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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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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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作战及提高军队的抗战士气起到一定的作用。白崇禧曾说:“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3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之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行。”




逮捕韩复榘


1936年在济南的蒋介石与韩复榘。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脸色铁青,目光咄咄逼人。蒋介石劈头便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今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辙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由谁负担?”韩复榘没想到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直接将矛头指向自己,他一听火从心起:你蒋介石算什么,不就是靠洋人和中国的几个军阀扶上去的吗,我姓韩的是靠自己拼出来的,在北半个中国也是赫赫有名的。想到这里,韩复榘从位子上霍地站起来,毫不客气地顶撞道:“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呢?”韩复榘的话没能讲完,蒋介石一拍桌子,正颜厉色地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刘峙走过来拉住他的手劝道:“韩主席,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刘峙拉着韩从会议厅的边门走出去。韩气呼呼地,脖子拧着。刘峙装出极关心而且亲热的样子,继续拉着韩的手,向院子里走去。院子里早预备了一辆小汽车,刘峙说:“韩主席,上车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复榘不知是计。刘峙向司机使个眼色,立即把车门关了。刘峙招手说:“韩主席,你一路好走,我还要回去参加会议!”小汽车前座上早有两个人等在那里,等车子开动了,那两个人迅速地从前座钻到后座上来,一边一个,把韩复榘夹在中间。其中的一个人掏出一张逮捕令,出示给韩看。韩这才恍然大悟,但表情极为镇静。他从车窗向外一望,只见路两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汽车飞快地驶到开封火车站,从一辆专车上走下两个特务,把韩拖出来,推拥着上了火车,沿途不停,直达汉口下车。春寒料峭的汉口车站,早有五辆汽车等着,四辆大卡车上全是国民党宪兵。韩复榘被押进一辆小汽车里,一直开到江边码头,由专轮载车渡江到武昌。1月12日夜晚,两个押送韩复榘的特务把他交给“军法执行总监部”,软禁在一座二层楼上。到这时韩才清楚,这个押送他的人正是特务头子戴笠和龚仙舫,因戴曾与韩有仇,戴显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韩复榘被软禁了7天,1月19日蒋介石才组织军法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在浚为审判官,贾焕臣等为军法官。21日上午,刚组成的军法执行总监正式对韩复榘进行审讯。坐在被告席上的韩复榘面色苍白,但表情沉静,两眼仍然有神,显然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何应钦问他:“你不遵命,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烟民购买鸦片等项,这许多罪行,已经查实,你是否有话申辩?”韩复榘只是昂首微笑,一句话也不答复。几个陪审的法官,一再追问,韩依然一言不发,傲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复榘说:“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复榘信以为真,就随着那个特务下楼了。当他下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他知道,这一次是死到临头了。韩复榘想开溜,对那个特务撒谎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他边说边回过头去,脚刚向上迈出一步,站在楼梯边的那个特务就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第一枪没打准,韩复榘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韩复榘向前挺了挺身子,歪倒在楼梯上。结果他头部中两弹,身上中5弹,仰面向天,眼睛还睁着。这年,韩复榘正好48岁。




李宗仁的难言之隐(1)



  韩复榘公然违抗军令,大摇大摆地率军大撤退,让日军轻易穿过山东全境,直逼第5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徐州,特别是第5战区原定作战计划倾刻间变为一片废纸,这对接任第5战区司令官的李宗仁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李宗仁是1937年10月12日离开南京赴徐州正式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的。除了韩复榘不战而逃给他新的职位带来危机外,尚有诸多难言之隐。
  蒋介石命令李宗仁在徐州至少要守上3个月。李宗仁深知,国军新败,士气低落,且无天险可凭,蒋介石此时启用他,除了危难之际无合适人选可用,他要依靠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部队把日本人拖在中原,以便蒋的中央军好抽出来整补部队,扩充编制。更重要的是其实还包含其险恶用心。蒋介石真是太精明了,即使被日本人穷追猛打到这一步,也没放过李宗仁这个与他争斗了十来年的地方实力人物。
  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削弱自己对手的实力是老蒋的一贯作法。自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被蒋介石消耗掉后,李宗仁的桂系便成了蒋介石一统中国的最大障碍,打打和和十来年没有解决。直到李宗仁赴京抗日前,广西实际上还是游离于南京之外的半独立王国。更令蒋介石头疼的是,李宗仁在广西闹自治,引得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颇不安分,对南京中央总是阳奉阴违,这曾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如今让李宗仁统帅第5战区,一旦创造了奇迹,蒋介石脸上有光,武汉扩编、整补部队也有了着落,就是创造不了奇迹,川、桂军受到削弱,李宗仁的声誉受到打击,这也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因此,他既要李宗仁在危难之际挑起重担,但不给配备精锐之师,拨给第5战区的都是一些装备极差的杂牌军。蒋介石要与日本人在战场上见,只有继续把川军、东北军旧部、西北军和山东军这些杂牌部队投入中原战场,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委员长此时“器重”他,把他放在日本人的枪口上,可给他的究竟都是些什么部队呢?让我们具体看一看:
  第31军,军长韦云淞,下辖3个师,驻防苏北海州。这是李宗仁可以指挥自如的桂系部队,班以上各级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旧班底,颇有作战经验,不过士兵多系新入伍的农民,受训时间短,也无作战经验。
  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下辖3个军(12军,军长孙桐萱;55军,军长曹福林;56军,军长谷良民),驻山东境内。该部训练、装备均较好,只是能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却大成问题。
  第57军,军长缪瀓流,下辖2个师,驻苏北。该军原系东北军,战斗力一般。
  第89军,军长韩德勤,下辖2个师,驻苏北。该部由江苏省保安队改编而成,战斗力较差。
  第51军,军长于学忠,下辖2个师,驻青岛,后调津浦南段。该军原系东北军。
  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1个军(40军,庞兼军长),驻砀山。该部原系西北军,装备较差。全军名为军团,实则只有5个步兵团的实力。
  蒋后来又将22集团军(川军总司令邓锡侯),像处理蹩脚货一般塞到了第5战区。
  以上各部的共同特点是均系非嫡系部队,装备、编制都不足。其将领们激于民族义愤,欲同日军一拼,却又担心作战损失得不到补充,因之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犹豫彷徨。
  杂牌军悲惨局面以及导致的消极后果,李宗仁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有深入的分析: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250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惟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30年,5战区第10补充兵训练处第2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30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30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赦,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像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李宗仁的难言之隐(2)



  此外,李宗仁刚抵徐州之时,正是上海新败之际。大家感到,中国军队在京沪线上陈兵百万,尚难保淞沪,今敌军挟新胜之威,南北两路向徐州而来,李宗仁以十余万杂牌军与之周旋,真如“螳臂挡车”。徐州城内人心惶惶,市面萧条,形同死城。为了安定人心,李宗仁每日清晨或午后,都要骑马到城内主要街道巡视一番。“心情虽极沉重,而态度故作悠闲”。可见,当时李宗仁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世人都以不同心情猜测着由他领导的这支杂牌军,在势头正盛的虎狼之师的围攻下的可能结局。




*第二章战况总览


  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矶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矶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


徐州以南地区阻击战


中国军队将士准备射击来犯的日机。中国军队在训练,准备杀敌。
  徐州会战,是1938年2月至5月,中国第5战区部队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各一部,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防御战役。此战,日军动用8个师、5个旅约30万人,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山东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山东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
  1938年1月26日,日军第13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日军以为拿下蚌埠已是易如反掌之事,不料进至明光以南,即为李宗仁部署的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汇河等地形堵截,双方血战月余,不分胜负。第5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进至固镇地区,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敌军在此停留,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大出日军主将畑俊六所料,十分恼怒。于是,畑俊六遂自南京调集援兵及坦克、野战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敌人汹汹而来,李宗仁感到硬拼、硬堵要吃亏,待敌援军聚集明光一带时,李宗仁命坐镇蚌埠的李品仙将31军于1月18日自明光全线西撤山区,伺机出击,将津浦路南端正面让开;将于学忠的51军南调,布防淮河北岸,凭借险要地形,拒敌越河北进,敌援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捕捉到李品仙的主力。接着日军攻下定远、怀远等地,但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31军遵李宗仁指示,从敌军左侧向东出击,将津浦路之敌截成数段,围而歼之。淮海前线之敌,后路忽被斩断,不知凶吉,费九牛二虎之力将31军从津浦线向西压。李宗仁遂命部队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牢牢地盯住津浦线;此时参加淞沪会战的21集团军北调合肥,以其第48军固守炉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31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侧后,迫日军第13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51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第21集团军和第31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淮河两岸日军首尾难顾,与中国军队胶着于津浦沿线,从而使日军对淮河流域的进攻宣告彻底破产。
  徐州以南地区之战,日军损失达三四千人,中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次胜利,除了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之外,皖北人民对军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皖北人素称强悍,英勇善战,当地有句俗话说:“纸糊的江南,铁打的皖北”。当日军侵入淮河流域之际,皖北人民就自动组织起来,协助中国军队阻击日军,在定远、明光等地,日军都遭到了当地民众武装的袭击,把日军搞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些武装的民众潜伏在城镇中、村庄里、山林间,日军每到一村一镇都会遭到他们的打击。当时的红枪会等武装组织约有3000多人在皖北到处袭击日军,搅得日军日夜不得安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淮河流域的阻击战中也起了配合作用。在南京沦陷前不久,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就派李世农到安徽,组建中共皖中工委,动员和组织皖中各县人民抗战。1938年春,中共无为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就开始在淮南铁路两侧进行游击活动。1938年初,中共中央从延安将张如屏、曹云露等派回寿县,成立中央安徽工作委员会,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之前,曾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作战方针。当时周恩来、叶剑英建议:津浦线南段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的日军;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以达到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并在后来照此实行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也积极配合淮河沿岸李宗仁的部队,阻击日军北犯。新四军一部曾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进入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周恩来曾指示新四军配合李品仙集团军,牵制由南京渡江北上的日军。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次淮河血战,虽然没有把北犯日军全部歼灭,却使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将日军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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