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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对待中印边境战争问题以及台海紧张局势问题上批评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公开进行指责，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
中国人明白，所谓兄弟般的关系已经就此结束，而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核盾牌如今更无可能。
事实上，撤退专家在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便已开始行动了。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苏联专家为数很少，但撤得最早。6月上旬，几位苏联专家同时提出要回国避暑，从此却一去不复返。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聘请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突然奉命离开。在这个厂工作的设计、安装、生产工艺专家接踵离去，8月3日全部撤完。到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与此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至此，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按照中苏协定，苏联应援助中国建设30个核工程项目。但是有23个项目（包括全部工业项目）都没有完成协定义务。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停止设备材料的供应，有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将建成的工业项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者缺少某些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16个项目中，还存在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存疑、图纸差错等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还有14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完成很少，而中国设计人员对其中许多核心技术尚未掌握，必须从头做起，难度很大。设备、仪表、材料供货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据统计，在30个项目中，已经供完或基本供完的有13项，只供应了一部分的有16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完全未供货。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致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力，迫使中国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生产。
在兰州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于7月27日从北京接受指示后回到工厂，随即召开各组长和各专业专家的会议，当天下午便向王介福提出奉命回国的问题。第二天下午，苏联大使馆经济联络处党委副书记巴特拉舍夫和工作人员莫洛托夫也赶到铀浓缩厂，当晚召开全体专家紧急会议，次日一上班，专家普遍表现沉默，只是各自埋头清理资料，焚烧保密本。
但是，这种沉默并没有保持多久，当天下午至第三天，专家即纷纷下车间告别，把这当作一件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中国同行，普遍表示突然，认为工作没做完，没到期就走，很惋惜，很遗憾。他们也希望继续工作，不愿离开，但没有办法，要听从命令，叫走就走，不像你们，我们不讲群众路线，没有讨论余地。总工程师若尔尼斯基找到主车间工艺组长华戈旦说，我们的上级把我派来，现在又突然把我调回去，好像上帝在安排我一样。但我不相信上帝，很遗憾，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我们的最高领导才知道。过去都是按计划办事，早知道这样，培训工作是可以赶一赶的。现在回去了，但心的一半还在这里。机械师卡夫里京，仪表调整专家米哈依林，生产专家副组长阿布金等人在向工厂讲解了有关问题之后，向大家告别说，我们奉命要走了，但工作还没有完成，走的时候没有来的时候愉快，没有看到机器正式运转就离开，很遗憾。在工厂举行的两次饯别宴会上，大家频频为友谊干杯，在宴会完了送别时，不少专家夫人都流了泪。
第68节：第十七章 苏联人终于摊了牌（4）
刘杰说，苏联毁约撤人，其实我们也早有预料。1960年4月，扎吉江任期满了，他们让他回去，他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了三年，出主意，想办法，来来回回奔波忙碌，有情有义，也有功。他夫人是跳芭蕾的，儿子是搞导弹的。扎吉江走时我和陈毅副总理、宋任穷部长都去机场为他送行，我们一再对他表示敬意和谢意，他也很激动，很动感情，对我们说，中国人的格瓦拉（脑袋）是很聪明的，你们很早就有过四大发明，你们一定会成功。只要有人，有科学技术力量，苏联没有援助的东西，你们自己可以搞出来，那些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从扎吉江的走我们就感觉到，苏联可能很快就要摊牌了。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态度怎么样，这些专家绝大部分对中国都是非常友好的，有的专家日日夜夜人对人地进行指导，他们也认为赫鲁晓夫这种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临走的时候我们都依依惜别来欢送他们。当然这里边也有少数专家不大友好，有些本应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了，又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有的专家讲，这是对你们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有的说离开我们，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出原子弹。那个时候带来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绝大部分工厂没一个完整地完成了设计，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困难很大。我记得邓小平同志在苏联谈判时说过，我们决不做父子党，父子国，即使你们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工业建设的困难，外贸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来搞计划，但是我们下决心来吞掉这个后果，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苏联公然毁约后，毛主席在北戴河听取了李富春同志汇报，主席说，我们的尖端技术要抓紧，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很好，给了我们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所幸的是，由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应变准备，所以后来面对专家撤出和设备停止供应的困难，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停顿。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要想按原先设想的于1962年爆炸原子弹的计划，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了。
宋任穷说，1960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我们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听了，摇头说，1964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我当时的心里实际上是有些恼火的，因为他没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时这样随便说说倒也无妨，但你现在偏偏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我们实际上又绝对办不到，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说，1962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讲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再也不吭声了。
第69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1）
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
“就是要有动力，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 刘杰接过重担——王淦昌隐姓埋名——杜布纳人心思归—— 曹本熹痛失爱女—— 程开甲出了口气—— 彭桓武“搞不清”自己的角色——大宅门口的石狮子，作用大着哩
苏联人走了，九局原本为苏联原子弹样品所盖的仓库，派了新的用场。1960年初，九所的一百多名干部坐在这间仓库的空地上，听宋任穷部长给他们作自力更生的报告。
朱建士说，苏联不帮助我们了，我们就要自己干，领导不是说要发奋图强嘛，把发奋的“奋”改成愤怒的“愤”，这个时候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因为我们是搞流体力学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三班倒，做了一些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的预备工作。有一天晚上宋任穷部长来看我们，他问我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说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宋部长说，是啊，就是要有动力啊，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宋任穷把大家的劲头鼓起来了，他自己也准备彻底甩开洋拐杖，和大家一起搞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来，但就在此时，中央却做出决定，让他离开二机部，去外地任职。
刘杰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宋任穷同志对我讲，他的工作要调动，调到东北局做书记，那时中央重设大区，让他做东北局书记。我一听这话，就觉得非常的突然啊。二机部机关自1956年迁入三里河办公楼，我们俩始终合用2楼4号房间，我们办公在这里，部党组开会也在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会议室。这么做不是由于办公用房紧张，而是有利于商量、研究工作，有利于我们之间和党组之间的团结合作。另外，我们对面办公也是勤俭办一切事业精神的一个行动。正因为我们长期在一个长桌办公，思想、感情经常沟通，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我就对他说，现在这个时候调你走，你是不是可以再说一说不要走啊。
宋任穷说，我那时候其实是不愿离开二机部，不愿到东北局去当那个第一书记的。我走的时候向聂总、贺龙元帅和罗瑞卿同志说，我说我搞那个事情不行，我对这个有感情了，还是干原子能事业吧。他们当时也是希望我不要走。最后我又去书记处找彭真和邓小平，小平同志给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那时总理问我，你走了以后，这二机部的工作由谁来接替你，是不是还从军队找一个人？我说军队里如果有合适的人的话可以，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是可以的。后来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认为刘杰接替我的工作合适。我回去之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杰，并对他讲，回头周总理还要专门同他谈话的。
刘杰后来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面容严肃地对他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调走，这个原子能事业确实很重要，毛主席也同意让你来担任这个部长，负这个责任。刘杰说，当时我提出来，责任很重大，恰好又是宋部长要调走，苏联停止了援助，这样一个局面牵扯到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这么重大的任务，以我的资历和我的工作能力恐怕是很难胜任的。总理说，对你，中央是了解的，信任的，毛主席已经批准，就这样定了。当时面临苏联撤人毁约，整个原子能事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应该怎么办，确实是摸不着底的，所以心情压力很大。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应该很沉着地来应付这个局面。我们首先起草了一个电报，发给所有的厂、矿和研究单位。首先一个意思是说，现在苏联撤退了专家，虽然造成了很大困难，但这反过来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促进，我们要自力更生。第二点就是由过去的苏方为主转到了以我们自己为主，假如第一个是认识上的转变，那么第二个就是组织上的转变。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己当家做主，许多人员的调配组织，都得自己来建设。中心的问题就是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力，不要浪费时间，下边再有若干的措施，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免去他们的事务性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个电报发下去之后，后来才知道在当时不仅仅是稳定了局面，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在这个前提下，有几步工作，第一是摸清情况，站稳脚跟。第二是调集科学技术人员，第三是组织大协作。在这个基础上，紧跟着提出来，我们要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集中人才力量。钱三强同志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在原子能研究所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在以后推荐人的时候他是最了解情况的。当时就是要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前前后后调来一大批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特长，比如王淦昌先生发现了反西格玛粒子，那在世界上是很轰动的。彭桓武是搞理论物理的。我请王淦昌和彭桓武来我的办公室，请他们考虑参加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王淦昌停了一下，说愿以身许国，彭桓武也讲，没意见。最后让他们三天之内报到。为大力展开协作，我和钱三强、张劲夫商量，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有计委，还有科委的人，有刘西尧、范木汉等同志参加，专门管协作。另一方面，我们把工厂一个一个排开，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就是让研究所设计一些装置，根据他设计的大体框架把装置做出来，然后在这个装置里进行测试，寻找数据。因为我们这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依靠自己摸索着去干了。
宋任穷说，到9月份的时候，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
宋任穷动身前往东北的时候，邓小平和彭真去给他送行，刘杰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在那里对刘杰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走了，这个任务就由你来承担，你的责任确实重大，你要勇敢地担当起来。彭真同志也说，你要担当起来，有困难就叫，你这个人不好叫，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当时的情况下，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也觉得既然决定了，就义不容辞。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
从1960年春开始，全国为二机部九所选调的科研人员陆续到位。这时候，已经有基本上一直从事核科学研究的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有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陆续从美国和西欧归国的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程开甲、吴征铠、周光召，以及陈能宽、姜圣阶、曹本熹、汪德熙、陈国珍、黄祖洽、于敏、秦元勋，等等。在这些科学家的带领和培养下，一支比以往强大得多的科研力量正在逐步形成，这一人才资源在不久后的攻关中便日渐显露出巨大的作用来。
第70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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