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力量与中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的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四位代表于24日傍晚返回北平。27日，上海代表团携秘密协议和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返回了南京，迅即向李宗仁汇报了情况，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双方商定的条件。
当时，国民党内蒋桂两系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桂系首领李宗仁有联共、抑蒋等进步倾向，中共中央对利用桂系力量解决江南和孤立蒋系势力寄予希望。因此，极力催促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要代表、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秘密联系的刘仲容，尽快从上海经武汉前来北方与中共中央会面。这时，李宗仁对刘仲容的双重身份实际上也早就有所了解。因此，他要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他已决意和平，并且打算在蒋介石敢于破坏和平时，公开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在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的口信中，李宗仁希望中共方面给他们时间，他正极力促使蒋介石出国和逼迫反对和谈的行政院长孙科下台。
然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成功地搞掉了行政院长孙科，表面上开始控制政府之后。自以为羽翼渐丰，不甘心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因此，李宗仁、白崇禧对上海代表团带来的条件不仅未置可否，甚至还企图拖延时间，以求多掌握一些力量，使得和谈结果能够对他们更有利些。对于国民党内部，李宗仁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蒋介石已经众叛亲离，大势已定，不难对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实力和分化蒋系，李宗仁竟任命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来担任新的行政院长。李宗仁的这一举措，立刻受到各方面指责。对此，中共方面当然十分不满。
李宗仁在北平的代表之一黄启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3 月11日致电李宗仁，警告说：“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为避免引起误会是为幸祷。”
但是，李宗仁却颇不以为然，甚至忘乎所以。他在3 月13日对刘仲华、刘仲容说：“蒋介石完了，是条死蛇，无论军。政、经、党都已崩溃，大势已去，特务也不足为虑。何应钦是和平内阁，任命何出任行政院长主要是为了控制军队，便利将来改编缩军，希共方谅解。”
3 月16日，李宗仁又复电黄启汉进一步解释说：“今日诸国际国内、客观主观之形势，国共双方舍弥战谋和，别无其他途径。亦惟有循此努力，吾人庶可免为国家之罪人。故弟自主政之日起，切取决心争取和平，只以复杂因素作梗，若干措施未能顺利推行。但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何应钦）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
实际上，李宗仁起用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除了企图分化蒋系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进一步控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拖延时日，准备实现他“划江而治”的政治蓝图。为此，他通过电报及信件，反复交待其在北平的代表，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
实际上，中共方面清楚李宗仁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但为了实现真正和平，还是对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寄予了某种期望。中共中央在3 月22日密电李宗仁：“（一）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其暗算；（二）不要惧怕我军渡江；（三）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四）告白崇禧不要占平汉路；（五）李宗仁本人必要时可与中共中央直接商谈；（六）告白崇禧不要破坏平汉路。”
对于中共方面用心良苦的忠告，李宗仁大都承诺并兑现，同意调兵，同意必要时自己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同意通知白崇禧不破坏平汉路。惟对解放军过江之事却避而不答。
3 月25日，李宗仁通过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要求正在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瓜州附近泰兴之线大举推进的解放军停止前进，勿再向长江靠近，“以利求和，免生枝节，而顺民意。”不难看出，李宗仁仍死死抱定“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桂系，等待李宗仁、白崇禧的觉悟，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破、黄安、阳罗、黄冈、麻城、烯水等地推进。然而，中共方面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未引起南京方面的积极回应。
毛泽东、周恩来等心头雪亮，李宗仁利用美国人的暗中支持，仍然没有放弃“划江而治”的希望。桂系首脑人物的自作聪明，使他们错过了一次历史赐于他们的机会！
（5）
5．双清别墅的新主人共同策划着不流血的战争。毛泽东说：“打嘴皮子仗，还是恩来挂帅，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我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啊。”
著名的双清别墅位于北京香山。“双清”因为两股清泉从山石中偏偏流下而得名，乾隆皇帝曾题“双清”二字于石壁之上。1920年，熊希龄开办慈幼院时，在“双清”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故称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幽静别致。清晨，云雾缭绕，从远处望去，好似天宫仙境，景色宜人。院内不仅有苍松翠竹，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边有六角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中共中央统帅机关进驻北京后，双清别墅内的这排平房便成为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场所。
从双清别墅西侧门北去，一条路通向来青轩，这里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住所。刘少奇一家住东房，朱德和任弼时住北房，由任弼时的住房往西上走数步，便到了周恩来的住所。
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及毛泽东等迁驻北平，是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为此，中央指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 月初，即开始准备迁移工作，在西柏坡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曾三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是李克农。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驻地确定在香山，是有其深刻背景并精心安排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的安全。由于北平是和平解放，反动势力残余不能一下子扫除干净。北平又是北方的第一大城市，东北、华北等地的特务大都潜伏于此，因此，敌情相当复杂。当时我军正在准备渡江南下，而英、美帝国主义又企图插手干涉，且青岛尚未解放，敌飞机随时有来轰炸的可能。于是，为防止形势的突变和敌机轰炸，中共中央将驻地选在位于北平西郊。距城区较远、宜于警卫、便于防空的香山，无疑是上策。
此外，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必须很快转入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这样，无论从思想到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经验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考虑，将驻地选在城郊的香山，有利于逐渐过渡，是十分合适的。
再者，北平解放不久，城内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撤完，房屋十分紧张，且环境复杂，城内暂不适合作为中央的驻地。而香山，有慈幼院等3000多间房子，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当时是最为适当的。
因此，香山就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迁驻北平后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成为党中央指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和筹建新中国的指挥部。
3 月26日，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西苑参加完入城式后，率中央机关进驻了香山。这一天，中共中央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宜通知南京政府。其内容为：（一）谈判开始时间：4 月1 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1 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3 月下旬的北平，乍暖还寒。然而，在香山南麓的双清别墅里，时间已近午夜，仍灯火通明。长期的战争锻炼，使中共的领袖们已习惯深夜工作。双清别墅内的办公条件已大为改善，自从离开西柏坡后，便永远告别了煤油灯。蜡烛。
此刻，北房正中的会客厅，烟雾镣绕，笑声不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正坐在沙发上，喷云吐雾，纵谈大局。这些有着几十年艰苦革命斗争经历的领袖们，都显得精神有些亢奋，客厅里洋溢着一种豪迈之气，一种不加掩饰的喜悦。他们知道，全国胜利在即。今夜，他们议论的主题，便是即将要举行的北平国共谈判。
毛泽东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不紧不慢地向众书记们说：“和谈的地点、时间已经对外公布，我方代表团也已组成。作为我方的首席代表，思来，你有什么高见？”
周恩来手里握着茶杯，在细细品茶的同时，似乎借杯中的水暖手。听到毛泽东点了题目，他微微一笑，从容地说：“李宗仁已经伸出了和平触角，刘仲容、黄启汉先后来过北平与我们接触，看来桂系讲和的心情很迫切。当然，他们的‘和’与我们的‘和’其内容是有很大差别。”
任弼时身体欠佳，重病在身，但精神还好，思路清晰。他接上话题，继续分析道：“李宗仁和蒋介石各打各的算盘，他们的关系已经紧张到有你无我的地步。由于实权还在蒋介石那里，所以即使李宗仁真的想和怕也和不了。”
毛泽东又吸了口香烟，接着话头，轻松而自信地说：“谈还是要谈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快要胜利了，和平的旗帜也不能放下，我们不能给国民党任何口实。再说，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嘛，我们还没有做好渡江的准备，这段时间正好唱一台和谈戏么。此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蒋桂之间的裂痕，敌人的分化对我们总是有利的。”
“不过，我以为，南京当局的和平诚意是大打折扣的。从颜惠庆、邵力子等人的言谈来看，桂系总是在实质问题上躲躲闪闪，不肯将底牌亮出来，这里头大有文章啊。”
毛泽东的话音未落，朱德接过话头，从纯军事角度分析说：“有一个问题要警惕，不能让蒋介石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我们渡江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4 月底。因为，4 月底以后江水暴涨，江面将大大增宽，会给我们过江的部队增加伤亡。如果躲开洪水，又是秋后了，蒋介石就有喘息的时间。蒋介石正抓紧编练新的兵团，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内再武装200 万军队。那样一来，将增加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困难，战争不知要延长多久了。”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朱老总一语道破蒋介石和谈的根本目的所在，我们要提高警惕！”刘少奇说。
“有我们英明的朱总司令在，我们当然不会上蒋介石的当。那么我们定个最后期限，比如4 月中旬，怎么样？”毛泽东诙谐地说道。
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对北平谈判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和考虑，依据他多年来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从容地说：“可以！具体限定的日期暂不定死，视谈判情况而定。但是，不能拖过4 月下旬。这个最后时限，不仅仅是从军事上考虑，而且也从政治上考虑。”
看到大家意见都比较一致，毛泽东的声音抬高了些说：“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打嘴皮子仗，还是恩来挂帅，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我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啊。”
毛泽东的幽默引起了众书记的朗朗笑声。
“关于渡江，总司令你是怎样估计的？”毛泽东转移话题，笑着问朱德。
朱德呷了一口茶，以其惯有的沉稳，徐徐言道：“经过三大战役，蒋军基干力量丧失，守备长江的兵力就显得严重不足。长江防线长达2000余里，还需必要的纵深配备，这需要大量兵力，蒋介石到哪里弄这么多兵去？由于兵力不敷分配，再加上南岸交通困难，纵深配备的兵力不易发挥作用，所以蒋军的主要兵力，只能直接配备于长江沿岸浅近纵深内。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也证实了这点。”
讲到这里，朱德习惯性地站立起来，走到墙边的地图旁，用手指着蜿蜒曲折的长江，继续说：“这样，蒋军漫长的长江防线就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一处被斩断，则全线崩溃。它的江防舰队，由于北岸掌握在我军手中，很容易遭到我军炮火的轰击，也不易发挥作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嘛，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独裁内战败局已定，士气空前低落，所以他们要守住长江，搞南北朝，纯粹是镜花水月，空想！”
朱德对双方的军事情况分析得十分透彻，毛泽东似乎想起了什么，指着朱德，向大家笑道：“总司令历来很乐观。1935年5 月，红军长征在大渡河边。那时，是后有追兵，前有滔滔河水，蒋委员长已经封我们为‘石达开第二’。我问朱总司令：”我们过得去过不去？‘他告诉我，过去得！结果怎样？我们过去了呀！他说长江我们一定可以过得去，我是相信的啊！“
说这话时，毛泽东一脸纯真的表情。
朱德笑着补充道：“你不要光听好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还不小哩！长江自古天险，史称天堑，小看不得。我军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渡江登陆器材，甚至连帆船也没有。长江北岸的船只早已被国民党拉到南岸，所以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线突击梯队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合起来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短时间内征集这么多船，再加上运输，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另外，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熟悉水上作战，短时间内掌握渡江技术和战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十分兴奋，引经据典道：“这长江，不仅是文人墨客吟诗赋词的场所，而且是千古英雄豪杰们成就霸业的战场。”
“赤壁之战，曹操丧师83万，片甲不归。我们的对手，大概还做着赤壁之战的美梦哩。曹操大败，一是北兵不善水战；二是不习惯南方潮湿天气，瘟病流行；三是中了反间计，杀了会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四是上了庞统的大当，把船只钉在一起，无法机动；五是中了苦肉计，黄盖带来一片大火。曹操干了这一连串的蠢事，焉有不败之理？这五条，前两条对我们还是现实问题，虽然过去了1700年，我们还是使用曹操那个时代的木船。想当年，曹操在巢湖练水军，横槊赋诗，不可一世。巧得很，我们也在巢湖练兵，但是我们决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