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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彭德怀派一个班将宣言稿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不久，彭德怀又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3 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到会讲话。这是3 军团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聆听他的讲话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时任红3 军团第3 师政委的黄克诚认为，彭德怀对这件事的妥善处理，使毛泽东进一步“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
在遵义会议上，彭德怀又给毛泽东以有力的支持。
遵义会议，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的中央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严厉批评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他说：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的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患卖爷田不心痛”！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他指挥中央红军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红军一些指战员极端疲惫，又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产生了埋怨情绪。红1 军团军团长林彪基于这种情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近一两个月来，部队走路太多，尽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是否换一个人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会把部队拖垮。建议毛、周、朱随军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由彭德怀负责。
为统一对遵义会议后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35年5 月12日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林彪的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也指责了彭德怀，毛泽东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人。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大局为重，当时在红3 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有一些怀疑、埋怨情绪，遂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同时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
在此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彭德怀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还秘密抽调一个团的兵力隐蔽在毛泽东住处附近，以防突然事变。当毛泽东断然决定率1 、3 军团等部继续北进后，彭德怀一直与毛泽东同行。1935年9 月22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即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宣布将1 、3 军团及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红军初到陕北，彭德怀即率部与马家军交手。对于新的作战对手，彭德怀分析说：过去我们一直只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步兵），现在我们要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骑兵）。当前的敌人有“三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的骑兵，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我告诉同志们，骑兵并不可怕，打起仗来，马的目标大，容易瞄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大大地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时，下了马鞍子，是最好袭击的，特别是夜间。我们要发挥英勇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消灭敌人的骑兵。
全面内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与朱德总司令一起，率领八路军英勇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7年12月，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话，王明也讲了话。彭德怀认为他们讲话的共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以共产国际口吻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彭觉得这同毛泽东的抗日论点有很大原则分歧，认为这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以他发言要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回到部队后，他按照中央书记处的传达大纲进行了传达，但他又加了三条原则：一是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三是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信赖。后来国民党派了高级联络参谋去八路军总部。对此，彭德怀牢牢掌握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经常教育部队：红军虽然改编了，但红军的革命性质、红军的本色不能变，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再一次态度鲜明地批评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正如他自己多次所说：他从多年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因而执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
以后，他熟练运用毛泽东的“又斗争又联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战术，指挥了多次反日寇“扫荡”的战斗，领导指挥了如“百团大战”这样重创日军、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伟大战役。
毛泽东拿到百团大战的战报时异常兴奋，当即回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 月10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应仿效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这次百团大战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均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面。后来在七大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斗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泽东说：“锻炼了军队。”
彭德怀又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春，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被迫改为向山东、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当时的西北战场，敌我力量悬殊，敌兵力24万，而且装备精良。我军只有2。5 万人，武器是手榴弹、步枪及少数机关枪，而且子弹奇缺。党中央毛泽东分析了此种情况后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给胡宗南一座空城，让他背起“包袱”。我军则利用陕北的群众基础、地形特点，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逐次地削弱以至战胜消灭敌人。
3 月12日，彭德怀从前线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南泥湾、金盆湾、临镇等地前线部队防务情况。他强调了三点：一是部队弹药太少，需要尽快解决；二是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速度要加快；三是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
他说的第三个问题，正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此时彭德怀很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贺龙同志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后勤人员也不过2 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很好。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肝胆昭日月，忠心垂千古啊！好嘛，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了，回头再召开一个会，作出决定，再正式任命。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了。”
西北战场从党中央毛主席撤出延安至瓦子街战役，我军在特殊困难又特殊有利的条件下转战陕北，党中央毛主席一直没有离开陕北，每次重要战役，彭德怀都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请示。同时他又以其长期的战斗经验和对革命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神机妙算，指挥若定，出色地实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毛泽东为西北战场选了两个极好的统帅——彭德怀和贺龙。他们一前一后，紧密配合，相互支援，共同写下了西北战场的胜利史诗。正如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所说：“彭老总、贺老总，你们两位，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一个当韩信，一个当萧何。”毛泽东对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功劳大加赞赏，而且对他们俩的合作非常满意。他曾多次说：在保卫陕甘宁和解放大西北的整个时期，彭老总和我合作得很好。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制定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的部署时，总揽全局，为加强一野的兵力，决定将原华北野战军第18、19两兵团划归一野。
其实，这一重大决定早在1949年3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就已敲定。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将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派往太原前线，临时接替病中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的总攻。当时，在各兵团首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彭总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18兵团和19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匪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
4 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3万余人，解放了国民党在华北的重要据点太原，彻底摧毁了阎锡山集团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次日，毛泽东即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等并告彭德怀：“18及19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处。”
大军西调，用心可鉴。这样，在大决战开始时，西北战场解放军总兵力不但在数量上由20万人增至40万人，与胡、马兵力旗鼓相当，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多我少的状况，而且由于进行了整编，原西北野战军的六个军分别组成第1 、2 两个兵团，奠定了大兵团作战的基础，形成了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有利条件。同时，由于我军具有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集中使用兵力的优势，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各地，且各怀鬼胎，各行其是，即使有统一指挥，也是有名无实，难以奏效。因此可以说，我军已具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直至彻底消灭胡、马集团于西北战场的能力。加之第18。19 兵团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具有光荣历史的两支劲旅，这两个兵团挺进西北，势将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当胡宗南获知太原被解放的消息后，闻风丧胆。他估计到华北将有大部队西调，加强一野，立即于4 月26日和27日将其主力部队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形成跨径河、渭河，保守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企图与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一旦发现华北部队西渡，即退居陕南、川北。
在华北两个兵团人陕前，为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同时尽量截获其军用物资，并使古城西安不致被破坏，第一野战军于5 月发起陕中战役。5 月17日晨，胡宗南部全线西撤，一野各军立即按计划实施追击。
解放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为胜利完成这一任务，一野第6 军在军长罗元发的率领下，于19日夜间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徒步强渡渭河，然后分兵数路，激战一日，从四面八方攻人西安城。西北重镇、古都西安喜获新生，各族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22日上午，阳光灿烂，微风和煦，一野第6 军举行入城式，全军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油光锃亮的武器，在南门外集合，排成三路纵队，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南门循序而入，然后转向东门。几十万西安人民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陕中战役总计歼敌两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和军用物资，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使之不得不收缩兵力，退居秦岭；特别是西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安的解放和陕中广大地区的解放，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打击很大。同时，陕中战役的胜利，对第一野战军尔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其运输的保障具有重大作用，这不仅对歼灭胡宗南集团极为有利，而且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青宁二马创造了条件。
5 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各野战军的进军作出具体部署，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以便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诸省。
24日，第一野战军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的动员令。
25日，彭德怀从太原回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陕西乾县秦家庄。
26日，第18兵团在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率领下，从太原出发，经风陵渡西过黄河，向陕西关中地区进发。
6 月初，第19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率领下，经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
两个兵团由华北出征西北，从先遣部队开始行动到全部集结关中，历时一个半月，行程近千公里，车运、船运、徒步并行，冒着炎夏酷暑，战胜疲劳困顿，风雨兼程，艰苦备尝，但他们毫无怨言。抱着“转战大西北，追歼胡马匪”的急切愿望和解放大西北的崇高使命感，在沿途各地方党政领导、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热情迎送下，他们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斗志。至7 月初，第18、19兵团各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进入临战状态。西北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对优势，加上我军士气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成熟，西北大决战、大追歼的帷幕正式拉开。
为了进一步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更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于6 月8 日决定成立新的西北局，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2）
17．胡马联合，同床异梦。钳马打胡，歼灭胡宗南4个军
当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安的时候，胡宗南集团为避免全军覆没，保存实力，将其主力退据凤翔、宝鸡一带，背靠秦岭。汉中，妄图凭借这一有利地形，争取一个喘息机会，然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陕中战役之后，解放西安的第一野战军第6 军全体指战员斗志旺盛，一致要求乘胜追击，歼灭胡宗南主力。
此时，华北两个兵团尚未到来，彭总根据敌我情况，断然指示第6 军：不必穷追，应固守西安，待敌反扑。彭总在指示中说：“胡宗南现在后悔得很，感到跑得太快，丢了西安吃了大亏。据报告，他正积极拉马家军准备反扑西安。马家军是一支最封建最反动的军队，又骄横又残暴。马家军来了，我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