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奥特后来说：“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如果他很幸运的话，这种机会一辈子也只有一次——我们对这张图画一无所知，它的说明文字书写十分流畅，其中包括一个像‘津吉’的字，日期是１６４２年。我们立即雇了精通古阿拉伯语和１７世纪葡萄牙语的翻译。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有机会来验证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埃米画的图画显然是特殊遗传记忆的例证。”
遗传记忆是马雷于１９１１年首先提出的。从那时起，人们就一直在激烈地辩论这个问题。用最简单的话说，这种理论认为，遗传机制控制着所有身体特征的遗传，但它又不限于控制身体特征的遗传。低等动物的行为也是由遗传决定的，它们的复杂行为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通过学习来获得。但是高等动物的行为可变性较大，需要学习和记忆。问题在于高等动物的心理机制，特别是人和猿猴的心理机制，是否有通过遗传因子先天生就的成分。
埃利奥特觉得，现在他们从埃米身上得到了高等动物有这种记忆的证明。埃米是七个月的时候被带出非洲的。如果她在婴儿时期没有看见过这个城市的废墟，她的梦就代表了一种特殊的遗传记忆。这个问题只要去一趟非洲就可以得到证实。６月１１日晚，埃米工程组的人员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他们可以安排——并且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他们将把埃米带回非洲去。
６月１２日，这个工程组等待着原始资料翻译的完成。翻译的校对预计可在两天内完成。但是埃米和两名工作人员到非洲去旅行至少要花３万美元，这笔费用是他们全年工作预算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运送这只大猩猩绕半个地球还涉及一大堆海关条例和官方手续。
显然，他们需要专家的帮助，可是他们不知道去找谁。后来在６月１３日，他们的一个赞助机构（地球资源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一位卡伦·罗斯博士从休斯敦打来电话说，她将在两天之内带领一支考察队去刚果。虽然她没有表示有兴趣与埃利奥特和埃米同往，但至少在电话上可以听出她对在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地方进行探险考察工作的组织领导方法很熟悉而且很有信心。
当她问埃利奥特博士她是否能来旧金山与他会面时，他回答说他很高兴在她方便的时候与她见面。
３．法律问题
彼得·埃利奥特记得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４日这个突然逆转的日子。他从早晨８点就呆在旧金山的萨瑟兰—莫顿—奥康奈尔律师事务所，因为灵长目动物保护社提出诉讼，反对他监护埃米。他正准备带埃米出国，因此这个诉讼至关紧要。
他在事务所那可以俯视格兰特大街的嵌木图书馆中与约翰·莫顿见面。莫顿在一个黄拍纸簿上作记录。“我想你不会有事的，”莫顿开口说，“不过要让我多了解一些事实。埃米是一只大猩猩？”
“是的，一只雌性山地大猩猩。”
“几岁了？”
“七岁了。”
“这么说她还是一个小孩子？”
埃利奥特解释说，大猩猩６～８岁成年，因此埃米已处于青春期后期，相当于女人的１６岁。
莫顿在拍纸簿上做着记录。“我们能说她还未成年吗？”
“我们要这么说吗？”
“我想是这样。”
“是的，她还未成年，”埃利奥特说。
“她从哪里来的？我的意思是最初从哪里来的？”
“一个姓斯温森的女旅游者在非洲发现她的，在一个叫巴基明迪的村子。埃米的母亲被当地人捕食了。斯温森夫人把她买来时她还是个婴儿。”
“这么说她不是在囚禁中长大的，”莫顿一面说一面在拍纸簿上写着。
“是的。斯温森夫人把她带回美国并把她捐给了明尼阿波利斯动物园。”
“她对埃米不再感兴趣了吗？”
“我想是这样，”埃利奥特说道，“我们一直想找斯温森夫人询问有关埃米小时候的情况，可是她出国了。显然她经常旅行。她现在在婆罗洲。埃米被送到旧金山动物园时，我曾打电话给明尼阿波利斯动物园，问我是否能领养她做研究？他们说可以收养三年。”
“你付钱了吗？”
“没有。”
“有书面合同吗？”
“没有，我只打了个电话给动物园园长。”
莫顿点点头。“口头合同”他一面说，一面写，“三年到期之后呢？”
“那是１９７６年春天。我要求动物园延期六年，他们答应了。”
“也是口头答应的吗？”
“是的，我打的电话。”
“没有写信？”
“没有，我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说实话，我觉得他们已经把埃米忘了。反正动物园里有四只大猩猩呢。”
莫顿皱了皱眉头，说：“大猩猩是不是很贵？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买一只大猩猩作为宠物或让它演马戏。”
“大猩猩已被列入濒危动物，你不可能把它当宠物买来。虽然能买到，但是非常昂贵。”
“要多少钱？”
“没有确定的市价，但总要两三万美元吧。”
“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教她学语言？”
“是的，美国手语。她已有了６２０个词的词汇量。”
“很多吗？”
“比我们所知道的灵长目动物都多。”
莫顿点点头，记着笔记。“你在研究过程中每天都和她在一起吗？”
“是的。”
“很好，”莫顿说道，“到目前为止，这在动物养护诉讼案中一直很重要。”
１００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有人在组织反对用动物做实验的运动。领导该运动的是反对活体解剖者、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以及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这些组织原先只是由一些略知皮毛的狂热的动物爱好者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阻止一切动物研究。
在这些年里，科学家们逐渐推敲出了一套法庭能接受的标准辩护词。动物研究者们提出，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是提高人类的健康和福利，是优先于动物福利的问题。他们指出，没有人反对把动物用于运输或农业劳动，因此几千年来动物一直被迫过着劳苦的生活。用动物来做实验只不过是把动物乃人类的仆人的概念加以延伸而已。
而且动物毕竟是动物，它们并没有自我意识，并不认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用哲学家乔治·H．米德的话来说就是，“动物没有权利，我们可以任意宰杀它们，夺取动物的生命并不犯错误，动物也没有失去什么”
许多人被这些意见所困扰，但他们想制定出一些条文时，又碰到一些逻辑问题。最明显的是种系序列末端的那些动物的感知问题。研究人员在给狗、猫等哺乳动物动手术时几乎没有不用麻醉剂的，但对待蠕虫、小龙虾、蚂蟥之类动物的时候呢？忽视这些动物就是一种“种类歧视”。但是如果这些动物也值得考虑，那么把一只活龙虾扔进滚开的锅里难道不也是非法的吗？
是那些动物保护协会自己把怎样才算是虐待动物这个问题搞糊涂了。在有的国家，他们反对消灭老鼠，于是１９６８年发生了奇怪的澳大利亚药物案。①面对这些带讽刺性的问题，法庭在对消灭动物问题的干预上变得犹豫不决。实际上，研究工作者可以为所欲为。动物作为试验品的数量特别大，在７０年代，美国每年在实验中杀死的动物就达到６４００万只。
【① 在澳大利亚西部建了一个新制药厂。在这家工厂里，工人要注意从传送带上过来的药片，根据药片的大小和颜色按动电钮将其分类。一位斯金纳学派的动物行为学家指出，教会猿猴观察药片并按动彩色电钮对药片进行分类并不难。那些将信将疑的工厂管理人员同意进行试验，结果证明它们的操作是可靠的，于是就把它们放到生产线上去了。这时动物保护协会出面干预，加以制止，理由是，这是对动物的虐待；这项工作又继续交由人来承担．因为，对人来说，这不是虐待。——原注。】
但是人们的态度逐渐起了变化。对海豚和猿猴的语言研究说明，这些动物不但是智能型的而且是自知型的。它们能从镜子中和照片中认出自己。１９７４年，科学家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国际灵长目动物保护联盟，来监督涉及猿猴的研究。１９７８年３月，印度政府禁止恒河猴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而且法庭在审理案件中作出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动物的确有其自身的权利。
旧观点被人比作奴隶制：动物是其所有者的财产，他对它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现在所有权问题已处于次要地位。１９７７年２月，一位实验室的技术员把一只名叫玛丽的海豚放回海里。夏威夷大学控告他，说他使学校损失了一只贵重的研究动物。经过两次审判，陪审员意见分歧，法庭无法作出判决，此案不了了之。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一个保护权案涉及一只能流利地使用符号语言的黑猩猩阿瑟。它的所有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决定把它卖掉，并取消这个研究项目。它的训练人威廉·莱文向法庭起诉并取得了它的保护权，理由是阿瑟懂得语言，因此已不再是一只黑猩猩。
“一个有关的事实是，”莫顿说道，“当阿瑟在其他黑猩猩面前时，它把它们称为‘黑东西’。可是两次叫阿瑟把人的照片和黑猩猩的照片分开时，它两次都分对了，只不过两次它都把自己的照片放在人的照片一叠中。显然它没有把自己当作黑猩猩。法庭作出裁决，认为它应该留在它的训练者身边，因为把他们分开会造成它心理上的巨大痛苦。”
“找离开埃米时，她就哭，”埃利奥特说道。
“你用她做实验时，要征得她的同意吗？”
“我总是这样做，”埃利奥特笑着说。莫顿显然对和埃米成天在一起生活没什么认识。实际上，做任何事情，甚至叫她乘车，都要征得她的同意。她是一只力气很大的动物，有的时候可能会十分任性和固执。
“她每次同意，你都有记录吗？”
“有录像带。”
“她是否懂得你要做的实验？”
他耸耸肩。“她说她懂。”
“你是否有奖惩制度？”
“所有的动物行为学家都这样做。”
莫顿皱了皱眉头。“你对她采取什么惩罚形式？”
“当她表现不好的时候，我叫她面对着墙站在角落里，或者不给她花生奶油果酱小吃就叫她早早上床睡觉。”
“有没有折磨和电刑？”
“荒唐。”
“你从来没有体罚过她吗？”
“她个头那么大，我还担心她发起怒来会体罚我呢。”
莫顿笑了笑，站起身来。“你不会有事的。任何法庭都会裁决埃米受你监护，而且对她的任何最终处理都必须由你来决定。”他犹豫了一下。“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你能让埃米出庭吗？”
“我想可以，”埃利奥特说，“你认为会发生这种事情吗？”
“这次不会，”莫顿说道，“但迟早会的。你看好了，十年之内就会有一桩涉及会语言的灵长目动物的监护案，那时猿猴会走上证人席。”
埃利奥特握了握他的手，在他离开时说道：“顺便问一下，我要是带她出国，有问题吗？”
“假如有人提出埃米的监护权问题，你带她出国就可能会有问题，”莫顿说道，“你打算带她出国吗？”
“是的。”“那么我建议你要快，而且不告诉任何人，”莫顿说道
刚过９点，埃利奥特走进动物学系大楼三楼他自己的办公室。他的秘书卡罗琳说：“一个姓罗斯的博士从休斯敦野生动物基金会打电话给你，说她已经动身来旧金山了。一位叫芳贺见知的先生三次打电话来，说有要事。埃米工程工作人员会议定于１０点召开。还有，‘风大师’在你办公室。”
“是吗？”
詹姆士·韦尔登是系里的一位资历很深的教授，身体瘦弱但说起话来口气很大。在系里的卡通画上，“风大师”韦尔登通常伸着一个潮湿的指头指向空中：他是个看风向的大师。在过去七天中，他一直躲着埃利奥特和他的工作人员。
埃利奥特走进了办公室。
“伙计，你来了，”韦尔登说着伸出手，以他特有的方式热情地与对方握手，“你来得早嘛！”
埃利奥特立即警觉起来。他说：“我原来以为我避开那些人了。”纠察队不到１０点不会来，有时还晚一些，那要取决于他们安排在什么时候见电视新闻记者。这就是他们这些天来的做法：约定时间抗议。
“他们不会来了，”韦尔登笑着说。
他递给埃利奥特一份最新的本市版《纪事报》，它的头版有一条用黑色钢笔圈起来的报导。埃利诺·弗里斯已辞去了灵长目动物保护社的地区负责人职务，说工作太重，压力很大。纽约的灵长目动物保护社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严重地误解了埃利奥特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内容。
“什么意思？”埃利奥特问。
“贝利的办公室审查了你的论文和弗里斯关于你虐待动物的公开声明，认为灵长目动物保护社犯了严重的诽谤罪，”韦尔登说道，“纽约办公室吓坏了，今天晚些时他们会向你作出一些姿态。我个人希望你能理解。”
埃利奥特坐到沙发上。“下周系里的会怎么开法？”
“啊，这很重要，”韦尔登说，“系里的会议肯定要讨论新闻媒介的不道德行为，并发表一项支持你的强硬声明。我正在起草以我们办公室名义发表的声明。”
这件事的讽刺意味还没有在埃利奥特的心里消失。“你真愿意公开表明自己的见解吗？”
“我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你。我希望你了解这一点，”韦尔登说道。他有些不安，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看着到处是埃米手指画的墙壁。他心里还想着别的事。“她现在还画同样的图画吗？”他最后问道。
“是的，”埃利奥特说道。
“你现在还不知道它们表示什么意思？”
埃利奥特停了一下，心想现在把他们的想法告诉韦尔登尚且为时过早。于是他说：“不知道。”
“是吗？”韦尔登皱着眉头问，“我想有人已经知道这些画是什么意思了。”
“怎么回事？”
“发生了一件怪事，”韦尔登说，“已经有人要买埃米了。”
“要买她？你说什么，要买她？”
“洛杉矶的一位律师昨天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想出１５万美元买埃米。”
“他一定是一个有钱的善人，想把埃米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埃利奥特说道。
“我想不是，”韦尔登说，“首先，出价的人在日本，一个名叫芳贺见知的，在东京的一家电子公司工作。我发现这位律师今天上午回电话时，已把开价提高到２５万美元。”
“２５万美元？”埃利奥特问道，“为买埃米？”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他绝对不会把她卖掉。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出这么大的价钱呢？
韦尔登似乎胸有成竹。“２５万这么大一笔钱，只有私人企业才拿得出来。也许是工业界的人。显然芳贺见知读过你的论文，发现能说话的灵长目动物在工业上有用处。”韦尔登望着天花板，这是他要高谈阔论的确切信号。“我认为一个新领域就要从这里开始了，训练灵长目动物应用于工业。”
埃利奥特骂了一声。他教埃米语言绝不是要让她头戴安全帽，手里拎一只饭桶。他对韦尔登这么说了。
“你还没有把这件事想通，”韦尔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