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幕仪式上，很多著名作家和大学生都把对路遥先生的尊重传达给了路茗茗。已经长大成人的路茗茗明白，他们其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尊重父亲终生从事的文学事业。那么，作为路遥的女儿，自己又是学习平面设计专业，自己对于父爱的最好报答，就是自己亲自设计父亲的作品，用更好的方式传达给读者。
有了这个念头，回到北京的路茗茗开始注意搜集各家出版社出版的路遥作品。路茗茗发现，由于时代和技术的原因，出版路遥作品的出版社共有几十家，而且很多家都超过了专有出版权的期限，却仍在销售路遥的作品，加上当初出版作品时，我国还没有严格按照著作权法签订出版合同，有的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期限超过常规的5年，有的甚至长达10年甚至更长。尤其是早期出版的路遥作品，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设计、印刷粗糙等问题。因为路遥的作品拥有大量的阅读者和购买者，尤其是《平凡的世界》，不但多家正规出版社出版过，而且出现过多种不同版本的盗版书。经过咨询有关著作权方面的专家之后，路茗茗决定对以往路遥作品的无序出版进行一次规范，以此缅怀自己的爸爸。
路遥去世之后，林达和路茗茗作为路遥的妻子和女儿，对路遥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母女二人共同享有路遥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在路茗茗未满18岁，还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林达作为路茗茗的法定监护人和权利的共有人，与有关出版社签订了出版路遥作品的《图书出版合同》，这其中包括1997年6月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出版《路遥全集》的出版合同。稿酬为每千字30元，合同有效期为10年。
正是出版《路遥全集》，引发了后来的这起著作权官司。
促成《路遥全集》的出版，不能不提到陕西作家朱鸿。当时，朱鸿是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因为在朱鸿毕业分配的时候，路遥曾给朱鸿帮过忙，对此朱鸿心存感激。路遥去世之后，朱鸿一直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路遥，之后，朱鸿产生了出版《路遥全集》的设想，随后朱鸿找到林达和路茗茗，征得林达的同意后，朱鸿和文学评论家李国平一起，经过一年多努力，征得散落在各地的路遥作品及书信，最后编辑完成了《路遥全集》。但是，书稿编辑完成之后，出版这套《路遥全集》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市场因素，出版社担心赔钱，所以出版计划一拖再拖，甚至到了流产的边缘。1999年年初，广州出版社的编辑杨斌女士得知这套书的情况后，这位颇有见地和气魄的编辑立即跟朱鸿进行了接洽，经过两个出版社的商榷，1999年4月16日，太白文艺出版社和广州出版社达成了共同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这份新合同再次确认了稿酬标准为千字40元，协议有效期为10年。两家出版社合作出版《路遥全集》，也得到了林达的书面同意。在出版社日期方面，林达特别约定，“同意广州出版社力争以优质水平在1999年10月31日前出版该全集，确保在1999年12月31日之前出版。”
1999年路茗茗已经年满18岁，而签订出版合同时，出版社只跟林达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是后来导致著作权纠纷的主要起因。
两上法庭，争取著作权只为路遥作品有序出版
选定一家国内权威的出版机构，更好地出版路遥作品，成为路茗茗成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协调了各家出版路遥作品出版社的关系之后，路茗茗开始与出版《路遥全集》的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进行协商。
由于路遥去世后他的遗产由妻子林达和女儿路茗茗共同继承，而此时林达女士已经改嫁，路茗茗已经长大成人，为了让路茗茗更好地行使路遥作品著作权，2003年元旦，林达与路茗茗签订了一份《遗产继承协议书》，双方就路遥生前所有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事宜达成协议，由路茗茗全部继承路遥作品的权利。
取得父亲全部作品著作权之后，路茗茗以完整著作权人的身份，在成年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路遥作品的著作权益。
2003年4月13日，在与广州出版社多次电话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路茗茗给出版《路遥全集》的广州出版社社长写了一封信，路茗茗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仔细地看了当年贵社和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与我母亲签订的关于出版《路遥全集》的出版合同，以及相关附件，我将合同条款与贵社履约行为进行了比照之后，发现贵社存在一些违约行为。因此，我正式向贵社提出中止合同的要求，请你们予以书面答复。贵社存在违约事实如下：一是《路遥全集》出版销售的方式不妥，贵社采取拆卖的方式出售，不符合全集出版的惯例；二是出版时间不符合合同规定，贵社出版时间大大晚于合同规定期限；三是1999年签订的3份出版《路遥全集》的相关协议，未经我同意签字，此时我已经年满18周岁，应是著作权人全部签字才生效，故该协议视为无效；四是2002年贵社重印《路遥全集》后，至今未寄出样书，经多次长途电话与责任编辑联系，仍无结果。
收到路茗茗的来信后，《路遥全集》的责任编辑杨斌女士于2003年8月13日给路茗茗作了书面答复：
一是当时与太白文艺出版社及我社签订合同的是你母亲，你也提及今年初你母亲才授权你处理，那么之前的合同应该是有效的；二是虽然1999年著作权法取消了10年最高期限（专有出版权期限），这说明进一步市场化所有年限均可高低，当时定10年是十分正常的，大部分出版社都这么做；三是关于报酬40元/千字，这对于二次出版并不低；四是我们第一次印刷的包装色彩虽然不是十分鲜亮，但是用纸、装订都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而且我们已经针对市场需求更改了封面；五是关于出版时间，因为市场风险问题，加上太白文艺出版社交给我们的胶片错漏之处还很多，我们全部校对两遍后才付印，另外我个人照顾家庭的原因，2000年4月我才开始全集的出版工作，但还是在书市前将其推出，不是在有意拖延；六是样书已经邮寄；七是你提出的问题是不成立的；八是如果你单方取消合同或授权第三方出版，我们必定会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广州出版社要求路茗茗提供林达转授著作权继承权的正式授权书，而且要提供公证机关的证明，以便将之后的稿酬支付给合法继承人路茗茗。为此，2003年9月10日，林达和路茗茗签订了一份《遗产继承协议书》。但是，路茗茗和广州出版社因此开始僵持起来。
在路遥去世12年之后的2004年11月，他的名字开始与法院联系在一起。
2004年8月24日，路茗茗把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母亲林达告上法庭。2004年11月，这场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著作权纠纷在一中院开庭审理，路茗茗向两家出版社索赔经济损失近20万元，意欲收回《路遥全集》的出版权。
路茗茗在起诉书中称，路遥去世后，其所有作品著作权由其妻林达和其女路茗茗继承，林达与路茗茗达成协议，约定路遥所有作品著作权由路茗茗一人继承。原告路茗茗发现两被告于2003年12月非法出版《平凡的世界》5000册，侵犯了其著作权，原告路茗茗认为出版方未经她许可擅自出版该书，构成了对她著作权的侵犯，遂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收回并销毁侵权图书，并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原告路茗茗认为，路遥生前作品的著作权由其本人及其母亲林达依法继承，林达在其未成年时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路遥全集》图书出版合同，属于林达个人意思表示，并不代表路茗茗本人的意愿。请求法院依法判定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的《路遥全集》图书出版合同及补充合同、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签订的关于联合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无效。
被告广州出版社及被告太白文艺出版社则认为，太白文艺出版社与林达签订合同时，路茗茗尚未成年，其权利由母亲林达行使法定代理权，路茗茗对此完全知晓。广州出版社及太白文艺出版社经著作权人授权并依法签订了相关合同，依法取得《路遥全集》的使用权，其出版行为不侵犯路茗茗使用权及获酬权，故请求法院驳回路茗茗的诉讼请求。
路茗茗之母林达表示，其与被告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合同，仅将自己拥有的权利授予对方，并未征得原告路茗茗的同意。被告太白文艺出版社未征得原告路茗茗的同意，擅自与被告广州出版社联合出版《路遥全集》，后果应由被告太白文艺出版社和广州出版社部承担。
经一中院审理查明：1992年11月，路遥死亡。林达及路茗茗作为路遥的妻子和女儿，对路遥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二人共同享有路遥作品的著作权及其财产权利。1997年6月，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林达授予太白文艺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华文地区以图书形式出版《路遥全集》中文本、中文繁体字本的专有使用权，合同有效期为10年。1999年4月6日，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关于增加〈路遥全集〉稿酬的补充合同》，林达同意太白文艺出版社提出的在原稿酬标准千字30元基础上增加千字10元的要求，林达同意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建议。
1999年4月16日，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签订《关于联合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约定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联合出版《路遥全集》，并共同拥有该全集的专有出版权。2000年9月，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路遥全集》。
一中院认为：在路茗茗未满18岁，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林达作为路茗茗的法定监护人，在不损害路茗茗利益的前提下，其有权处分路茗茗享有的路遥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林达作为路遥作品的著作权的共有财产权利人和该权利的共有人路茗茗的法定监护人，出于对共有财产权益增值的主观目的，其与太白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6月6日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内容未侵犯路茗茗所享有的路遥作品著作权中的共有财产权利，且该合同的履行在客观结果上对路茗茗是有利的。虽然路茗茗并非该合同所列明的相对方，但其实质上是合同的权益人之一。因该出版合同并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太白文艺出版社已对合同相对方主体资质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且该合同系签约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故依法应定为有效合同。
虽然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于1999年4月6日签订《关于增加〈路遥全集〉稿酬的补充合同》时，路茗茗已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行使民事权利，但该合同是《图书出版合同》的补充合同，双方签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履行《图书出版合同》，合同内容确系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侵害路茗茗的合法权益，且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故亦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关于增加〈路遥全集〉稿酬的补充合同》表明林达同意太白文艺出版社可与其他出版社联合出版《路遥全集》，该意思表示并未侵犯路遥作品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共有人路茗茗的合法权益，其客观结果对路茗茗是有利的，故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签订《关于联合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亦属有效。
因此，一中院认为，路茗茗请求法院确认上述三份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中院作出驳回原告路茗茗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后，路茗茗不服，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慎重审理，法院认为，对于不可分割的著作权如何行使由当事人约定，任何一个共有人不能阻止其他共有人正当行使著作权。一个共有人行使著作权，视同所有共有人行使著作权。2006年9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路茗茗的诉讼请求。至此，这场备受关注的著作权官司落下帷幕。
后记 为了那点人的尊严
每次出书的时候，最挠头的就是写后记，曾经想过干脆不写了，但是每本书都不同，都有一些需要说清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狗尾续“狗”一次。
说说写这本书的初衷吧。
因为爱好文学，我很注意收集每年度的诗歌散文的精选集，后来从事法制纪实文学创作，却发现没有年度大案纪实精选。大概在两年前，我亦师亦友的街坊王运声先生调任人民法院出版社总编辑，我就萌生过一个念头，每年编辑一部反映全国大案的纪实文学作品集，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又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的文本，应该是一件好事。这个想法得到了王运声先生的支持，但初期却没有运作成功，一是由我编辑不够权威，二是很多大案没有人去写或者写得不够到位，三是编辑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不好操作，所以这个想法在两年前我组织了很多稿子之后就搁浅了。 但每个年度出一本全国大案纪实的想法却一直没有放弃。因为得地利之便，全国的大要案不少发生在北京，而我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有采访的便利，所以从2006年年初开始，我就开始注意撰写一些人们普遍关注的大要案，累积下来，到了年底竟然有几十篇，再从这些案件纪实中选出20篇来，就编成了这本书。当然，正如倪寿明先生在序言中批评的，这本《解密中国大案》主要还是写了北京法院审理的大要案，对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的其他大要案涉猎极少，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憾，需要我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逐步完善。
按数量算下来，这是我的第11本书了。刚刚下笔的时候，我想起了20年前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总是梦想着早一点出本书，在人前人后虚张声势一把。可是等我出完10本书的时候，却再也不敢神气了，每写一个字都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意思，创作的快感几乎从来没有过。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讲述的人物和故事都很另类，不但是真实的故事，而且基本上都是陷入各种纷争的各色人物，甚至是杀人越货的死囚。一旦采访不深入或者写作的时候出了纰漏，稍有不慎砸了饭碗事小，要是惹上个当权者或者黑社会什么的，我的麻烦就大了。二是，写这类文章纯粹是为稻粱谋而不是所谓的文学追求。我是个政法记者，不写就叫不务正业。另外，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事情，总是吸引人的眼球，能在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地摊文学”的领域里，确立自己的创作风格，也是一个挑战，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了。
实在委屈了我当年的文学梦想了。当年，我可是一个汪洋恣肆的军旅诗人啊。
但是，不能不说，写法制纪实文章对我还是有些益处的，至少在我通过一次次跟案犯或者案件当事人的接触，悟到了一个很多人都明白的浅显道理，就是千万不要犯罪，能不打官司千万别打官司。我在看守所里采访过一个叫高璐的女孩，她就是“美女主持非法拘禁前男友”的那个美女主持人，她泪眼婆娑地对我说，她失去了人的尊严。
这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为了那点像人一样的尊严，我不能去犯罪。我劝看过我的书的朋友们也不要去犯罪。其实，我的任何一本法制文学图书，都在传达着这个简单的道理。只是有些人不把这个道理当作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