的“案件和争议条款”，它必须恪守“司法自制”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不诉不审，不审不判”，它不能主动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而必须有人告上门来，形成一个案件或争议。如果民众不告，对于司法系统来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来不在具体案件或争议的判决之外对法律作出解释。在美国历史上，国会和白宫曾经多次要求最高法院对某些问题提出司法系统的意见，都被最高法院拒绝。这样的约束，恰恰是为了防止司法沦为国会和白宫的附庸。
另一方面，民众告政府的案件要使法庭接受的话，还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比如，争议中的问题已经涉及了具体的伤害，而司法程序能够对这种伤害作出弥补；争议中的冲突和伤害是现实已经存在、已经发生的而不是预见的或者想象的；争议中的伤害和司法程序能够作出的补偿还没有过时；冲突的双方都在，而不只有某一方要求对争议作出裁决；等等。有些人以为，只要是一个个人或是组织，对某条法律有“违宪”的看法，就可据此告上法庭，这是对“司法自制”原则缺乏了解。其实在这些“违宪”指控前面，都必须有“伤害”存在。所以，若一个组织对某法律不满，想要挑战司法，则必须先找出“伤害”事实，并由受伤害者或其代表提出起诉。这样的条件，有时候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满足。特别是在地方法律中，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成文条例，早已陈旧淘汰，不再强制实施，却仍然存在于法律文本中，就因为这种不再强制实施的旧法律没有了被伤害者，缺少司法挑战的机会。
这样，就在最高法院作出禁止在公立学校祈祷等政教分离裁决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逻辑上矛盾的现象：在政府主持的公共场合，常常听到人们公开提到“上帝”。在美国发行的所有钞票上，印着“我们信任上帝”；在法庭和国会的正式听证会上，所有证人要手摸《圣经》，发誓说实话，并祈祷上帝帮助；即使是总统的就职誓言和法官们的就职宣誓里，也会祈求上帝帮助。尽管从理论上说，这儿的“上帝”并不特指基督教的上帝，而可以是任何信教者心目中的上帝，但是这种仪式和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渊源是无法否认的。美国的一些国定假日，比如圣诞节，其基督教节日的来源是毫无疑问的。
原则上讲，这些场合提到“上帝”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的。而法庭要求证人在作证以前必须宣誓，却是强制性的，宣誓以后说的话就是“在誓言之下”，此后说假话就是伪证罪。在欧洲历史上，这种宣誓曾经是一种宗教要求，表示你是在上帝面前发誓，是对着上帝作证。随着历史演变，现在法庭承认民众宗教多元化，证人可以选择自己信仰的宗教象征来宣誓，也可以不引用宗教对象而宣誓。也就是说，理论上，证人在法庭上可以带一本犹太教的《五书》，或者一本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或者带一本佛教的《金刚经》去宣誓，并表示要菩萨保佑，或者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对任何神，仅仅对法律起誓。联邦法庭曾经作出裁决，这样作出的宣誓，在法律上的效果完全相同。
现在就可以理解，尽管有很多人面对这些一再提到“上帝”的公共场合感到不舒服，但是对此提起司法挑战，却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你必须向法庭证明，你受到了侵权或伤害。而这些提到上帝的场合的“自愿”和“自主选择”的规定，使得你很不容易证明这种场合的侵权和伤害。这就是“忠诚誓言”一直用了半个世纪，用到21世纪的原因。
终于，机会来了。
第四部分读书（二）
“在上帝之下”还是“和上帝无关”（3）
二、纽道诉美国国会案
迈克尔•；纽道（MichaelNewdow）是加州一所医院急诊室的医生，49岁，是一个坚定而热忱的无神论者。他有一个8岁的女儿，在公立学校二年级读书。根据加州的法律和学校所在学区的政策，学校老师每天都会带领“自愿的学生”，朗诵1954年版本的忠诚誓言。根据美国人公认的概念，未成年孩子的权利和利益由孩子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代表，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是父母或合法监护人的权利，而不是国家、政府或任何团体的权力。纽道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也像他一样，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每天学校里老师带领宣誓，频频提到“上帝之下”，等于在向他女儿灌输宗教意识，这使他相信，自己女儿的合法权利遭到了侵犯。尽管法律规定，宣誓是自愿参加的，她女儿完全可以不参加宣誓，但是，作为一个二年级的孩子，等于被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而且还要听到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的宣誓，这仍然形成了一种伤害。
纽道后来接受CNN采访的时候披露，早在1996年，有一天，他看着自己手里的一枚硬币，看到上面刻着：“我们信任上帝”，心里想，“我不信任上帝。这是我的钱，为什么要刻着信任上帝？”纽道在加州大学医学院毕业行医以前，还正经在密执安大学法学院学过法律，他相信宪法和法律是站在他一边的，政教应该分离，他的女儿不应该受到这种伤害。1998年，他住在弗罗里达的时候，就向法庭起诉，但是被法庭驳回，因为那个时候他女儿还没有上学，“伤害”只是他的预见和想象，法庭不接受。在他搬到加州，女儿入学以后，他再次走向法庭，提出民事诉讼，一口气把美国国会、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克林顿、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女儿的学校所在的学区、学区的督导，统统列为被告。
这就是纽道诉美国国会案。原告纽道要求联邦法庭下令取消忠诚誓言中“上帝之下”的字眼，但是并不要求政府对他和女儿受到的伤害作出金钱赔偿，他不是为了钱去惹这个麻烦，打这个官司的。
在联邦地区法庭上，被告学区的律师向法庭提出主权豁免。美国国会、总统也向法庭提出，要求驳回原告的指控，声称政府官员只是依法工作，在这前提下具有不受指控的主权豁免，法庭只能对法律的合宪性问题作出裁决。地区法庭驳回了原告的指控，从而上诉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上诉法庭长达几十页的裁决书，一开始先要对司法权问题作出解释。裁决书指出，原告要求美国总统修改、取消或中止“忠诚誓言”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美国总统没有这个权力，该案涉及的是联邦某成文法的合宪性问题，总统不是该案一个合适的被告。
同样，根据分权、制衡的原则，联邦法庭没有权力干涉国会的立法，不能对国会该立什么法，不该立什么法发表司法命令，所以原告要求法庭下令是不合理的。但是，联邦法庭可以对1954年法令的合宪性问题作出判决。
然后，裁决书用相当的篇幅详细论证纽道的案子是不是能够成立，即纽道的合法权利是不是受到了实际的侵犯和伤害。裁决书重复以前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意见：“父母有权指导自己孩子的宗教培养，并据于此，有权保护他们的权利。”裁决书认定，在小学生的年龄，再加上在教室这样的封闭环境里，忠诚誓言无疑是向小学生传达了政府支持某种宗教而不喜欢别种信仰的信息。法庭认定，纽道和她女儿受到了“事实上的伤害”。
最后，裁决书考察1954年版本的“忠诚誓言”，在增加了“上帝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