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党人，皆有窝里反，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笔者附注，这第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两千余年末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再有清两百余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据本省的恶例了。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掌握得比较严密，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部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四。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一九一五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民党的老巢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它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底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老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驱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军纪之败坏，亦不下于‘北军’。加以弹械粮饷皆缺，又师出无名，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二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苏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烈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作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帅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墨，国民党全党上下，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全盘失败。孙公就要调换方向，‘以俄为师’，去搞独裁专制了。袁公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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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要做独裁党魁 袁氏先做终身总统
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进步人士’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保皇党’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 national concensus ），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 silent majority ）。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 wisdom ）和机运（ chance ）。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就是了。
对共和国体的认知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 magic wand ）。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灵药丹方，再采纳点亨利乔治的‘单税法’加以修正，并加配点传统中药（言官制和科举制），乃‘发明’了他自许有专利权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老人家其后栖栖遑遑的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见‘总理遗嘱’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底‘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详见中山著述中的‘孙文学说’；参见拙著‘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等篇，载‘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两章。此篇从略。】
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有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权论集’】。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项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十足单纯的哲学上知和行的问题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当道的风云人物，不能说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的，今日表现在台湾的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真是血浓于水。
笔者附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面，从孔墨老庄，到程朱陆王有关‘知’和‘行’的问题，原是一桩烂仗打不完的哲学官司。近代中国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于唯物论的学者们，把西方底‘认识论’（ Epistemology ）那套洋东西搬到中国来，再把它一分为二，搞出个唯心、唯物两人宗派来相互诋骂，官司就愈来愈复杂了。近代有名的乡建派教育家、我的乡前辈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于相信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后来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响，发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乃又颠倒其名为陶行知。其实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后行呢？还是行而后知呢？他本人一辈子也说不清楚。孙中山先生把传统的（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根据他自己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而颠倒之，你能说孙中山就是个共产党吗？胡适调侃中山说：‘知难行亦不易。’这也是胡适根据他自己实践经验所下的结论。胡适当然更不是个唯物主义者。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光辉照耀之下，上述那种哲学官司都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诡辩，不值得过分认真，更不能利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史。
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类智慧的魔力。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做‘客观实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它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著「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于地下，他却无法否定‘民冶时代’在将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历史发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之所以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底社会政治结构（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体形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后现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形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做‘着相’。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糅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形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磨炼出来的。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形态，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也。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