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的原告席的一角，坐着一位皮肤黝黑的农妇，她就是被害出租车司机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李文发家在顺义农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李文发的弟弟腿部残疾，弟媳也已下岗。几年前，做木匠的李文发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就学了车，成为一名“的哥”。他每天都不休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刘荣霞说，自己没有工作在家种地养猪，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李文发70岁的老母亲坚持每天出去捡破烂儿，每月能卖四五十元。刘荣霞还记得案发那天早上8点多送李文发出门时，自己依然叮嘱丈夫“路上小心”，然而晚上却等来了丈夫的死讯。
在这场横祸中受伤的田长元依然坐着轮椅、由姐姐推着来到法庭。落下残疾的田长元是某单位的司机，他被艾绪强撞成小腿骨折。他在法庭上拿出自己近期拍的CT片告诉记者，钢板还在里面。“单位不景气，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学，我已经没法开车，今后的生活不知道怎么办。”田长元说。
案发那天田长元去王府井办事，像平常一样走在街上，忽然感到一阵猛烈的撞击当田长元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除了小腿骨折，头部也被撞伤淤血。“现在光医疗费就花了5万多元，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田长元摸着头上的一块块伤疤说。“因为交不了医疗费，都停药了。”田长元的姐姐在一旁补充着。田长元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的姐姐。几个月不上班，田长元几乎断了生活来源。“我的工作单位效益不好，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下地，上班赚钱更是指望不上了。”田长元长叹了口气。艾绪强伤害的其他人也多是穷人，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无辜者。所以，艾绪强此举不是什么“弱者的报复”，他的出发点不过是制造更多的悲剧。艾绪强把自己丧心病狂殃及无辜的血案，说成是“为河南人出气”甚至“替天行道”，这种浑话不但是不堪一击的狡辩，更是对河南人的亵渎和侮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人的良好形象，就是被艾绪强这样一些操着河南口音却做出让所有人不齿行为的人给败坏的。艾绪强之于河南人的关系，就像一锅汤浮出了一粒老鼠屎。
认罪领死，谁来缝合无辜者带血伤口
2006年5月30日上午，艾绪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认为，艾绪强的行为已分别构成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均应惩处并合并处罚。法院因此以抢劫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艾绪强还被判赔偿“的哥”李文发家属经济损失共计23万多元，赔偿另一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40万多元，赔偿被撞成重伤的田长元经济损失共计37万多元，赔偿受伤的仇某2万多元，共计102万元。
在法庭上，艾绪强穿了一件白色背心，外套红色号服，他的双手包在背心里面，面无表情地被带上法庭。面对媒体频频闪动的闪光灯，艾绪强一脸的不在乎。审判长宣读艾绪强的犯罪事实时，旁听的田长元愤怒地瞪着艾绪强，刘荣霞眼睛红红的，死死盯住这个杀死自己老公的凶手。最后，当听见“死刑”两个字从审判长的口中读出，艾绪强头扭了一下，抿了抿嘴。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艾绪强竟然冷笑了一下。
对于这个死刑结果，艾绪强在宣判后没有表示是否上诉。而旁听的家属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这个被告人被判死刑。“他死了，拿什么赔我们？”
几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属对艾绪强被判处极刑的这个结果并不满意。“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并不满意。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弥补我们死去的亲人。”刘荣霞说：“从出事以来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判他赔100万，赔1000万有什么用？”刘荣霞哽咽着，手里依然摩挲着自己和丈夫已经发黄的结婚证。
在法庭上，情绪激动的刘荣霞甚至提出卖掉艾绪强的器官赔偿他们的要求，但是，刘荣霞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
宣判结束后，主审法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艾绪强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判赔的100多万元很可能执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担自己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对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国家赔偿的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的确，即便是艾绪强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也无法赔偿，因为艾绪强一无所有，他拿什么来赔偿？难怪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时，艾绪强脸上竟露出了冷笑。
宣判结束后，艾绪强脸上冷漠的笑容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令我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遗书，正是这份遗书揭示了艾绪强为什么会犯罪。他的遗书中这样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他的上一句话应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
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我认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终极根源。谁都不能对不住他艾绪强，但他艾绪强可以随意滥杀无辜，甚至可以对无辜受戮者毫不忏悔、报以冷笑，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艾绪强在留下遗书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但“临死要拉几个垫背的”。至于为什么他想自杀，因其性无能妻子离异时他就想自杀，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资，已经使得这个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家伙认为所有人都在亏欠他，他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仅仅是自身的感受。但就是死，他也要实践“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信条。艾绪强滥杀无辜，尽管也有社会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变态因素，我们不能把社会因素无限放大，来掩盖艾绪强的心理变态。
至于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关于犯罪的起因是“为河南人出气”，或者说“报复社会”，以及被媒体广泛认可的“仇富心理”，不过是艾绪强的说辞而已。但是，媒体和社会大众轻信了艾绪强的这种犯罪动因，所以在对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种“泛社会化”的责任，把一切的罪责统统归咎于社会，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一个滥杀无辜的恶棍，无论他摆出何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要让变态杀手不仅为他的恶行遭受法律的惩处，而且还应该让他们遭到道义上的唾弃。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对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滥施同情，才使得这些恶棍在地狱边缘寻找到了那么一点“道义优势”。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们对“弱者的反抗”，从来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这种同情只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却被逼迫对那些压迫者、剥削者进行反抗的人们，而对滥杀无辜、道德沦丧者的犯罪者并不适用。
作为个体来说，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黑暗与暴虐，个体都应恪守人性的底线：那就是不助纣为虐，不残害无辜。这不是对个体过高的道德诉求，而是个体对自身起码的要求。造成艾绪强屠杀无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而在于艾绪强自身。艾绪强是弱势群体，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猥琐、道德缺失，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狂徒，正是这种极端的个人恐怖主义，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
按理说“黄泉路上人为大”，对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该冷嘲热讽，但是这个人的行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却引起我的阵阵厌恶，丝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与善良无关一样。可以说，这个叫艾绪强的人，是一个彻底的流氓无产者，一个变态的反社会分子，一个道德卑猥的恶棍。他的残暴，他的滥杀，他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丝毫没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证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类和社会。他的冷笑只是那种心理极度自卑的流氓无产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种觉得自己杀人够了本，甚至赚了的冷笑，这种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一钱不值。如果说，艾绪强的行为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的话，那就是无论何时，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线。
第二章 北大学子横刀相向
被称作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与社会上一样，越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往密切的人，相处越难。尤其那些在对外交往中被认为是和蔼可亲的社会精英，但是在同宿舍或者同办公室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却往往变得水火不容甚至引发莫名的仇恨，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仿佛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北大学子安然和他的同学崔一平，更是把这种狭小空间里莫名的仇恨，一步步发展到了横刀相向的极致。
2005年6月25日，一起令人震惊的血案发生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2002级学生安然向同班同学崔一平砍下80余刀。两个孩子，两个家庭从此再也无法安然。2006年2月10日，崔一平的父母夫妇将安然与北京大学告上法院，要求依法追究安然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北京大学承担违约责任，与被告人安然共同赔偿损失。
2006年3月14日，双方家长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安然赔偿死者崔一平父母40万元，崔家自愿撤诉。3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安然杀人案的刑事部分作出判决，一审判处安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同是单亲娃，相逢皆是缘
2002年8月，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安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安然所在的班级共有32个学生，男女各半。学生宿舍为四人一间，安然宿舍里另外三个同学分别来自新疆、福建和河南。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安然并没有表现出皇城根下长大的优越感，给人的最初印象挺好，同学们都认为安然虽是北京人，但是对外地同学很热情，会说话，懂礼貌，比较讨人喜欢。安然和同学的关系一度不错，可惜好景不长。
新生刚入学都要接受例行体检，安然被另行通知查出患有肝炎，他大吃一惊，虽然不知道自己怎么得来的，但是学医的安然只能坦然面对这个结果。安然将这个秘密埋在心里，他明白如果自己不小心泄漏了这个秘密，同学们会“另眼”看他。大学男生之间比较随便，用用别人的毛巾水杯饭盆是常有的事，但安然十分注意这些，不用别人的也不让别人用自己的。大家也没太在意他的表现。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安然有肝炎的消息在班里散布开来，同学们一联想到他平时的行为更确信了这一点。大家的防范心理并没有因为是医学预防专业的学生而放松，反而更严重。安然被同学们在有意无意间疏远了，尤其是同宿舍的同学，基本上不在宿舍里呆着，晚上快睡觉了才回来，也不和安然说话。只有一个同学不害怕和他继续来往，这个同学就是崔一平。
崔一平是河南人，同学们也时常拿他的河南人身份开玩笑，崔一平经常一笑置之：“河南人怎么了？中华文明源于中原，天下武术尽归少林，现在的贫穷不代表过去没有辉煌，我会证明河南人也是优秀的！”
崔一平发现安然郁郁寡欢，他常安慰安然：“你别担心，我们都是学医的，知道该怎么预防和治疗，你也知道心情不好和太劳累都会加重病情的，大家对你的态度也是人之常情，看开点吧，至少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在你身边。”崔一平的一席话让安然十分感动。
两人之间的友谊迅速升温，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打水一起自习。随着交流的深入，安然和崔一平发现了各自身世的相似。安然7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儿子没有再婚，母子俩相依为命。安然对崔一平说：“我没有爸爸，我很羡慕那些有爸爸的孩子，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多难受吗？小时候经常有同学在学校受了委屈，一打电话，爸爸妈妈一块开着车来了，可我呢？”崔一平默默无语，许久才说：“我妈妈说我7个月大时父亲就不在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爸爸，爸爸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很理解你的那种感觉。”
安然和崔一平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习勤奋优秀。崔一平是家乡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是父母乃至全乡的骄傲，而安然从小就学习优异，一路重点最后以高分考入北大。
虽然安然和崔一平有相似的经历，但两人的性格却相差甚远。安然从小就敏感任性，看问题比较偏执。安然母亲之所以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安然无恙”小时候的安然个人意志很强，不到5岁开始练习书法，学弹钢琴，别的孩子一天顶多坚持40分钟，安然可以坚持一到两个小时。安然只要自己决定做什么事情就非得做。但是安然上初中后，自控能力明显不如同龄人，而且爱钻牛角尖，他有一个想法后，别人很难纠正他。母亲也很宠他，尽量满足他，生怕儿子受了亏欠。
小时候，有一次，母子俩看电视，运动员得奖奏国歌的时候，安然马上站起来对妈妈说：“奏国歌了，妈妈快起立。”妈妈先是惊讶，然后笑着说道：“傻儿子，听国歌起立是要分场合的，现在咱们不用起立。”安然却不这么认为，坚持说：“老师说了，甭管在什么地方，奏国歌就得起立，老师说的就是对的。”最后，母亲不得不妥协。
安然的脾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大，摔东西砸墙，以至于经常搞得四邻不安。到上高中时候，安然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常为一些小事和同学打架，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说个不停，不考虑别人反应。为此，学校老师多次找过他母亲，指出：“这孩子与别的孩子不一样，得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于是母亲于1999年就带着安然去北医六院（北京专门的精神病院）接受心理治疗，坚持了两年，因为面临高考中断了治疗。
同样没有父亲的崔一平则没有安然那样的家境。5岁时，崔一平就跟着大人下地，后来家里不种地了，勤快的他就把全家的家务活都包了下来。母亲再婚后，崔一平和继父以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妹相处得非常好，感情很深。一家人吃饭，崔一平总是净拣弟弟妹妹不爱吃的菜吃。崔一平还常常给劳累了一天的继父洗脚按摩，乡亲们都称赞一平是个难得的好娃。
随着时间的流逝，安然身上的缺点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同学们原本就因为安然有肝炎比较疏远他，而长时间的相处后，更发现他的脾气古怪偏执，这样一来愿意和他说话的人就更少了。安然却喜欢和别人聊天，但是跟他聊天不是交流，而是听他漫无边际地瞎扯。就连和崔一平在一起时，也是安然说的多，还经常抢话，不让别人说。
安然精力充沛喜欢晚睡晚起，大冬天的晚上，寒风凛冽，他常脱光了在公共水房里用冷水冲洗，经常让裹得厚厚的同学们一进水房就吓一大跳。很多同学都认为此举有伤风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