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点。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已如上节所述。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画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笔者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名言，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辞。拙篇所引出自比较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九八六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一三六。以下简称‘文史资料’；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老冯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密档，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力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袁某血口未干，他底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华府洋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老袁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对纵是最心腹干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公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朋友，他老人家，原来就是又想着，又怕着嘛。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又否认的矛盾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着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画是，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及入会志愿书，和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覆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各官府寄覆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
至于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时未经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宧、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王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即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九月一日例会在即，势难配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各该省区头面人物，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问题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之建议，的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十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著「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著「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二二、九七五】
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
历史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年后回看这段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囗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历史伤痕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各方面的领袖，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人自扰、自以为是的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筹安会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三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以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数，‘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三呼万岁，向袁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某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页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凯公牍选编（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页一三五○一四○○。】
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
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狸，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怕怕，实与喜悦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青年的蔡将军（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叙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混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近代中国史家，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家，每喜各为其主，护党骂袁。说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叛国卖国。因为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独夫，不像两党在枪杆之外，还各有其笔杆也。其实如果不存偏见的治史者，百年回顾作持平之论，在当年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尤其是无耻的日本军阀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呕心沥血、寸土不让的应付纪录（ record ），哪里又比后来的政权更坏呢。若以春秋之笔，作诛心之论，则比诸蒋公的‘按内让外’（据说这话是张学良改的），被逼抗战，和却赔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党，‘感谢日本侵略’，两党联合牺牲外蒙古和钓鱼台，则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执笔，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车、煞车，与翻车
袁氏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因为目标诱惑太大，他虽然永远热中，但也始终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