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初结婚时说好要和刘允斌一起回国的。他遵照父亲的叮嘱，决定只身一人先回国。我们都计划坐火车，为的是途经贝加尔湖区等地，可以领略一下大片苏联东部国土的风光。临行他决定坐飞机，并说，最好是一上飞机就睡觉，一觉醒来就换了人间。结果真的只身一人回国，什么都没有带，连常穿的皮大衣都留给了他的岳父。
第81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4）
朱培基说，刘允斌和玛拉一起学习长大。尽管他已是苏共党员，苏联当局仍然劝他俩从心爱的原子能专业退出来，改学化学动力学和表面化学。取得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转到中国派出去学习原子能专业的队伍当中，每月的收入减少了许多，这对他有一家六口的开支来说不能没有影响。岳父是老红军，对独生女儿要求很严，但玛拉仍喜欢到克里姆林宫里去看医生。临到要回中国时，她又犹豫起来，不愿离开父母，又考虑中国没有莫斯科大剧院，看不到芭蕾舞。对于这些他并不赞同，但他还是按父亲的教导做了：放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先行回国。第二年玛拉来北京探亲，当时他还在拿未定级前的100元工资。需要安排陪玛拉到处走走看看，玛拉还想买中国特制的开士米连衣裙，刘允斌没那么多钱，可他宁肯向我们借钱也不肯开口向家里要。后来尽管玛拉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对中国的水蜜桃赞不绝口，但还是回去了，不肯留下来。又过了一阵子，只好经过部领导批准算是离婚了。刘允斌回国后先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工艺研究室当主任，大家都反映他没有架子。他曾对我说：你要想让别人做什么事，首先自己去做。譬如打扫卫生、保持实验室清洁，你只要拿起抹布来擦就行了。他喜欢吃辣的，已经辣得嘴上唏哈唏哈的了，还是不停地说，好吃，好吃。1960年困难时期发给他的一点补助油、黄豆什么的，他都拿来让我帮他做了一块吃。当时所里的高干子弟就有家里来汽车接回北京城里去过周末的事，他却总是和大家一起挤班车进城。有一阵子没有油，班车停开，他也和大家一起步行，到良乡去乘火车回家。听他说，困难时期因为孩子多，他家吃的比起别的领导人家里更加紧张。1962年据说要调什么人去包头建立锂材料研究室，人家不太想去，刘允斌主动表示愿意去。我和他谈起此事时，他说：我爸爸总是教导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才行。
刘允斌去了西北，那地方就是张诚当厂长的包头核元件厂。刘允斌到了包头工厂，把原来准备遣送走的、社会关系不好的技术人员都通通留了下来，团结大家一起研究究竟怎么上试验。
核元件厂也已经严重缺粮了，一天，包头市副市长把张诚找去，说仓库里面的粮食只有很少一点了，你赶紧派人把粮食领走吧，不然的话，你们吃饭都不能保证了。当时国家实行粮食计划供应，许多地方和部门就虚报人数，有1500人，却往上报2000人，不这样的话，上面拨下来的粮食就不够吃。乌兰夫听汇报时了解到核元件厂的粮食困难，就表态说，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乌兰夫当即确定给包头核元件厂40头奶牛，500头羊，500头猪，还叫厂子里搞养鸡厂，确定给他们80％的细粮。另外还给了1200立方米木材供厂子搞基建。
工厂初创时期，周围有很多土地，种了大面积的土豆。因为饿，人们收土豆的时候洗都不洗就啃上了。大食堂里面堆了些土豆，人们打完饭之后，就蹲在那个地方吃。有一次，设计处的董弘琪在土豆堆跟前一边吃饭，一边顺手拿了两个土豆，装进大衣口袋，恰巧让食堂的人看见了，上来就是一顿搜。处长苗志峰得知此事，就开会批评。事情汇报到副厂长杨朴那里，杨朴说不要这样，不要批评，不就是拿了两个土豆嘛，又不是什么大事，你老批评不好。
国家困难，很多人饿着肚子，刘允斌自然也一样，饿得脸发青，腿浮肿，前胸贴后背。他父亲虽然贵为国家元首，也同样停止了吃肉，减少了副食。刘允斌不由得想起他那苏联妻子的话——中国人太穷了。
1967年，刘允斌被诬为刘少奇的黑孝子和苏修特务，受到了种种批判与侮辱。
过去一些曾受到刘允斌帮助的老工人和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别在一边。一些平时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有人甚至揪住他的头发，给他坐喷气式飞机，要他揭发刘少奇。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点来钟，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他草草洗了把脸，就和衣而卧。第二天，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
好人不见得就有好报。刘杰说，刘允斌希望回国工作，但家属孩子怎么办呢？刘晓去找他。他夫人玛拉也是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副博士，不同意，说中国人吃草，太落后。他老丈人也不同意。我们去选人时征求他的意见，刘允斌说同意。后来他下决心要回国了。在机场时，他样子非常激动，他夫人不停流泪，两个人拥抱亲吻。他自己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愿意撇掉一切。张太雷的儿子就不一样了，对回国一事断然拒绝。“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刘允斌也遭到迫害，几次到我家，非常想不通，非常反对。当时我也逃来逃去的，他不但到我家里找，还到旅馆找我。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竟然被逼得卧轨自杀了。
刘允斌的儿子阿廖沙、女儿索尼娅和他们的母亲玛拉是事隔20年之后才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的。1987年，姑姑刘爱琴费了很大功夫，从到中国探亲访友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最终取得了联系。阿廖沙说，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记忆，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后。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父亲会自杀。但我们一直思念着父亲，姐姐对父亲的记忆要比我多，她还写过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诗，就叫《怀念父亲》。我外公外婆和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姐姐也嫁给一位美籍俄罗斯人，到美国定居去了。我现在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几个亲人了，他们都在中国。
阿廖沙先是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后来被分配到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中苏关系恶化时期，为了少惹麻烦，阿廖沙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都没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因为他身份的特殊限制，直到2003年4月他退役三年之后，才和妻子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路。阿廖沙说，我和妻子到了北京，先在王光美奶奶家和刘爱琴姑姑家住了一周，接着又到湖南老家认祖归宗，后来还去了南京雨花台，为何宝珍奶奶献花圈。一切都令我震撼和感到亲切。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时时在想，这就是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我的家乡。他们令我自豪和感动。我的感触难以用语言表达。我有两个故乡：中国和俄罗斯。我要尽力做一些有利于两国的事情。
第82节：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1）
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
简法生产，骑驴找马——到株州收黄饼——全民办铀，功不可没——科研报告不需要形容词——整体的力量给我信心——越是出问题的时候，越是长见识的时候——“三结合”的能耐胜过一切——转向英文资料，看到崭新天地——提前超额完成两吨二氧化铀
六氟化铀是铀浓缩厂使用的原料，它是由二氧化铀经两次氟化（也称铀转化）而获得。因此，研制生产六氟化铀，必须从研制生产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开始。
1960年春，兰州铀浓缩厂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可是，为铀浓缩厂提供原料的几个工厂的土建工程尚未完成，特别是应由苏联提供的四氟化铀和六氟化铀生产车间（厂）的主工艺设备，大多未交货，建设速度滞后的局势非常严峻。而铀浓缩厂建成投产一段时间内，所需原料六氟化铀从何而来？请求苏联援助，已经出现了不大可能的苗头，唯一可行的就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己组织研制生产了。
白文治说，衡阳铀矿冶厂这时还没建好呢，刘杰只好召集二机部设在北京的五所——铀矿冶研究所领导开会。李魁年是所里的党委书记，他带邓佐卿来参加了。会场上在座的有几位副部长和局长，气氛相当沉重，大家都很忧虑。刘杰要求铀矿冶研究所用简易方法，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出两吨二氧化铀，然后生产四氟化铀，由原子能所承担六氟化铀的研制生产任务。刘杰把这个做法叫做简法生产，又叫做骑驴找马。刘杰询问铀矿冶研究所有什么困难，李魁年心中无数，不好表态，就叫邓佐卿发言。邓佐卿是工程师，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随口说了句我保证完成任务。
邓佐卿最早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时，是三办原子能小组里最年轻的成员，曾师从杨承宗做用乙醚萃取硝酸铀酰和制取二氧化铀的实验，后来又到苏联实习，具备了一定的研制二氧化铀的专业知识和生产经验。
邓佐卿说，杨先生对人特别和气。当时我大学毕业才21岁，他很喜欢我，所以对我的培养、教育可以说是很周到。我看不懂法文资料，他就把法文资料翻成英文供我参考。过去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大的黑皮本，一共200页，工作、读书都要求记录在上面。实验怎么做的，出现什么结果，有什么现象，都如实作记录，每天交给杨先生看。我做实验的时候，杨先生站在后面，手把手地教。有时做记录，我用一些形容词，他认为科学研究报告、科学研究结果不能用形容词。比如说萃取的过程非常好看或者说这个颜色很漂亮，这么说就不行。颜色漂亮是什么漂亮？非常好看怎么个好看？不准确。你得写这个是橘黄色或者是淡黄色，不要加很多这种形容词去描述，科学论文没这个形容词。到了1960年，确定要搞这个简法生产二氧化铀之后，所里叫我做技术总负责，我感到压力很大，之所以敢接下来，是看到我们这二三十个技术干部和一百多个工人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生产技术能力是不可限量的。那时候摆在面前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原料，要去调查了解一下，咱们粗制的黄饼是个什么状况，要运回来。我们就派田兆忠到株洲去选运。田兆忠很直爽，山东人性格，长得胖乎乎的，头秃了。他小时候参加儿童团、武工队，解放以后读书，他大概是1958年大学毕业的，毕业过后就分到我们这里。因为他办事比较利索，过去干过很多事情，可以克服很多困难，所以就派他去了。
第83节：第二十二章 使原子弹研制至少提前了一年（2）
田兆忠急忙赶到株洲，去找老百姓们用土办法炼出来的重铀酸铵。田兆忠说，株洲是重铀酸铵即俗称黄饼的一个小的集散地。我到那里一看，是有，不过太简陋了。在车站的站台上，就像堆放沙子一样，乱七八糟堆放着那些黄饼，也没有用帆布盖一盖。黄饼都风干了，风干就都成面了。一刮风啊，就呼呼的刮着走，掀起一片黄色。我感到很吃惊。这东西很稀缺，要许多许多矿石才能炼出一点点来，所以比黄金还贵，合二十来万块钱一吨，让风随便吹走了，多可惜，而且它有放射性，让风吹的到处都是，对人对环境危害很大 。我见一家商店，一半卖着生活用品，一半就收购这个黄饼。有些人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操作这种买卖，这太危险了。我除了对当地人宣讲有关知识外，马上发电报给所里，所里就派董灵英帮我，找了几个分析人员，对产品进行分析化验后，收购了一车皮运回来。
从湖南运回的这批黄饼，保证了初期两吨二氧化铀的生产原料。其后，铀矿选冶研究所简法上马，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研究所把后面的一座仓库一分为二改建成生产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的简易厂房。工艺流程自己设计，很多设备也自己造。
李志恒说，咱的浓缩物功劳不小啊，当时，要没有这个原料，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但这些东西品位极低，颜色还五花八门，因为它不是一个厂出来的，是全民办铀的产物，有的含磷高，有的含铁高，有的拿来就根本不像黄饼要增加预处理工序。但当时国内资料基本上没有进行预处理的内容，我们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纯化的研究，可给我们的任务是，年底就要拿出合格的产品。怎么办？不能按常规走路，只能边实验、边设计、边施工。要现在来看，那是不符合程序的。但当时情势迫使我们不能不这样做，好在大家齐心，老师傅有经验，总算在8月份把流程和设备、管道弄出来了。
搞试验性生产，所里付出了很大代价，酸雾和灰尘充斥四周，用原先的破仓库改建而成的生产工厂光线昏暗，窗户上的玻璃模糊不清，腐蚀严重。人们下班后一拿掉面罩，发现他们都长了一个绿鼻子，连鼻孔里边都是绿的。夏德长说，在生产工艺上有好多问题，设计中处理的对象是纯度较高的原料，可田兆忠从外面收来的却含很多杂质，还要进行前期处理。我负责的是第二阶段的生产。当时设备漏，因为不锈钢焊接不过关，搞了十来次，仍有漏的现象。另外还原也不好，锻烧过程中出来的不是两个氧，而是两个多。但越是生产出问题的时候，就越是长见识的时候。
1959年9月，禄福延从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就到了铀矿冶所，先在第四冶金研究室当主任，后来到所里生产科当科长。他刚来的时候还有一批苏联专家，可以跟着专家学习，什么都按着专家说的办。知道苏联靠不住的信息后，突然告诉所里，大家紧张起来，抓紧学习。禄福延说，当时我感觉大家最主要的还是想争一口气。因为我们也听说了，苏联人讲，嘿，你们只能站在我们肩膀头干。意思是我们一撤你们就掉下来了。所以，大家狠下一条心，自力更生，大力协同，什么个人名利都不考虑了。真要全靠苏联的话，可能我们的进度还没这么快。我当时在院里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干部，但是很关心国家这个事儿。部里的方针是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我感觉这个方针非常好。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没有这个三结合也不行。当时部里抓得很紧，我们就倒排进度，一环扣一环地组织落实。首先搞二氧化铀，生产出来以后，就着手搞四氟化铀。当时最难最担心的活是两个炉子，我们提出要求，部里六局就负责了。他们该找钢铁研究院研究，该找上海什么电炉厂，都不用我们管了。他会给你按进度、按要求解决。我们也想了一些土办法，比如搞萃取，当时搅拌问题没解决，我们就搞了好多木头棒子，人也排好了次序，做好人工搅拌的准备。有些事情自己做不了就请外面协作。当时衡阳矿院来了一批学生和老师，本来人家在这儿是实习的，没有任务。2号厂一弄，正好他们赶上了，就连老师带学生都留下来了。工人也是这样，你指到哪，大家就干到哪，不讲什么条件，我不能干的我也想办法干。有些问题工人他能解决，哪漏啊，哪冒啊，跑、冒、滴、漏，这些问题最后都是他们自行解决的。那时兰州铀浓缩厂的一批工人，也过来支援。可以说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一路绿灯。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怕出事故，怕伤人。幸好这一段没有什么大的事故，虽然产品质量中间出现一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