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金门岛的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但登岛部队共三个多团9086人（内有船工、民夫等350 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金门战斗后，第10兵团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战役检讨。这次战斗失利的主要教训是：在胜利的形势下，高级指挥员轻敌麻痹，盲目乐观，战斗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就过早地转移了工作重心，忙于城市接管，把攻打金门的指挥责任交给了第28军；对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和困难认识不足，船只准备不充分；敌情掌握不准确，对国民党军第12兵团两个军增援金门，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未及时察觉，只强调抓住战机，仍按原计划发起战斗；战斗组织指挥不严密，不同建制的三个团没有统一指挥，仓促发起战斗，这就难以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失。进攻金门岛战斗虽然失利，但登陆作战的指战员们顽强拼搏，英勇献身的战斗精神是永不磨灭的。
10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指出：“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步骤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漳厦金战役从9 月19日发起至10月28日结束，共歼国民党军5 万余人，解放了闽南大陆及厦门、大瞪、小瞪等沿海岛屿，为巩固海防、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东沿海大小岛屿多达3300余个，大陆解放时，国民党军仍盘踞于许多岛屿，并依托这些岛屿进行封锁。歼灭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是解放战争尚待完成的任务，对巩固海防，保障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迫切和重大的意义。
1949年8 月至1950年12月，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进行了解放舟山群岛战役以及解放其他沿海岛屿的许多战斗。
1950年5 月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国民党军仍盘踞着浙江省东南沿海的渔山列岛、东矾列岛、台州列岛、北鹿山列岛。南鹿山列岛。台州列岛的上大陈、下大陈岛，位于这些岛屿的中心。1950年6 月，国民党军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统一指挥驻守这些岛屿的部队。1951年9 月，蒋介石把曾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上将胡宗南派到大陈，充当游击总指挥，要求他“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胡宗南发动了多次对大陆的袭扰，均以失败告终。1953年9 月，蒋介石又派原第67军中将军长刘廉一接替胡宗南，并将美械装备的第46师从台湾调到大陈；同时整编部队，改番号为大陈防卫区司令部，在渔山、一江山、披山、南鹿山等岛分设地区司令部，辖一个主力师和六个突击大队，共2 万余人，另有8 至12艘舰只协防。以后，盘踞这些岛屿的国民党军加紧了封锁航道、袭扰大陆的破坏活动，使浙江沿海的海上交通、渔业生产和各项建设都受到严重影响。
1954年4 月25日，总参谋部命令：“华东军区应抽调一个团的部队，进驻并巩固田贡、头门山，配合海军执行护渔任务和确保该区航行安全。”遵照总参谋部的命令，华东军区以第20军第60师第180 团在海军支援下，于5 月15日进占头门山、田贡（又名高岛）、蒋儿岱（又名金门岛），即东矾列岛。16日至20日，击退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反扑，共击落飞机六架，击伤飞机三架、军舰三艘。
东矾列岛解放以后，华东军区就如何解放浙江沿海全部岛屿进行了讨论，并上报中央军委。1954年8 月27日中央军委批准同意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任命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统一组织指挥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浙东前线指挥部经过仔细研究，决定首先攻克一江山岛，再夺取大陈岛，然后相机解放其他岛屿。这是因为，大陈岛是浙江沿海诸岛国民党军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而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首先打开大门，必能击敌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敌人，从而一举解放其他岛屿。
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命令以空军配合全部海军轰击大陈岛国民党军，以空军配合陆军攻占一江山岛，积极准备解放浙江沿海其他岛屿。1955年1 月18日，我军一举攻克一江山岛。
国民党当局为避免一江山岛全军覆没悲剧的重演，被迫于2 月5 日决定从大陈岛撤离。2 月8 日至14日，浙江前线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大陈、渔山。披山诸岛。22日，空军轰炸南鹿山岛。24日，南鹿山岛国民党军向台湾逃窜，解放军当即进驻。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第三章 横扫西北（1）
16。 大厦将倾，蒋介石寄望胡。马西北撑残局。调兵遣将，华北两个兵团西渡人陕1949年4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22年反动统治的终结。旌旗所指，势不可挡。二野、三野、四野各路大军继续向华东、华南进军，国民党军如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等地逃窜。
此时的蒋介石，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苟延残喘。为此，他将维持残局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酉北地区40万国民党军队身上，令有“西北工”之称的胡宗南和西北“土皇帝”马步芳、马鸿逵配合作战，力保西北不失。
祖国的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面积约342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人口约3200余万，约为全国人口的十四分之一；是汉。回、维吾尔、藏、哈萨克等17个民族杂居，以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为主的地区。地广人稀，山脉纵横，沙漠荒原横亘其间，虽有高原、平川、盆地分布各省，但因大部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加上长期处于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黑暗统治和盘剥压榨之下，经济凋敝，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由于地处边睡，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文化落后，封建习俗、宗族统治、宗教势力、民族矛盾等社会条件错综复杂，加之国外帝国主义分子渗透其间，进行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整个大西北地区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解放和经营大西北，带来很大的不利和困难。
盘踞西北40余年的马家军，通称“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包括马步青），简称“青马”；宁夏的马鸿逵，简称“宁马”。这是一伙靠野蛮残暴统治压榨民脂民膏，向上邀功请赏而发迹起家。双手沾满西北人民鲜血的地方军阀，并曾经是红军和八路军的凶恶敌人。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路经青海南部时，马步芳设了三道防线拦截，配合蒋介石袭击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遭到马家军的疯狂围攻，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马鸿逵部参加过1932年7 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会宁，马鸿逵立即向蒋介石折呈《剿共意见书》，提出“先剿陕北，再剿其他”。
1945年8 月日寇投降，全国人民笑逐颜开，而马鸿逵却嫌“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甚至痛哭流涕地说：“坏了坏了，这一下共产党成功了！”1946年7 月全面内战爆发，一向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的马鸿逵，倾巢而出，侵犯三边，援救榆林，出兵陇东。1947年，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青马、宁马分别组成青海兵团和宁夏兵团，布防陇东地区，寻机袭击我西北野战军。1948年4 、5 月间，又进兵关中，配合胡宗南部在咸阳一带袭扰我军，企图进攻西安未逞。直至我大军开始进军西北时，才慑于我军威力而后撤。
马家军虽然长期与我军为敌，有过多次不大不小的战斗，但尚未遭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因而气焰一直十分嚣张。其所以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是与其自身特点及二马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的。它是一支以民族（回族为主）、宗教（伊斯兰教）、宗族、亲属、地域为纽带联结而成的队伍，有较强的凝聚力，利于笼络和统率；它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使其内部产生团结排外的力量；它还利用西北偏僻闭塞、文化落后的状况，进行欺骗宣传，散布共产党及其军队“杀回灭教”、“共产共妻”、虐待俘虏等，使士兵产生恐惧和仇视我军的思想；它更占有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从数量上看，到人民解放军大举挺进西北的前夕，青、宁二马总计拥有10个军。33个师（旅），兵力达18万之众，成为支撑蒋家王朝于西北一隅的一张王牌。
至于坐镇西北十数年之久的胡宗南部，则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虽然在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大削弱，但其兵力仍有17个军、41个师，共20余万人。
长期以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二马。为此，国民党中央特于1949年5 月18日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允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进而千方百计拉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解放军西进大军。坐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马步芳，一时得意忘形，竟以“西北支柱”自命，发誓要“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狂妄之至。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如意算盘，还是马步芳再定乾坤的痴人说梦，都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新中国曙色初露，三千万西北人民正引颈翘望。
啊，听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正如阵阵春雷，在大西北上空滚过。“挺进！挺进！向大西北挺进！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在等待我们。”
啊，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大西北驰奔而来，歌声嘹亮，铁流滚滚，征尘蔽日。一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新生与腐朽的殊死较量，即将在祖国的大西北——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黄土地上展开。
率领这支大军的就是横枪立马、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元帅。
对于彭德怀，人们常常称之为“彭老总”，而毛泽东则以“彭大将军”相称。
有诗为证：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赠给彭德怀的六言诗。
这首诗，今天已为人们广泛传诵。它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赞赏和信赖。
自1928年门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 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 军会合起，彭德怀就一直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和生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用彭德怀自己的话说，他把毛泽东看作革命队伍中的大哥，进而看作自己的老师。
井冈山会师不久，国民党军就对井冈山发动了“会剿”。为保存革命力量，红4 军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4 军向赣南进发，让新任红4 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红5 军留守井冈山，担负起保护伤病员、家属小孩的任务。对于这一决定，红5 军内部反映强烈，大部分人认为与红4 军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迅速北返，去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却坚定地指出：留下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4 军主力安全脱离敌人包围，向白区发展；如红5 军不承担这一任务，红4 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就会受损失，甚至被敌人搞垮。
他终于说服了大家，毅然挑起了毛泽东交给的千斤重担。
在红4 军撤离后的第三天，敌人以十几倍于红军的兵力围攻井冈山。彭德怀率红5 军激战三天后，被迫突围，向赣南方向寻找红4 军。1929年4 月，彭德怀率部经辗转苦战，在瑞金第二次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 军会合。
毛泽东一见到彭德怀，便把中央“二月来信”给他看。信中提出，为了减小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彭德怀当即表示不同意来信中的意见，并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目前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这封信的原稿，一直保留在毛泽东的身边。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的罗坊镇开会。毛泽东提出不同意中央要求红军攻打南昌、九江的意见，主张红军东渡赣江，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开创根据地，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进攻之敌。
红3 军团的指战员多为平江、浏阳人，不愿远离本地。因此，红3 军团干部大多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1 军团在赣江以东，红3 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
彭德怀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红3 军团的干部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对彭德怀的这一次支持，毛泽东久久难以忘怀。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3 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立三路线，要求3 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 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立三路线时，3 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
彭德怀的这次“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3 军团东渡赣江，驻在东团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结果酿成了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有人送来毛泽东给其秘书古柏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成员；加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彭德怀经过仔细分析，认定这是敌人以伪造信件来达到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毒计。他深信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有政治家风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是，他立即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