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维新与革命
19 世纪60 年代清朝中兴后数十年间，满汉官员中的首脑人物致力于模仿并采用西方的设备和制度，以加强中国的地位。这个“自强运动”曾由艾伯特？ 福伊尔沃克、刘广津（译音，Kwang Ching Liu）等进行过研究。它是根据一条动听的然而错误的原则来安排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仿佛是可以设法利用西方的武器、轮船、科学和技术来保存儒家的社会准则，而不是把它摧毁。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不可避免的：炮艇和纺织机器是常常带着他们的哲学一起进来的。然而，l8660…1900年那一代的中国人死抓住那个令人灰心丧气而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陈词烂调不放，认为中国跳半步便可进入现代。
自强运动
因此，中国的领导就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人机器进而需要引人技术，从引人科学进而需要引人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事实上，实行不彻底的西化，即只在工具上而不在实行西化，在许多保守派文人学士看来显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因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
自强运动的领导者就是那些曾经粉碎太平天国的儒士官员，如曾国藩和他的年青助手李鸿章（1823 一1901 年）。这些人设立军火局，制造大炮和炮艇。他们支持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传播必须学用西法以谋自卫的思想。早在1864 年，李就启奏北京，言洋人之能制服中国，在于仗其船坚炮利，没有希望赶走他们，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着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 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李的结论是，为谋自强，中国必须学会使用西方机器，而这就需要训练中国人材。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日本好斗的人来说，早在1853 年佩里到达日本之后就昭然若揭了。但是，中国的西化运动每一步都受到无知和偏见的儒家文人的阻挠。在那几十年期间，日本正在迅速现代化，中国却毫无反应，这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差别。
中国的难处曾一再有例子可以说明。例如，为使中国人能接触西方学问，在17 、18 世纪约有80 名耶稣会教士把四百多种的西方著作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基督教的，约1/3是关于科学的。19 世纪初，耶稣教传教士印行了约800种读物，但几乎全部是宗教著作或圣经译本，主要译成白话文，以普通人而不是以儒生文士为对象。在19 世纪最后1 / 3 的时间里，曾国藩设在上海的军火局里有一名才华出众的英国人傅兰雅在中国学者合作之下，译出了100 多种的科技著作，边译边编订出必要的中文术语。但是，所有这些著作的发行量有限，读过这些书的中国学者似乎不多，而它们之能翻译出版是依靠外国人或少数外事官员的主动精神，不是在皇帝指示下办理的。
1862 年，北京成立了一所培养通译人员的学院（同文馆），作为政府机构以训练年青人从事外交谈判。这所新的学院由一个美国传教士当院长，另有九名外国教授，它在总税务司赫德的激励和支持下，不久就有100 多名学习外语的满汉学生。可是这一创新受到那些反对教授西学的排外文人的反对，为此必须大力加以辩护。辩护者不得不提出一个错误的理由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国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中国儒士阶级的利害得失，是同中国旧学息息相关的。他们对西学的嫉妒之深，可从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遭遇看得最清楚。这人叫容阂，于1847 年由传教士带到美国，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海外留学8 年回国以后，等了几乎10 年才被曾国藩任用为购买机器的专使兼口译和笔译（通事与翻译）。容阂关于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建议，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见诸实施。1572 年他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带着约120 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几位老式的汉文教师，教这些将来从事中国西化的人学习古文以备应考科举，因为这仍是他们走入仕途的必要准备。容还有一位同僚是个迂腐学究，他的任务是保证学生不因与西方接触而败坏他们的儒家道德。到1881 年，派遣留学生的整个计划终于被放弃了。类似的态度也阻碍了早期的工业化工作。守旧派怕修建矿山、铁路和电报线路会破坏风水而引起种种问题，如惊动先帝陵寝，啸聚不逞矿夫，使船工和车夫失业，消耗政府税款，造成对外国机器和技术人员的依赖等等。即使有李鸿章那样的维新人物能克服这种恐惧心理，他们仍然面临着缺乏经营技术和资金这类巨大的实际困难。大工程必须由大官主持，通常按“官督商办”的方式进行。这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受制于官僚主义。担任经理的商人仍在官署后台的支配之下。双方都捞取新公司的常年利润，不去进行再投资。从来没有进行过再投资，使自成体系的企业不断获得发展。
这样，中国19 世纪晚期的工业化一般都是流产的，尽管许多官办事业起初好像很有前途。例如，1872 年设立的招商局是接受津贴，承运长江三角洲的漕米供应北京的。自1415年以来，漕粮几乎每年都由大队漕船沿大运河北运。现在它们可以通过海路很快从上海运到天津了。为了供应这批商船队的燃煤，1878 年在天津以北开办了开平煤矿。为了运送那里的煤，1881 年铺设了中国第一条永久性的铁路。但到了19 世纪末，这些互相支援的企业仍进展不大。招商局在官署后台、经理和雇员们的掠夺下，生意赶不上英国轮船公司。开平煤矿欠了外商重债，1900年被赫伯特？ 胡佛等人所接管。铁路建设被中国政府所忽视，1895 年以后由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提倡兴建。
中国工业化迟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特权和剥削所致，这个问题还有待公正的研究。当远东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19 世纪晚期加紧侵略时，日本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而中国却越来越俯首听命，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原因肯定在于中国制度的性质，再加上中国是个大国，中央政府的力量比较软弱。
帝国主义与1898年的改良运动
从1860 到1900年的40 年间，中国越来越向外国的商业开拓和传教活动开放。外贸发展了，虽然它并未能使西方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只要每个中国人把他的衬衫后身加长一英寸，兰开夏的纺织厂就可以永远不停地开工。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表明不如南北美洲或英帝国新开发的土地。同样，西方传教士发现中国人过分自信，改变宗教信仰的人为数颇少。
6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大力推进。天主教在旧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到1894年总共约有750 个欧籍传教士、400名中国神甫和5O 万以上的教徒。较晚的耶稣教（新教）到1894 年有1300 多名传教士，主要是英、美人，在大约350 个大小城镇设立了约500 个据点，每处有教堂、教士住宅、一些附属小教堂，并且通常还办一所小小的学校，甚至可能有一所医院或诊疗所。但他们所吸收的中国基督徒不到6 万人。中国显然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然而，教会在兴办学校和医院，从普通人中间选拔人材，翻译西方文学，提倡妇女教育，以及协助由来已久的慈善事业和赈灾等理想和活动方面，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对中国旧社会有高度的破坏作用，但它对中国人民却是大有帮助的。
在小规模上，传教士是共产党人的前驱，但如今北京方面的风气是鄙薄传教士做的好事，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无可争辩的论点是，这些工作是一些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保护和炮艇的支持下进行的。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也出现过几百起反基督教暴乱，有时造成生命损失，其中至少有50 起需要最高级外交当局来解决，直到1900年发生义和团的屠杀。但事实仍然是，不管这一时期传教工作在精神方面和教义方面有什么收获，它总是刺激变革的深刻因素。一般说来，引起反基督教暴乱的，似乎首先不在于民众的迷信恐惧心理，而多半在于中国士绅的嫉妒心理，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社会性的、思想意识性的以及最后是政治性的）受到这批享有特权的外来文化侵略者的直接威胁。
在皇朝及其制度尚能维持的期间，夜郎自大和惰性所受的惩罚主要还只是在中国的边界上暴露出来，在那里，历来称藩纳贡于中国的小邦被帝国主义列强接管过去了。日本攫取了琉球群岛；俄国一度侵人中亚的伊犁地区；法国占领了安南，建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英国夺取了缅甸；朝鲜被迫开放与外国往来。随着这些不详事态的发展不断削弱中国在东亚一度引为自豪的独尊局面，要求采取激烈行动的压力就愈积愈大。
这种压力最有力的表示是一批官员奏呈皇上的词正义严的“清议”，他们为了要求采取往往是极端的政策，援引了祟高的道德原则。在70 年代因伊犁事件反俄，以及80年代反对法国在东京（印度支那一部分）的所作所为时，这些儒家的超爱国主义者特别感到愤怒。他们对外侮的猛烈谴责支持了北京的强硬态度，使妥协难以成功。
只有在灾难临头时，改革制度的主张才会风行一时。等到1895 年日本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大清帝国，以及在其后的3 年内欧洲列强勒索了租界之后，中国人才打算实行真正的制度改革。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其目的仍然不是根本改革，而只是应用外国的方法来加紧“自强”。维新派的立场仍然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应当保持不变，但法律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应当参照西方的情况。
因此，1898 年的维新派仅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们仍然只是要求“传统范围内的变革”。他们抱有很大的勇气，甚至怀有更大的乐观精神，希望中国传统的代表人物能够革新传统，以适应现代的需要。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急性子的广东人康有为。他是个声望很高的学者，以其所著（孔子改制考）震惊士林。这个破除迷信的新解释，把孔子描写为主张伸张民权、遏制君权的人。康引述偏僻的古书章节，还把进步思想偷偷地塞进传统的古典思想。事实上他熟悉佛教和基督教教义，以及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赞同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国与国之间也可运用适者生存的原则。
康有为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必须改革，不改则亡，而温和的改革则不足以救中国。他认为中国在改革时应特别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的经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比西方的经验更接近中国。这就使康主张立宪政治。他组织了一个规模简陋的政党“自强学会”，来宣扬这种主张。当时他的合作者是广东的另一个才子梁启超，主编过一份鼓吹自强不息的报纸。
1895 年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康、梁等人获得了不少追随者，并引起了皇上的注意。为了使皇上了解当时大势，康呈了奏折并写了两本书。他缕述的意见颇有说服力，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在1898 年夏短短的百日之内在康有为的辅弼下，颁发了一系列骇世惊俗的维新诏书。
在这些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著名文件中，下令革新科举制度，改革政务和许多政府机关。下诏的用意是想建立现代政府的一切新部门，同时裁汰旧政府中的冗员，肃清贪污弊政。另外还有关于医药、农业、教育、刑法、警察、邮政、矿务、商业、陆军、海军、奖励发明和出洋留学的谕旨。一位皇帝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很少有比这表现得更加生动的了，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1898 年的百日维新，使朝廷大小官员愕然失色。维新派所设想的宪法决不会限制皇帝的权力（尽管它支持法治），所以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有很多官员感到这些突然的变革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业已退休10 年的慈禧太后在军方支持下搞了一次政变，废黝了不幸的光绪皇帝，宣布垂帘听政，取消了光绪所颁布的诏书。六个维新派被处决。康、梁逃往日本。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 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 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
革命派与维新派
孙逸仙。孙博士来自现代中国的边缘地区，是革命领袖中最西化的人物，学过西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过国外许多地方。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情绪在对外接触的前沿阵地，在通商口岸的商人中间，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间，感受特别强烈。因为在那里，中国人最清楚地意识地外国的力量和成就。他在这种不受旧社会束缚的真空地带进行活动，决心献身于民族主义事业，随时准备做任何有助于这一事业的工作，是个适应环境的需要真心实意地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才。他的真诚具有感召力，他那伺机而动的精神很切合实际——即使在他同时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时也是如此。对于他的一生，也许同样重要的一件事实是，他很早就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并在其后一直努力不懈。特别是根据哈罗德？ 希夫林和韦慕庭的回忆，他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同当时社会上所有的革命势力打交道：国外的广东移民，国内的基督教传教士，通商口岸的买办和新闻记者，清政府的维新派官员，反满秘密会社，海外侨商，日本扩张主义者，海外留学生，国内新军的军官。
孙生于澳门附近，那地区有很多广东人移居海外。他在1879 年第一次接触西方，当时他才14 岁，去檀香山找他哥哥。他进了圣公会办的住宿学校，学习英语、数学、英国史，甚至参加合唱队。他在17 岁回故乡时是个激进派。部分地由于他捣毁了当地寺庙里的偶像，他被送到香港皇仁书院去读书。那里他在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
中国在法国于1885 年那次不宣而战的战争中所遭受的惨败，激起了孙逸仙改良救国的思想。他似已同三合会建立了一些联系。从1887 到1892 年他学了医之后，开始在澳门行医，但因没有领到葡萄牙人的执照，不能继续从事这项业务。孙放弃了这个新职业，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已经协助组织了秘密团体“兴中会”。该会成员献血为盟，立誓严守秘密，孙接着就开始组织各地分会。因此，在1895 年日本的胜利激起了维新并加剧了帝国主义侵略时，孙已经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领导人了。
1895 年他那一帮人以香港为基地，策划占领广州督署。密谋被发现，孙的一些同谋被处决。他自己逃亡，被悬赏缉拿。他化装易名，剪掉辫子，改着西服。他蓄了胡握，因此很容易冒充日本人。在日本时，他取名中山，这个名字以后用于称呼许多机构、街道甚至现代中国的一种服装式样。如马里厄斯？ 詹森那本引人人胜的书中所明确指出的，在此后十年间，孙多次从日本爱国扩张分子（包括黑龙会和自由党的政客）那里得到相当多的资助，包括款项、军火、忠告和保护。1896年孙在伦敦蒙了一次难之后，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使命。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