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喝能睡的，没啥事。他说过几天军队要欢送你，这时候我才知道要我离开军队。我问他干什么事情，到哪里去？他不告诉我，就拄着拐杖笑着走了。第三天宋任穷去找我，说你的工作中央有考虑，现在是和平时期，让你搞工业。你去找赖传珠。我找赖传珠，赖传珠让我到三机部也就是后来的二机部报到，没有说具体是干什么。然后出去选场，到11月才回来。回来之后，宋任穷就找我，说你的工作就是要搞核武器，研究原子武器。我说没这个知识，没这个经验哪。他说，在工作当中学习，组织大家干嘛。我当时还是军人，没有办什么转业手续就来干这个了，手续到1958年秋天才办。宋任穷找我谈过后，我一想，这个担子太重了。
李觉到任之前，吴际霖和郭英会两位副局长就已经先来了。吴际霖毕业于华西大学化学专业，曾在山西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为前线将士讲授防化常识。后来经中共地下党介绍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自然科学研究室任教员并从事军工生产。1955年调到国务院三办原子能小组。吴际霖曾三次到苏联参加谈判，九局成立前任二机部计划局副局长。郭英会则给周恩来当过军事秘书，最早也曾在阎锡山那里干过。李觉说，郭英会是广东人，人很好，他是从山西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出来的，然后到了军队，当了团政委，然后到总理那儿去了。那时候我们分工由他负责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他后来得了肝癌，已经去世了。吴际霖一开始在山东铝厂，出了个事，人家要斗他，戴手铐戴得手腕都磨破了。陈云知道了，就把他弄来当北京钢铁学院的负责人，就是在有色金属设计的地方做工作。后来把他调到二机部这个系统。那个时候不是去苏联谈判吗，总得有搞化工的，他在四川大学学过化工。后来他经过西安跑到陕北去了，又从陕北到山东军区搞炸弹。因为几次去苏联谈判他都参加了，所以就把他调到九局做副局长，我们三个这样弄在一起，后来又加上一个朱光亚，帮我们做一些方针研究。吴际霖这个人很好，事业心很强，非常直率。十年动乱的时候，抓吴际霖的反革命，我把他弄回北京，他的两个女儿来看我，带来一封信。吴际霖死后我又把信还给他的女儿留做纪念。他母亲在衣柜里上吊自杀，他夫人也精神失常，跳河自杀了。
刘西尧说，吴际霖是我们国家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大功臣。在草原上的时候，完全是靠吴际霖来支撑维持“文革”引起的那个混乱局面的。说起来，还在“文革”之前，在四清的时候，我还把吴际霖给批了一顿。当时有人批他，我也参加了，我们那时搞四清工作团，左得要命。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真是有些小题大做，说他家里面的家谱是什么什么，那实际上并不是个什么事。等这个运动过去了，吴际霖也从来不计较。吴际霖后来得了一身的病，我去看他，人病得不像个样子，后来死在教务部旁边的那个医院。
1958年1月21日，吴际霖拟定了九局本年度工作纲要及第一季度工作计划。3月，苏联专家安德烈也夫、卡列尼奇、古多索夫等12人选厂组抵达中国，开始选厂筹备，并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选点。
在苏联专家没有来华之前，吴际霖等带领有关专家先对四川、甘肃和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分析和对比。研究的初步结果倾向于在甘肃张掖地区选厂。因为那里地势开阔，交通方便，移民任务较少，而四川绵阳地区却是山区，移民任务重；宁夏某地也是属于地震区，且风沙很大。1958年5月中旬，局长李觉回西藏处理一些事务，便由吴际霖和郭英会二位副局长率领何广乾总工程师以及张冶那、屠尔勒等4位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组长安德烈耶夫及其土建、给排水等专家，直接到甘肃张掖地区进行选点。
第41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3）
经实地考察，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张掖地区可以作为一个方案。但缺点是水源不足，有一条公路与场区较近，兰新铁路又从工厂上方通过，对保密不利。另外，如将基地选在这里，就与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都集中在一条线上，于战备不利。
朱少华说，我是1956年12月到二机部的。九局当时加上我总共是5个人，有李觉局长、吴际霖、郭英会，还有从公安部调来的杨冠青，当保卫处长。我们这五个人住在西苑宾馆的一个小楼上，就两个办公室，有什么事大家都一块商量。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跟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要搞核武器。其中有四个项目，起步工作都是先要选场。1958年3月份苏联专家来了，专家有安德烈耶夫、卡列尼奇，他们在苏联都是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下面还有搞工程建筑的八九个专家。霍广盛和我做随行翻译。到了张掖，那个地区是戈壁滩，地势很开阔，交通也方便。坐汽车跑来跑去，专家也认为可以。
眼前的这个地方虽然不错，但专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水源如何解决？地下水怎么样？在雨季能不能再搞一个小型水库？众人讨论了半天，说回去以后找水文、地质方面的专家商量。他们在那里还发现了一口很深的枯井，他们把所带的绳子都用尽了才够到底，而且井里面的水也不能饮用。显然，这个问题不太好办，只好再看看其他地区的情况了。
回到兰州，甘肃省委省政府设晚宴请专家们吃饭。席间提起这一段选场遇到的困难，说这里不太理想，看来得换一个地方。在座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就接住话头说，二机部的工厂那么多，都摆在一个地方也不好。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到青海去？我们青海有一个地方，地区很开阔，叫金银滩，你有多少工厂都能放下。
青海原先在选厂的范围之内，主要是考虑那里海拔太高，交通也没有河西走廊方便，大家就说这也好，去那里看一看。当时从兰州到西宁还没有火车，他们就坐飞机到了西宁。由于他们是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来的，因此青海省计委领导和好多人员都到机场欢迎，然后坐汽车到了海晏县。天色已晚，县长让大家先住下，嘴里直道歉，因为整个县政府也没有几间房子，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选厂组吃饭都是自己带的。
第二天起来，大家赶到了金银滩，见那里四面环山，只有一座庙，附近是劳改农场，没有人烟，就一些羊群。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就议论说，从这个地方来看，完全够用了，几个方面的场子都可以放在这里。不过，还有一个产品储存场所怎么办？县长说过了山头有一个很深的沟，要不去那里看看。专家问他，那里的岩石怎么样？光有沟不行，产品最后是一定要进洞的。县长说，都是石头山，打洞估计没问题。郭英会便带专家翻过山头，进到那个大山沟里，发现山沟确实很深，有很多松树，不像金银滩那边，一棵树都找不到，条件要好于金银滩。专家们采集岩石样品做了研究，认为这个山没有问题，可以打洞。
剩下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要考虑这里的海拔太高，因为他们上了高原之后，不光是人有反应，连汽车都有反应。以后大批的科技干部到这里来，这样的海拔能不能承受得了？回到西宁，开了几个座谈会，技术人员都说能够适应，到这里总要有一个适应期，过一段可能就会好的。专家又问，大人从内地到高海拔区，经过一段适应可以呆住，那孩子呢？大家说，从内地到青海，孩子也能够适应，环境能够改造人嘛。朱少华说，关于交通问题，专家也基本上认可了。记得郭英会对我说，这次金银滩之行，没有白跑，是个意外收获。回到西宁后就和计委同志谈，因为计委当时是大包大揽，受大跃进的影响嘛，他们打包票说，只要你们建厂，我们就把铁路修到厂区。事后才知道，这谈何容易。专家还提出来说金银滩距大城市太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还说到技术人员研究出来的成果发表问题，因为苏联人很重视这方面的事情，技术人员写文章要发表啊。中方当时只好给他敷衍过去，说这些问题以后都好办，事实上以后都没有解决。返回北京之后，专家组和设计分院一起论证了很长时间，包括基建局陈一民局长他们都参加了论证 ，最后向上报告，黄克诚批准了。
实际上，选择青海高原做原子弹的研制基地，中方有人是持反对态度的。比如水质问题、地方病问题、交通问题、高原问题，勘选小组的何广乾等中方人员就提了出来，但尽管他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设计师，苏联专家对这些意见仍都不以为然。扎吉江也同意苏联专家的看法，说我们苏联也有高原，开始有的人嫌苦，跑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工资要提高，生活要搞好。高原有很大的优点，细菌少，吃肉也没有问题。
第42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4）
最终，中央决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在青海草原秘密建设。
1958年12月，苏联向二机部提供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初步设计资料。次年2月，基建队伍陆续进入场区施工。来自全国各部队的两千多名转业军人，以及七千多名民工和两千多名建筑工人，顶风冒雪开向了这块西部高原。
与此同时，一部刚拍摄不久的电影也被打入了密室。这部电影叫《金银滩》，里边有一首插曲唱道：高山上跑马啊云里穿，要找凤凰到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在此定点建设后，这部电影就被悄悄禁映了，原因是保密。
为了适应高原的气候条件，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警卫战士大多从本地招收入伍。同样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兜了三天三夜的圈子，给战士以走向天涯海角的感觉。等退伍后，一些士兵才发现，自己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当了几年兵，站了几年岗。
1958年5月，一群身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敦煌，在古阳关之外的大漠里安营扎寨。当时，彭德怀元帅正好在西北视察，顺便在鸣沙山下接见了这支部队的大队长张志勇和政委常勇。
见到元帅，张志善报告说，首长，我们是0673部队的。彭德怀一听便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不就是原子靶场嘛。毛主席说了，要搞一点导弹、原子弹。
此前不久，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后称核试验基地），由工程兵负责勘察选址、设计与施工；以商丘步兵学校的一部分人员为基础，组建第一支核试验部队。这支部队先参加核试验场的勘察和建设，然后担负核试验任务。根据军委决定，商丘步兵学校被撤消，原班人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由校长贾乾瑞带领建设原子弹仓库，另一部分人则由政委常勇和副校长张志善带领建设原子弹靶场。同年5月，以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为首的选场委员会，根据苏联专家提供的选场条件，研究了有关资料，先进行图上作业，认为适于建场的有甘肃敦煌以西、新疆罗布泊以北等4个地区，以敦煌以西地区较为合适。最终选定了新疆罗布泊地区。
5月下旬，常勇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就随陈士榘到甘肃敦煌西部地区勘察原子弹靶场场址。一同去的还有四名苏联专家。八九月份的戈壁，地表温度非常高，有时能达到五十多摄氏度。几天下来，选场人员便一个个晒成了紫色，连胶鞋底都让地表给烫得变了形。那里有一种花蚊子特别可怕，抱着团一齐向人进攻，扑上来就咬，打死都不松口。众人只好找个草帽戴上，再用纱布封在上面，就像蒙面人一样。这样一来，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蚊子一时倒是咬不着了，可是你不能去大便，因为一脱裤子，蚊子早就等着呢，大家只能选择一个有风的地方来避开蚊子。
从西北回来后，常勇即给张志善打电话，要他和校长贾乾瑞到北京接受任务。张志善和后勤部副部长乔广林两个先走了一步，随后贾乾瑞也到了北京。常勇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选场的情况，说那个地方特别艰苦，喝不上水，陈士榘是上将，最后也只好一起喝汽车水箱里的水。
随后，万毅召集开会，交代了第一项任务——组织一个勘探大队，张志善任大队长。张志善和常勇回去以后，拿出名册，集合人员，选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110个教员和机关参谋、干事、助理，配了两名医生和护士，带了两辆美制大卡车，要了一辆专列，买了五麻袋盐，浩浩荡荡往西而去。出发前他们做了动员，说我们如今组成的是勘测大队，主要的任务是地质勘测。并且和被选中的人员分别谈话，说这个任务是毛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务，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不准通信，不准打电报。
专列一路向西，到了郑州往西去，到了西安还往西去，到了天水也不停下来。走了几天，到了兰州站，因为调车，专列暂时停顿下来，队伍以为可能到了。有人就问张志善：还往西去吗？张志善说，还得往西去。又有人问去那里干什么？张志善答复道，去了那里再说。专列又往西开，到第二天早晨，下了火车又上汽车，走了几个小时搓板路，到了敦煌，他们和一周前先行抵达的先遣队会合，这支二十来人的先遣队是在乔广林带领下打前站的。再往里走，呈现在这支队伍眼前的，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四起，有些人正在挖坑打井，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要在这里干什么。
就在这样一种懵懵懂懂当中，大家开始展开工作。许多人一开始虽然不明着议论，但背地里免不了嘀嘀咕咕。有一天收工回来，几个干部就找到张志善，说副校长你和我们都很有感情，怎么现在信不过我们了？张志善其实也知道他们的来意，可他也知道不能讲，就故意反问道，我怎么信不过你们了，没这个事。干部代表们反驳道，那你说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说是开荒却没有水，搞工业也不像，天天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干，到底干什么？张志善说，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反正毛主席指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几个干部更加好奇了，说你不告诉我们，我们这叫打的什么仗，我们都是经过党审查合格的，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现在大家成天嘀嘀咕咕，一天到晚蒙在鼓里，晕头转向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第43节：第十一章 蒙在鼓里（5）
显然，干部们反映的问题不容忽视，张志善立即给总政发了一封电报，汇报了这边的情况，请示究竟该怎么办。很快，总政回了一份电报，同意他们在注意保密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说明和动员。8月底，在敦煌刚落成的电影院里，张志善向全体人员交了底：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一个原子弹、氢弹试验靶场。我们一定要打破核垄断，长我们国家的志气，意义很重大，任务很光荣。大家一听，马上就蹦起来了，说原来是搞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了也无怨。
白天干活，除了累，让人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蚊子。解手要选地点，找风向，速战速决。到了晚上，人就不敢在外面活动了，只能钻到蚊帐里面，说话唱歌写东西都不能出蚊帐。几个领导要听汇报了，也要坐在蚊帐里面一边汇报一边记录。照明用的是蜡烛，还要尽量节省，谁发言就用电筒照一照，因为在敦煌连蜡烛都没有，要去兰州才能买得到。所以蜡烛也得节约。张志善讲起那时的情景，说八年抗战都没那么苦。比长征呢，也就是缺了敌人在后面追。可战士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