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想，中央决定了1964年，但是少奇同志讲了，总理也讲了，我们原来也讲过，不行的话1965年，还有个缓冲嘛。后来爆炸成功了，张爱萍一见我，几次都拍我肩膀，说，刘杰，怎么样，我说六四年，你说六五年。我只好说，你说得对。那时候提出两年规划时，确实条件不是太具备，有一定风险，所以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我一再说，我对实现两年规划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说有绝对把握。我们说，力争1964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也有可能争不到啊。究竟如何，还得由实践来检验。现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切经过试验，攻关夺隘，把计划变成现实。因此，我在发言中一再说，如果经过努力，两年规划在1964年未能实现，1965年我们再干半年，留半年的余地。同志们听后，认为言之有理，都表示赞成。曾一度主张推迟第一颗爆炸试验时间表的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认识就统一起来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有缺点。我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多，其他同志各管一段、一面，不大了解全面情况，这是造成在两年规划问题上一定时间内认识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班长，我负有主要责任。在讨论两年规划时，我做过自我批评，并在会后采取了改正措施。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许多担子都要压到刘杰的头上来，上上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劳心费神。有时甚至制造某个设备时要用什么样的钢材，他都要过问。有人讲，刘杰管的太细了。
刘杰说，事后回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总工程师？像真空阀门的事，弹簧箱的事，蒙乃尔金的事，你不好拍板啊。弹簧箱是铀浓缩厂的一种设备，按照苏联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万次，但我们制造的只能达到几千次，用不用，也要我来拍板。这都是经验教训吧。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1962年一年时间，头发就秃了。但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组织管理问题。你说一个科学技术要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好，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那都是个决策问题。而我呢，就是要争取时间，要让原子弹能够很快的构成，定型，我就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了。我要是光去区分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这就要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了。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二是自己读一些书。记得在那个小楼里，夏天太热，汗流浃背，也顾不上这些，只一股劲要努力多学些，多补充一点基本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些技术决策中，在专家们见解有分歧时正确拍板。两年规划，就是吸取了长期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略研究经验，从实践中学来的。说起来，我在地质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受了，我一转业，中央让搞地质，那个时候天知道什么是地质啊。我就总结了两条，一条呢，有些同志一进门以后，就钻到技术里边去了。另一条路线，首先是看全局，抓全局，你这里有几种学说，大体上是怎么样形成的，工作里头分几个大的部分，有着什么不同的意见，还考虑各种专家不同的特点，国家的要求怎么样，我们实际怎么样，然后再分门别类地了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车上我问彭真同志，搞这个东西我是外行，应该怎么办呢？彭真说了两句话，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专家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学习，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这两句话恰好也是我在地质部的一些经验，就是说，我们不要急于钻进去，那技术，钻的越深越好，但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认真地学习思考，在里边寻找利弊得失。现实的、理想的、近期的、远期的都要想，要善于在这里思考。学习的时候找老师，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这是老老师，我们在饭店里请他们讲课，还有小老师，什么邓佐卿啊，朱培基啊，都是我的小老师。还采取个别谈的办法。像谢振羽，那时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学上遇到问题就找她。个别谈谈的好处是，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便于交流和分析。我自己没有更多的经验，中心的问题就是靠大家。
第95节：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1）
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
病得不是时候——内部人写了一封信——联合工作组来到二机部—— 各查各的，各写各的——周荣鑫说，“努力工作两年，问题就清楚了，何必现在争论！”——三重困难也没压垮二机部——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自尊心受到伤害就要发愤图强
原子弹两年规划确定下来之后，刘杰又向第三次中央专委会汇报了原子能工业的生产、建设情况和今后两年的安排计划。到这个时候，他长时间紧张的神经才略微松弛了一些。但此时疾病却乘虚而入，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吴洁为刘杰诊断后，认为他是高血压心脏病急性发作，建议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关键时刻犯了病，刘杰心里十分懊恼，觉得自己病的真不是时候。经周恩来和罗瑞卿批准，1962年12月中旬，刘杰离京赴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治病休养。去疗养院之前，他还曾去上海医院做检查，那里的大夫认为他不是心脏病，而是劳累过度，得的是疲劳综合症，医学上叫疲劳症候群，也主张他离职休养一段。刘杰想起向专委汇报时，周总理曾要他订好详细措施，努力抢时间赶进度，力争实现既定目标，现在工作千头万绪，正是要紧时候，却要躺下来，真是既不甘心，又实在无奈。自1955年从事原子能工作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岗位。
去疗养院刚刚十来天，从环境到心境刚刚有了一些安静，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又使得刘杰坐卧不宁，归心似箭。
刘杰说，两年规划之后，大家都议论纷纷，压力也是蛮大的。你要说这个东西不承担风险，那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到应该这样做，即使再冒更大的风险。我离开北京后，刘伟到下面抓工作去了，部里的工作由袁成隆主持。那一天，袁成隆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根据罗总长的指示，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委联合工作组来部里检查工作，组长是刘西尧，并把与此有关的部计划局一位工作人员给总理、总长的信的内容及总长的批示，向我作了粗略介绍。乍一听，我感到有点突然，这是怎么回事啊？再细一想，上级派人检查下级工作，也是理所应当。当时有一个计划局的同志，向罗瑞卿写了一封信，反映二机部的管理落后，生产率很低，而且提出这个两年规划看起来缺乏根据。类似这样的说法本来就不少，现在又冒出来了。那时我在疗养院住了12天，我说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临走的时候，罗瑞卿同志恰好也在广东，我去见他，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了解了解二机部的工作，大家提点意见也有好处嘛。当时我老伴也到广东了，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我就考虑，不管怎么样检查，最要紧的是从头开始。矿山怎么样，两年规划再好，你这个原料出不来总是不行的。我就中途下车了，到了湖南郴州，叫金银寨吧。我在金银寨呆了两天多，看看这个矿山究竟怎么样。恰好那个矿山进展得还可以，但出现了粉尘问题，出现了矽肺病。我到矿山矿井看了看，哎呀，按规定这个打钻是要先开水，再开钻，可是他们为了抢进度，没有开水就开钻，因此粉尘就出来了。这粉尘还不同于一般矿山的粉尘，它是带有放射性的粉尘，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即使你带了口罩，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我立刻召集会议，我说我以部长的名义，限你们三天之内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先开水，后开钻，防止矽肺病的发生。果然，三天以后就改变了，大家对那次我去的印象很深刻。那时联合工作组的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了，他们先是在部里各单位了解情况，然后再下厂，到下边去看。刘西尧把检查组分成三个组，一个组在北京各研究所，一个组看厂子，还有一个组看矿山。
印两年规划是在一个地下室，铅印工厂，有专人监督。怀国模说，写信告刘杰的人是计划局的程鹏，程鹏是监督印刷的，看到了规划中的一些内容，自己觉得有问题，就写了信。他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完全是出于好心，就是现在看也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给人教训太深，不能再吃这样的苦头了。
中央接到程鹏于1962年12月30日午夜写给周总理和罗瑞卿的信，大致内容是反映二机部管理混乱，心中无数，计划编制是拍脑袋臆想，数字游戏。这样的计划用以指挥生产，非瞎指挥不可，以其向上级汇报是不自觉地欺骗上级。三天后，罗瑞卿批示说，来信所反映的，尽管具体情节可能有出入，但可能基本上是事实，而且讲得很有道理。我们过去对二机部的工作还不摸底，请由国防口会同国防科委指定得力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切实检查一下二机部和各职能局的工作。根据这一批示而成立的工作组，由刘西尧任组长，刘柏罗任副组长。
刘西尧说，1963年，刘杰到广东养病，二机部有个程鹏，向中央写信说原子弹两年之内搞不出来。刘杰不在家，刘伟拿不出主张，钱三强也不很肯定，中央就决定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由我当头，刘柏罗、李光、赖坚这几个人参加。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先前我和张爱萍带了几个人曾经作过一个调查，回来以后打了一个报告，肯定了原子弹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是可以搞出来的。但现在一些人却又有了疑虑，中央不放心，就派我们再去作进一步的检查。我因为已经跑过一趟了，对二机部的情况也有了一定了解，就先在北京了解情况，然后再到底下检查。去外地分了几个小组，先从包头查起，后到兰州。包头的情况看来还不错，但我们到了兰州的时候，接到了检查小组李光从玉门那里打来的电报，说是按苏联的绝对工期，两年之内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还要我把这个电报转呈总理。我本来是准备先到青海的，现在一看是这个情况，在兰州就立即给周总理发了一封电报。随后决定先不去青海，先到玉门看看再说。到了玉门，听了他们的汇报，也是有不同意见，周秩本人决心很大，认为用两年时间完全可以实现这个规划。我们仔细分析以后，在检查过程中，才慢慢发现，是我们工作组内部的个别同志机械地按苏联专家所说的绝对工期计算，所以向周总理报告，说两年规划难以实现。最后检查的结果是能够实现，那当然很高兴了，就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又报告了总理。
第96节：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2）
刘柏罗说，在第三次专委会上，总理就指定刘西尧和我们到二机部的所属单位进行详细的考察，看看两年规划到底能不能实现。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没底啊。总理也肯定知道，有些人反映了意见，觉着只用两年就爆炸原子弹，而条件这么差，不可能。但在专委会上还没有人提这个问题，都是一致想办法保证规划的实现。因为还没有发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凡是提出来的问题，都能够安排下来解决，过早地修改这个两年规划，也没有什么理由。我想总理考虑到了方方面面，他办事是很认真、很严肃的，所以，他要求工作组分别到北京各研究单位和湖南、江西的矿山以及西北的核工业工厂进行调查。果然，到了正在建设中的玉门铀冶炼厂和加工工厂，那个检查小组的小组长李光就发现了问题，而那里有的领导却说检查小组太主观主义了。我们到了玉门，一看，按他们的计划，那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摊子铺得很大，包括反应堆，好多化工厂，电力什么的等等，两年全部建成根本不可能。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干，不能全面开火，必须抓重点，就是集中力量把第一颗原子弹必需的项目全力攻下来。第一颗要保证，别的项目放一放，不要一起都上。有些设备国内搞不成，可以到国外想办法买，争取两手抓。还有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我们到了那里，一看建设情况，多半还是张纸，显然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全部建成几十个工号，尤其是关键的精密加工车间，更是遥遥无期。但我和赖坚原来都是搞机械的，我们俩都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赖坚还提出来说，关键是能不能检测出来。加工是一回事儿，加工的设备也普遍都有，但是这么高精度不能差一点儿，他没办法检测，因此他不能保证。赖坚想到了401沈阳飞机发动机厂，知道它有这个检测设备，我说那好，就去找他。过几天他那个厂的厂长余侠平来北京开会，我们在延安就是老关系了，非常熟。我就给他讲，总理抓这个事儿，中央在抓，你们那儿有检测设备，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他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说好吧，我肯定给你弄到。这个问题算落实了。在专委会上，我们向总理作了汇报，在场的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很高兴，他说这好啊，我们的工厂只要能承担，我就保证接受任务。他说一个厂不行，西安还有个厂，还有一个发动机厂。他说两个厂都给你安排。后来余侠平在孙志远的支持下，详细研究了原子弹部件的图纸，组织了技术高超的员工，闯过了工艺技术难关，提前完成了原子弹所需的有关加工制造任务。很可惜，这两个人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不久，就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围攻，死了。
许淦是不久前才从二机部调到国防工办工作的，和刘柏罗一样，都在中央专委下设的办公室工作，并且也参加了这次检查工作。许淦说，刘西尧带领的联合工作组下去后，一开始印发了几期检查简报，我看了几期，明显感觉到内容不够实事求是，如果领导上完全信以为真，就有动摇两年规划的危险。我考虑以后，曾找陈一民谈过一次，但听我讲了以后，陈一民完全沉默，没说一句话。我想，既然自己有看法，又身为专委办公室成员，就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此我决定向罗瑞卿和赵尔陆写一份书面报告，反映我对工作组报告内容的不同看法。我这个书面报告的抬头写的是赵副主任并报罗总长，由我亲自送到赵尔陆办公室，当面交给他的。很快，大概只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看过了，并且已经送给了罗总长。过了两天，罗瑞卿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你的报告总长已经看过了。又过了几天，赵尔陆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领导考虑让我也去参加联合工作组一起进行检查。我提出工作组人数已经不少，我不想再去参加了。他当时就没有肯定。过了几天，赵尔陆又告诉我，领导已经决定要我去青海检查工作。我问还有谁去？他告诉我，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单独检查，检查后，你自己给领导写报告。别人去检查，他查他的，你查你的，你写你的报告。后来我去了青海，我和刘西尧也不住在一个地方，了解情况也完全分开，因此见面也很少。我在基地住了20天左右，不久就见不到刘西尧了，不知道他住了几天。在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