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找矿代价很高，不仅浪费了许多铀，消耗了大量选矿原料，而且还由于缺乏环境保护设施和手段，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不过，这样的群众运动却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全民办铀矿，获得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63吨，在苏联后来毁约停援而铀矿山和水冶厂又一时建不成的情况下，为国家初期的核燃料生产提供了原料，进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赢得了时间。对此，美国学者刘易斯和薛理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
勘察铀矿，开采矿石，是为了得到核燃料，而核燃料的最终取得，又必须由专门的厂家进行复杂的生产，才能供给原子能发电与核武器使用。所以，在铀矿勘探紧张进行的同时，也开始了几个核工厂的建设。
1956年底，苏联选厂专家陆续来华后，与中方进行了仔细研究。考虑到核工业建设关系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高度机密以及投入生产后又有放射性等特点，参考美国苏联当年选择核设施地址时的办法，双方根据当时国家的战略要求确定了几个原则：安全、隐蔽性好，交通方便，给水排水用电条件好，要考虑核工业将来发展的要求。随后，成立了由中苏双方参加的选厂小组，领队的是二机部部长助理何克希，他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成员有铀浓缩厂筹建处主任王介福，以及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铀浓缩厂总设计师鲁钦和列宁格勒设计院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等共22人。他们用两个来月时间跑了好几个省区，从东到西，左右比较，踏勘了18个场地。起初，苏联专家想在洛阳找一个地方建铀浓缩厂，后来又提出在西安，都很快就被上头否定了，选厂小组只好继续向西寻找。后来任铀浓缩厂副总工程师的刘宝庆是这个选厂小组的组长，让他参加，是因为苏联专家提出铀浓缩厂用电量很大，将来生产以后还不能断电，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就选一个搞电的专家。刘宝庆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的，由铁道部保送到莫斯科机械电器工程学院研究生部，学习铁道电器化。当初是想将来回来搞铁道电器化的。但在他回国时，大使馆告诉他，钱三强要抽调他回国搞原子能。
1955年刘宝庆刚回国，三办的李绍州就带他到地质部报到，住在招待所。第二天钱三强来找他，刘宝庆说，你知道我的专业是学电的，不是搞物理的，更不是搞原子能的，你为什么要把我吸收到原子能事业里来？钱三强说，将来我们要建原子能电站，你学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嘛。刘宝庆一听，放下心来，觉得自己的专业至少有一半能用上了。他对钱三强说，你是专家，我连小学生的资历都不够，你能不能推荐一点这方面的书？钱三强便给了他一本苏联原子能应用方面的书。刘宝庆只知道铀浓缩厂是一方面给原子能电站提供燃料，一方面给军用原子弹提供原料。我回国之后和一个叫连培生的负责整理原子能电站方面的资料。
1957年，根据中苏协议，由陈一民带队，卢荣光和刘宝庆他们这些人先出去参加选厂普查。普查的时候是按原子能电站的要求进行普查的，首先要有电力供应，因为污染比较大，要求地下水越低越好，交通要方便，便于运输。回来以后，苏联选厂专家也来了，选厂组由苏方和中方各出任一名组长，苏方的鲁钦和中方的刘宝庆被指定担任，在何克希和王介福指导下展开工作。选厂组走了很多地方，苏联专家一路看了下来，总觉得条件都不是太好，比如西宁那边，地方比较小，丘陵比较多，平地少，水流量小。四川虽然有水，但气温又比较高，地下水位也不低，人口比较密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往西北再转转。转到兰州，他们发现黄河边上有一块场地，面积很大，水位比较低，条件不错，专家说这个场地很好——铀浓缩厂运行起来发电量比较大，大部分电要变成热能把它排放出去，所以需要大量的水。
第38节：第十章 脚步一停就会冻死（4）
找到省里，选厂小组说他们看中了这个离兰州仅40公里的地方。但他们没想到，这已经是别人嘴里的一块肉了，若想要，就得抢了。省里告诉他们，航空部门已经选定了这个地方作飞机厂，你们只有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他现在的场址只做了一些勘探工作。你们如果真的想要，人家也许会从大局出发让给你们。
卢荣光也是这个选厂小组的成员，他说，那时候陈一民带队，用的是国家计委的名义，而不用建筑技术局的名义。因为你建筑技术局搞这么多的厂址是什么意思啊，容易被人家怀疑。人家也不容易重视。计委代表全国性，陈一民就是计委一个局的局长，我们都是他底下的工程师。厂址很难选啊，因为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有的是太偏僻了，交通太不方便。有的虽然条件好，但又太暴露。走到兰州，实在找不到，这怎么办，专家就要来了，时间很短促，这么多工厂要建，怎么办呢？一看有一个黄河拐弯的地方，有山没有人，一大片树林子，那边也没人，离兰州也比较远。大家都说这个地方不错，再一看，隐隐约约还有点小房子，地盘很大。就去一问，却说是一个飞机制造厂，正在这筹备，还没建，那几栋房子是筹备人员住的，有人就说，找他们把这块好地方要过来。
王中蕃正是这个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听说有人要抢占他的这块风水宝地，立马就急了眼。王中蕃说，当时一告诉我，我就不高兴了。我说这怎么能行，我们工作都做两年多，就要开工了！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搞了一大批人了，机校、航校、发动机研究院，整个计划是七万多人啊。我在朝鲜的时候，叫敌人的飞机炸惨了，我咬牙说我回国以后什么也不干，就要去搞飞机，搞轰炸机，不然的话，咱这国家太受气了。领空不是我们的那还行啊。随后就找了这么一块地方，当时根本没有路，都是放羊的小道。我们从兰州劈开山，搞了一条路，从西固一下子就进去了。那个时候是很困难的，费老大的劲才把一批房子盖起来，这块地方可以住五六千人，五六万人，马上就能开工。现在人家看中了就要怎么行啊！我想不通，后来听说中央批准了，从大局出发，算了。张连奎跟我说，胳膊拗不过大腿，老王咱们服从了吧。当时他们说原子弹重要，我说好，那就给，赶快点，这个比飞机还重要。没想到，宋任穷跟我谈话，连我本人也想要。我说你们都是将军元帅，我不行，我不干。他说，你呀，我就要你这样的老百姓，我就非调你来不可。我一看不好了，就找老二机部的头赵尔陆，他也是部队上的，也反过来劝我，唉，老王算了吧，咱要从大局出发啊。
原打算建飞机制造厂的地方，就这样一锅端给了原子能工业，宋任穷干脆连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王中蕃也要了过来，让他做铀浓缩厂的副厂长，厂长是王介福。
王介福说，在青海选厂时，由于海拔高，气压低，大家感到不适应。斯米尔诺夫对我说，你准备一口棺材，我不行了就装起来运回苏联。在甘肃玉门，天寒地冻，一片荒凉，当天晚上，我们安置专家组长鲁钦在县委书记的家里休息，条件好一些嘛。但就这他还嫌屋里生炉子，二氧化碳多，气味大，厕所也在外面，不方便。鲁钦对我开玩笑说，你把工厂选在这里，工人要骂我们一辈子的。我说，工厂是你专家选的，工人要骂也是先骂你。
姚乃兴也参加了选址小组，仍然担任翻译。他说，我们到了兰州，省里接待得很隆重。那时候兰州还很破烂，甘肃省派了人跟着我们选厂，到了现在铀浓缩厂那个地方，那是苏联专家帮助建的航空部门的机场，我们小组的苏联专家一下就看中了这个地方。回去以后马上向领导报告，这地方就拿过来了。二机部很开心啊，人家宿舍都造好了。为什么选那里呢？因为有刘家峡水电站，那里用电大的不得了。铀浓缩厂挑好了，王介福高兴了，我们继续往下走，接着去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从兰州再过去，铁路没有了，那时刚刚在造兰新铁路，通到甘肃跟新疆交界的地方，叫星星峡那个地方。旅客列车没有通，路轨铺好了，但工程车可以走。我们就跳上一趟专列，有一个火车头，一节卧铺车厢，一节餐车，还有两节平板车。没有火车时刻表，苏联专家在路上走，在火车上两边看，看到一个什么地方，如果觉得行，就下去看，看完以后由汽车再上火车，汽车也爬到火车上来了。再往前走来到离酒泉不远的一个地方，专家一看，哈，这地方好极了。因为一路上看没水，快到酒泉的时候发现有山有水了，觉得这地方太难得了，完全符合标准。
斯米尔诺夫特别高兴，说找到了，找到了，有水有电有铁路，太好了，不必再看别的地方了。他对姚乃兴说，美国也挑这样的地方，我们苏联也挑这样的地方。
正在这时，斯米尔诺夫却犯了心脏病，大家十分着急。北京打电话来，叮嘱赶紧把他护送回去。可斯米尔诺夫却不听，说我就是死在这里，也要帮助中国人选好厂址。
斯米尔诺夫当时六十来岁，和吉利也夫都是斯大林奖章获得者。姚乃兴说，和我们一块儿走的有国家计委和甘肃省计委的人，省计委的人都说，选这个地方不行，因为第一，这里是绿洲，戈壁滩上好不容易有个绿洲啊。第二，这个地方在规划当中是建酒泉钢铁厂的。酒泉钢铁厂不能搬家，因为镜铁山的矿山就在旁边，一搬家以后消耗太大了。他说只好你让路。我们想也没什么关系，到里面再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于是汽车开进去了。除了苏联专家，我们一人发了一把枪，我说我不会打枪，他们说你拿着，里头说不定有什么坏人呢。我只好背着，但是枪很沉。斯米尔诺夫有冠心病，已经犯过一次，何克希就很紧张，劝他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去看看。那里的戈壁滩特别松软，汽车不是陷在沙土里就是蹭到底盘，后来只能推着走，人也只好步行。路很难走，净是坑，走路要像下棋一样跳，我和斯米尔诺夫越走越慢，何克希说你就陪斯米尔诺夫吧，他年纪大，走不快。我自己个子小，体力也不好，我就说枪太沉，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枪就不要背了。枪他们也拿去了，我是有枪也不会开，心想这个鬼地方一个人也没有，怕什么呢。走了一气，前面的人越走越远，最后都看不见了，天也黑了下来，远处有一阵阵的狼叫。我心里这个时候可就害怕了，后悔把枪给了人家。要是遇到狼，身上的武器只有照相机和脚上穿的老头鞋了。这时候又冷又怕，我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斯米尔诺夫经验多，不让我坐下，说脚步一停就会冻死，再说狼来了你也跑不及啊。不知过了多久，小姚小姚，叫我了。我想回应，嘴巴冻得叫不出来了。我就跟苏联专家讲，你是不是划根火柴或者用打火机打一下。专家本是抽烟的，但他说这个可不能打，如果旁边有坏人，一看到火光马上就会来一枪，把你干掉了。我们俩只好再继续走，一边听远处传来的声音。随后再一听，我放心了。为什么呢，这声音好像不止一个人叫我了，回音小了，近了。那我想他们总会越来越近的，到最后果然找着我们了，他们开着吉普车，动员了酒泉军分区的人来了。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哎呀，总算是没丢了，真要丢了可怎么交代。一上车之后，我那两个脚好像没有了一样，如果找不回来就冻死了。
为原子能联合企业选厂也有一个专门的小组，由二机部基建局长陈一民、联合企业筹建处主任文功元、设计院总工程师叶德灿、项目设计主任工程师雨吉和苏联专家米哈廖夫等13人组成。经过两个多月的踏勘，他们提出了五个可供选择的场地。最后权衡左右，确定了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址就在玉门附近的一片戈壁滩上建设。它是中国原子能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除反应堆外，还有后处理厂、六氟化铀生产厂、核部件生产厂和发电厂等，占地约一百平方公里。虽然这座工厂与兰州的距离有上千公里，但为了保密，通信地址用的仍是兰州市某某信箱，给人一种住在大城市之内的感觉。
第39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1）
第十一章
蒙 在 鼓 里
读过大学、会说洋话的少将：李觉—— 造原子弹的一大功臣：吴际霖—— 核武器研制基地设在青海高原—— 再也看不到电影《金银滩》了—— 往西，往西，再往西—— 在玉门关外扎寨—— “八年抗战也没有那么苦”—— 陈赓点将，张蕴钰升账
1957年元月初，刘杰和冶金部部长助理高扬文商定，成立核燃料元件厂选厂小组，去山西、陕西踏勘合适的地方。当时由冶金部负责管理核燃料元件厂，两年后才划归二机部。
选厂小组先是在山西和陕西跑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山西大同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适宜建厂。可他们回来向部里汇报之后，却不料遭到了否决。刘杰在开会时说，虽然这里交通运输和给排水等建厂条件不错，但这个地方不行，因为离沿海只有300公里，属于国防线里第一道防线的范围之内，安全隐蔽性比较差。
苏联专家日特琴科一听，特别生气，一边拍桌子，一边说，既然这个地方不行，为什么还作为一个点让我们去选？
会场一时僵住了。刘杰说，这个原来是我们的错误，现在跟领导一汇报，李富春副总理也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我们的考虑有欠周全。但是既然出了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由我们来负责调整。
专家听刘部长这样一说，也就不再吭气了。
春节过后，选厂小组重新组织人马出去考察。苏联专家日特琴科被换掉了，新来的是莫斯科设计院的萨果东诺娃。他们先后在甘肃、内蒙古一带看了看，最后发现有个叫万家亨子的地方，在包头北部东河与昆都仑两区之间，交通水电条件都不错。这里位于大青山下，黄河岸边，一马平川，村庄和人都比较少。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几个大的厂子，比如包头钢铁厂等等，新的厂子以后可以利用这些工厂的设备。
第40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2）
几个厂子选定后，接下来就是核武器研制基地往哪里建的问题了。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允诺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相应的帮助，之后，二机部即着手组建研制生产原子弹的机构——核武器局，它的代号是九局。经宋任穷推荐，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调任二机部九局局长。
李觉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将，并在大学里读过书。他说自己有好鼓捣的特点，做过炮弹和电雷管，能说几句洋话。这在当时的中国将军中并不多见。1954年秋他就发现有心脏病，在高原不适应。1957年李觉回北京治病，准备做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想他再去西藏恐怕身体吃不消，就确定把他调回来。李觉说，我当时也在考虑，是不是到军队哪个地方搞点具体事。那时候，很多等待分配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来来往往，都住在帅府园总参的招待所。记得7月份的一天，陈赓到那里去了，一见了面，他那个人是很客气的——哎，老李，你怎么样？我说我回到内地，能吃能喝能睡的，没啥事。他说过几天军队要欢送你，这时候我才知道要我离开军队。我问他干什么事情，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