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打着领带，枯瘦的脖子从衬衣领口里伸出来，似乎从来就没有合适过。
他们的举止行为也完全相反。莫顿喜欢周围的人越多越好，喜欢太吃大喝，喜欢放声大笑。他喜欢漂亮女孩儿、老式越野车、亚洲艺术和恶作剧。他举办的晚会把绝大部分好莱坞大腕吸引到他在霍尔姆比山的豪宅里来；他组织的慈善活动总是非常特别，总是在第二天见诸报端。
当然，德雷克参加了那些活动，但总是早早地就离开了。有时候在晚饭前就离开了。借口常常是病了——不是他自己病了，就是他朋友病了。事实上，德雷克是一个孤独的禁欲主义者，厌恶一切聚会和嘈杂场所。即使他站在讲台上演讲，传达的也是一种孤独的气氛，好像在这间屋子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因为他是德雷克，他能将这种氛围为自己所用，他竭力传达这样一个暗示，即，他是荒原上一个孤独的使者，他传递的真理，正是听众们需要的。
尽管两人的脾性不同，但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持续了将近十年。莫顿继承了一家叉车厂的财产，但他对这笔继承下来的财富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德雷克倒是很好地利用了那笔财富，他也让莫顿拥有了一份激情，一份事业，这份激情和事业激活了莫顿的生恬，为他的生活指明了方向。莫顿的名字出现在奥特朋协会、野生环境协会、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山峦协会等顾问委员会名单上。他是绿色和平与环境行动联盟的主要赞助人。
莫顿对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两份厚礼达到了他捐资以来的巅峰。第一笔是一百万美元，用于支持瓦努图诉讼案，第二笔是九百万美元，捐给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用于将来的研究和以环境为名义起诉的费用。所以，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委员会选举莫顿为他们的年度人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那个夏天，他们将以他的名义在旧金山设宴庆祝。
埃文斯坐在这两个男人对面，无聊地翻着一本杂志。他被来自香港的电话惊醒之后，发现自己正关切地注视着莫顿。
莫顿的手仍然放在德雷克肩上，正跟他讲一个笑话——跟往常一样，尽力让德雷克开怀大笑——但埃文斯似乎觉察出莫顿这一方的某种距离感。莫顿把手收回来，但他不想让德雷克注意到这一点。
莫顿突然站起来向驾驶舱走去时，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我想了解一点那个电子玩意儿。”他说。
自从飞机起飞以后，他们一直受到太阳耀斑的影响，太阳耀斑使卫星电话要么不稳定，要么根本无法使用。飞行员说，到极地以后这种影响会更大，但向南飞之后很快就会消失。
莫顿似乎急着要打几个电话。埃文斯想，打给谁呢？现在纽约是凌晨四点，洛杉矶是凌晨一点。莫顿要给淮打电语，但无论给谁打电话，毫无疑问都与他正在进行的环保工程有关——柬埔寨的污水净化工程，几内亚的重新造林工程，马达加斯加的栖息地保护工程，秘鲁的药用植物工程。至于德国探险队赴南极测量冰的厚度这一计划就更不用提了。莫顿本人参与了所有这些工程。他对每个工程的细节，有哪些科学家参加都了如指掌，而且还亲自去了这些地方。
因此，他打电话的内容可能是这些工程中的任何一个。
可不知怎么地，埃文斯觉得，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
莫顿回来了。“飞行员说现在没问题了。”他独自坐在前机舱，伸手去取耳机。然后拉上滑动门，以免打扰。
埃文斯转身去看那本杂志。
德雷克说：“你觉得他比平时喝得多了一点吗？”
“没有。”埃文斯说。
“我担心。”
“我不担心。”埃文斯说。
“你知道，”德雷克说，“离我们在旧金山为他举行的宴会只有五个星期了。这是我们本年度最大的筹款活动，会产生巨大的宣传效果，也将有助于气候突变研讨会的召开。”
“啊哈。”埃文斯说。
“我希望宣传的重点集中在环保问题上，而非别的什么问题上。什么人性化的问题啊，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埃文斯说：“难道这个话题你没有跟乔治谈过吗？”
“噢，没有。我只跟你说，是因为你很多时间都跟他在一起。”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在一起。真的。”
“你知道他喜欢你，彼得，”德雷克说，“像喜欢他的儿子那样喜欢你——该死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但他确实喜欢你。如果你能帮我们的话，我求你帮帮我们。”
“我想他不会让你们难堪的，尼克。”
“只要密切注意他。”
“好的。当然。”
在前机舱，滑动门打开了。
莫顿说道：“埃文斯先生？请来一下。”
彼得站起来，向前走去。
滑动门在他身后关上。
“我给莎拉打了个电话，”莫顿说。
莎拉·琼斯是他在洛杉矶的助手。
“未免太晚了吧？”
“这是她的工作。她薪水很高，坐下吧。”埃文斯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你听说过安情局吗？”
“没有。”
“就是国家安全情报局？”
埃文斯摇摇头：“没有，但有二十个安全局。”
“听说过约翰·科内尔吗？
“没有”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不知道，”埃文斯说，“对不起。他与环保有什么关系吗？”
“也许。看看你能找到些什么。”
埃文斯转向他座位旁的手提电脑，敏捷地打开电脑。电脑是卫星联网的。他开始敲打键盘。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张相貌端正的男人的照片，这个男人有一头过早灰白的头发，戴一副厚重的角质架眼镜。还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埃文斯大声读道：“理查德约翰·科内尔，地质环境工程系的讲座教授。”
“管他是谁呢。”莫顿说。
“现年三十九岁。二十岁时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在尼泊尔完成有关土壤浸蚀方面的论文，差一点选入奥林匹克滑雪队。哈佛法学院法学博士毕业后，在政府机构中工作了四年，内政部的政策分析员。他是政府间协商委员会的科学顾问。爱好爬山；据报道已死于尼泊尔的那耶可汗山峰，但实际上没有。准备爬那座山的第二峰时，由于天气原因只好打道回府。”
“第二峰，”莫顿说。“那不是最险的山峰吗？”
“我也这么认为。看来他对登山是认真的。不管怎么说，他后来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我要说他的晋升速度是惊人的。１９９３年晋升副教授，１９９５年任麻省理工学院风险分析中心主任。１９９６年成为威廉·哈丁教授。先后担任美国环保署、内政部、国防部和尼泊尔政府顾问。只有天知道还有谁有同样的经历。好像还担任很多机构的顾问。２００２年以后离开教员职位休假。”
“什么意思？”
“上面只说休假。”
“过去两年都在休假？”莫顿走过来，从埃文斯的肩上看过去。“我不喜欢这样，这个家伙在麻省理工青云直上，然后就休假，一去不复返。你觉得他陷入了麻烦吗？”
“我不知道，但”埃文斯计算着日期。
科内尔教授二十岁时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原本应花三年而他只花了两年就获得了哈佛的法学学位。二十八岁时，当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行了，行了，因为他聪明。”莫顿说道，“我仍然想知道他为什么休假。他为什么在温哥华。”
埃文斯说：“他在温哥华？”
“他在温哥华给莎拉打过电话。”
“为什么，”
“他想见我。”
“唔，”埃文斯说，“我想你最好见见他。”
“我会见他的，”莫顿说道。“但你觉得他为什么想见我？”
“我不知道。资金？还是项目？”
“莎拉说他想秘密见面。他不希望告诉别人。”
“这不难。你在飞机上。”
“不，”莫顿说，猛地甩了一下拇指，“他特别不想让德雷克知道。”
“也许我最好参加这次见面。”埃文斯说。
“对，”莫顿说，“也许你应该参加。”
８ 洛杉矶
８月２３日，星期一
下午４时０９分
铁门打开，汽车驶入了遮天蔽日的车道，别墅渐渐出现在视野之中。这就是霍尔姆比山，贝弗利山最富的地区。亿万富翁们居住在这里，高墙重门，枝繁叶茂，把尘世的喧嚣挡在了外面。在小镇的这个区域，监控器都被漆成了绿色，而且深藏不露，以免唐突。
他们看见了那栋房子。那是一栋具有地中海风格的别墅，奶酪色，大得足以住下十个人。埃文斯刚才一直在跟他的办公室通话，此时他轻轻地关上手机，车一停下，他就从车里走了出来。
小鸟在林间唧唧叫着。车道两旁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一只蜂雀栖息在车库旁紫色的九重葛上。埃文斯心想，这一刻像极了加利福尼亚。埃文斯在康涅狄格长大，在波士顿上学；即使在加利福尼亚生活了五年，对他来说，这个地方似乎仍然充满了吸引力。
他看见房子前面还停着一辆车：一辆暗灰的私家车，却挂着政府的牌照。
莫顿的助手莎拉·琼斯从翦门走出来。她是一个身材修长的金发女人，三十岁，跟影星一样光彩照人。莎拉身穿白色网球裙、粉红色上衣，头发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
莫顿在她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你今天打球了？”
“打了。老板回来得很早。”她握了握埃文斯的手，转向莫顿，“旅途不错吧？”
“还好。德雷克脾气不好。而且不喝酒。令人厌烦。”
莫顿举步向大门走去时，莎拉说道，“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他们刚刚到这里。”
“谁？”
“科内尔教授。还有一个人，一个外国人。”
“是吗？难道你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必须——”
“预约，是的，我告诉他们了。他们似乎认为预约对他们不适用。他们坐下来，然后说他们可以等。”
“你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他们五分钟前才到这里。”
“啊。好了！”他转向埃文斯，“我们走吧，彼得。”
他们走到里面。莫顿的客厅正对屋后的花园。房间以亚洲的古董作为装饰，其中一件是一颗巨大的柬埔寨石质人头。
两个男人笔直地坐在沙发上。一个是美国人，中等身材，灰白短发，架一副眼镜。另一位非常黑，但长得结实，尽管他的左耳前从上至下有一条细长的疤痕，但仍不失潇洒。他们穿着休闲裤，轻薄的运动衣。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边缘，非常警惕，仿佛随时都可能跳起来。
“看起来像军人，是不是？”莫顿走进客厅时咕哝道。
那两个人站起来。“莫顿先生，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科内尔，这是我的同事，三泳·塔帕。从尼泊尔木斯塘来的研究生。”
莫顿说：“这是我的同事，彼得·埃文斯。”
他们一一握手。
科内尔握手时非常坚定。
三泳·塔帕握手时轻轻地弯了弯腰。他说话时轻轻的，带着英国口音：“你好。”
“我没想到见到你们，”莫顿说，“这么快。”
“我们工作的速度很快。”
“我明白了。有什么事？”
“我想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莫顿先生。”科内尔对埃文斯和莎拉友好地笑笑，“遗憾的是，我们的谈话是保密的。”
“埃文斯先生是我的律师，”莫顿说，“我跟助手之间也没有秘密——”
“我知道，”科内尔说，“你可以随时让他们进入你的私人空间。但我们必须只跟你一个人谈话。”
埃文斯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看看你们的证件。”
“当然。”科内尔说。两个人都伸手去拿钱包。
他们把马萨诸塞州的驾驶证，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卡和护照给埃文斯一一过目。接着他们掏出了名片。
约翰·科内尔博士
风险分析中心
麻省理工学院
马萨诸塞大道４５４号
剑桥市，马萨诸塞州０２１３８
三泳·塔帕博士
副研究员
地质环境工程系
４－C栋３２３号
麻省理工学院
剑桥市，马萨诸塞州０２１３８
名片上还有电话号丹、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
埃文斯把名片翻过来。一切简单明了。
科内尔说：“现在，你和琼斯小姐能否告辞”
他们在外面走道上，透过巨大的玻璃门向客厅张望。莫顿坐在一张沙发上。科内尔和三泳坐在另一张沙发上。谈话平静地进行着。事实上，在埃文斯看来，这就像另一场无休无止的投资会议。莫顿开过很多这样的投资会议。
埃文斯拿起大厅里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风险分析中心。”一个女人说。
“请接科内尔教授办公室。”
“请稍候。”咔嗒声。另一个声音：“风险分析中心，科内尔教授办公室。”
“下午好，”埃文斯说，“我是彼得·埃文斯，我找科内尔教授。”
“对不起，他不在办公室。”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科内尔教授正在休假，他的假期延长了。”
“我要找到他，有要紧事，”埃文斯说，“你知道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吗？”
“噢，应该不难，你在洛杉矶，他也在那儿。”
埃文斯想，她看见了呼叫者的身份。他一直以为莫顿为他的身份设置了障碍，但显然没有。或者，也许是麻萨诸塞州的那个秘书有办法除去屏障。
“唔，”埃文斯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对不起，埃文斯先生，”她说，“我帮不了你更多的忙。”
咔嗒声。
莎拉说：“怎么回事？”
埃文斯未及回答，客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见科内尔把手伸进口袋，简短地回答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埃文斯，挥了挥手。
莎拉说：“他办公室给他打电话了？”
“好像是。”
“所以我猜测他确实是科内尔教授。”
“我想也是，”埃文斯说，“我们可以走了。”
“来吧，”莎拉说，“我送你回家。”
他们走过敞开的车库，那排法拉利在太阳下闪着光芒。
莫顿有九辆过时的法拉利。这九辆法拉利分别停在几个车库里。这些车中有１９４７年的法拉利红鬃烈马，１９５６年的法拉利罗莎和１９５９年的加利福尼亚法拉利红鬃烈马，每一部价值都超过一百万美元。埃文斯之所以知道这些车的价格，是因为莫顿每买一部新车，他都要查验车的保险。
最远处的那辆是莎拉的黑色保时捷敞篷车。她把车倒出来，他上车坐在她的旁边。
即使按照洛杉矶的标准，莎拉·琼斯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身材修长，皮肤呈茶色，头发金黄，垂至双肩，眼睛深蓝。面容姣好，牙齿雪白。与其他加利福尼亚人毫无二致，她通常穿着慢跑时穿的衣服或者打网球时穿的短裙就去上班了。她打高尔夫球和网球、潜水、登山、滑雪，运动项目之多只有天知道。埃文斯一想起这些就觉得累，更不用说去做了。
但他也知道，她也有，用加利福尼亚人的话来说，自己的“难题”。
莎拉是旧金山一个殷实家庭里最小的孩子；父亲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律师；母亲以前是一个广告模特儿。莎拉的哥哥、姐姐都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