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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很深。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即使对妻子王氏也是如此。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躇徐进，愉色如初”。曾星冈是这个封建家庭中威严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他对子孙们的严格与严厉，在另一方面却有助于子孙的成长。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然而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曾国藩对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三不信
◆原文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碓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以后当渐渐戒止。并函诫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绍述家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不信医药，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其远见卓识，坚决的意志，丝毫不加动摇，这确实是子孙所应当遵守的。近年来家中的兄弟子侄对于这三不信，都有相反的看法。我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较能遵守祖父和父亲的训诫，只是不能不信医药。从八年秋天起，我常常服鹿茸丸，这是我不能继承遗志的一个方面。以后应当慢慢戒除，并去函告诚各位弟弟，戒除信僧人巫师、地仙等方面的事，以承续我家传统。
※详解
从曾国藩关于“三不信”的论述来看，曾国藩有时确实迂得可以。不信医药在现在看来是愚味落后的表现。曾国藩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信医药，却又想努力把它戒掉，未免荒唐。至于僧人地仙之事，属个人信仰方面的事，也不一定非要绝之而后快。如《颜氏家训》中甚至竭力宣传佛教可信：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这段话是说：
佛教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事，是可信而且有应验的，因此，我家世代都要一心向佛，对其不要轻佻怠慢。佛教的精妙之处，已完全体现在佛经中了，在此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我担心你们尚未牢记在心，便再简略地重复一下，以作为对你们的劝告和教导。推究四尘五荫、剖析有形之物；六舟三驾，运载众生各种戒行归空，各样法门入善。辩才智慧，难道只有七经、诸子百家广博吗？很明显是尧、舜、周公、孔子所不能比的。内、外两教，原是一体，逐渐积久而成为不同的教派，深浅也不相同。佛典初始的禁要，设有五种禁戒；儒家经典的仁、义、礼、智、信，都和它们相符合。仁是不杀的禁戒，义是不盗的禁戒，礼是不邪的禁戒，智是不酒的禁戒，信是不妄的禁戒。至于像田猎军旅、宴享刑罚，顺随民众的本性，不能仓促废除，据此制定出它的节限，使它不超过限度。归依周公、孔子而背离释宗，是多么迷误啊。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八本三致祥
◆原文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铭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篇，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教育子弟，不离开八本、三致祥。“八本”指的是：读古书以训诂为本，写诗作文以声调为本，抚养长辈以得他们的欢心为本，养生以减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胡说为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贪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至祥”指的是：孝导致祥瑞，勤带来吉祥，恕带来祥和。我的父亲竹亭公在教育别人时，专门注重一个“孝”字。他少壮时敬长辈，晚年时爱长辈，都是出于至诚，所以我编纂墓志铭时只说这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冈公在教人时，则有八字、三不信。“八字”是“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是僧巫、地仙、医药，都不相信。
身处这个乱世中，银钱越少，越可以免去灾祸；花费越省，越可以养福。你们兄弟奉养母亲，除了劳、俭这两个字外，没有更好的安身办法，我每当遇到军事极危险时，常常把这两个字叮嘱一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遗训。你可以告诉你的各位叔叔和你母亲，请他们不要忘记。
◆原文
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格言仅多，要之每事有第一义，必不可不竭力为之者。得之如探骊得珠，失之如舍本根图枝叶。古人格言虽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择而己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所有事情都有至深至浅的道理，片刻都不能离开，因此想命名所居之堂为八本堂，其条目为：读书以训话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的格言很多，关键是每件事都有其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能不竭力去做的。得到了它就好比探骊得珠，失去了它则好比舍弃根本而贪图枝叶。古人的格言虽然很多，也在于我们谨慎地加以选择。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骨肉之情（1）
◆原文
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圆墙，望好音如万金之获，闻谣言如风声鹤唳；又加以堂上之悬思，重以严寒之逼人，其不能出怨言以相挂者，情之至也！然为兄者，观此二字，则虽典谅其情，亦不能不责之，非责其情，责其字句，不检点耳，何芥蒂之有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只有骨肉之情越是真挚，对他的期望也越是殷切，期望越殷切，要求也就越严厉。我现在度日如年，在家居住好比生活在围墙之中，盼望佳音如同等待获得万金一样，听到谣言即感到风声鹤唳。再加上思念家人，严寒逼人，无法口出怨言，这是真情之至。然而我作为兄长，看到这两个字，虽然觉得情有可原，也不能不加以指责，不是指责其中包含的情意，而是指责语言不够检点，又有什么芥蒂呢？
◆原文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兄弟之间，我也只是爱德，不喜欢相互姑息。用勤俭相教，用习劳守朴相劝勉，这是兄弟之间以德相爱；丰衣美食，随心所欲，这是兄弟之间以姑息相爱姑息。姑息，会使兄弟们四体不勤，充满骄气，将来做出丧德败行之事，这是我领着兄弟们干不孝的事，我不敢这么做。
※详解
兄弟之间的道德伦常称为悌，它是仅次于孝的一种家庭伦常，因此，历代家训对这个问题都极为重视，如《颜氏家训》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论述：
自有人类以来，便有了夫妇，有了夫妇，便有了父子，有了父子，便有了兄弟：一家亲人的关系，就只有这三种。由此开始，上下左右，各种亲戚，一直到九族，都是从这三种亲人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感情不能不深厚。
兄弟，是同一父母所生，血缘关系极为密切，在幼年时期，父母左拉右扯，兄弟前偎后依，同一个桌上吃饭，同一件衣服传递着穿，读书使用同一本书，游玩同去一个地方，即使是无理昏聩之人，也不能不相互友爱。但等到成年以后，分别娶了妻，生了子，即使再忠诚厚道之人，对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不能不有所衰减。因为妯娌关系和兄弟关系比较起来，毕竟要疏远淡漠多了，现在让彼此疏远淡漠的妯娌来制约深厚的兄弟感情，就像用圆盖去覆盖一个方底的物体一样，必然难以完全吻合。只有那种友爱之情特别深厚牢固，不为妻子所动的人，才不会受到影响。
妯娌，是家庭各种矛盾的挑起者。与其让骨肉同胞居于其间反目为仇，还不如让他们异地居住的好，因这样起码还可以时时互相怀念。况且，兄弟之间若发展到形同路人，那么处于是非之地，很少不产生隔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处理家族事务却怀着个人私情，肩负家族重任却不讲兄弟情义；如果人们能够经常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视兄弟子女为自己的子女，便不会产生这种忧患了。
司马光在《家范》中则专设《兄》、《弟》两篇来具体讨论兄弟关系。在《兄》篇里，司马光用陈平等人的事例，说明兄对弟要不藏怒、不宿怨、应该友爱；在《弟》篇中，用郑均等人的事例，说明弟事兄要敬爱，甚至要代兄受过：
“凡为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为弟而不恭者孰若象？万章问于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熟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
“后魏正平太守陆凯兄，坐咸阳王禧谋反事，被收，卒于狱。凯痛兄之死，哭无时节，目几失明，诉冤不已，备尽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复官爵。凯大喜，置酒集诸亲曰：‘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户计尔。逝者不追，今愿毕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燃火煮粥，火焚其须鬓。姊曰：‘仆射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是？’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复可得乎？’若此，可谓能爱矣！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骨肉之情（2）
“夫兄弟至亲，一体而分，同气异息。诗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与他人议之也。若己之兄弟且不能爱，何况他人？己不爱人，人谁爱己？人皆莫之爱，而患难不至者，未之有也。《诗》云：毋独斯畏。此之谓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断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两口，争食相，遂相杀也。争利而相害，何异于虺乎？”
而曾国藩重视骨肉之情，则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九弟曾国荃的照应上。
金陵攻破后的一个月中，朝廷又是追问天京财产的下落，又是追问李秀成的下落，使曾氏兄弟心惊肉跳。“归功于己”而趾高气扬的曾国荃此时患有“湿毒”，左肩下乳上生一毒，又肝旺气虚，“病在水不能生木”，“非药物所能为力”，加上连日遭此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更是郁郁不自得。常生无名之火，勃然恼怒。他虽为得胜之臣，实似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