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代的木船。想当年，曹操在巢湖练水军，横槊赋诗，不可一世。巧得很，我们也在巢湖练兵，但是我们决不会重蹈曹操的覆辙。虽然我们的渡江工具和曹操时代相比进步不大，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有人替我们担心，认为我们渡江美国会干涉。如果美国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劝我们不要打过去，以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朝。”
谈到国际问题，各位书记都慎重多了。因为他们长期从事国内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国际问题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的领域。
对于外交方面的问题，周恩来显然更具发言权，他立即说：“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看，由于国民党的失败，美国白宫亦感到无可奈何。1 月26日，杜鲁门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从这些迹象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国‘脱身’。但是，《1948年援华法》应于1949年4 月到期，艾奇逊却向美国国会提出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并由国会通过。另外，当我军向长江沿岸集结时，美国又开始向国民党政府运送军火，许多原来暂停的船只奉命继续运行。这些事实，反映出美国当局决策的矛盾与混乱。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竭力想把内战国际化，把美国拖下水。综合起来看，不能绝对排除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但是，美国要干涉也很困难。”
任粥时插言道：“美军在青岛的驻军，便是个晴雨表。我们解放济南后，美军不但仍赖在那里不走，甚至还加强力量。但在行动上，他们还是很谨慎的，始终避免与我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谈到对美国是否会介人中国内战的估计，几位书记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到毛泽东身上，征询他的意见。因为，在一些重大的战略性问题的决策上，他的意见基本上就是中央的结论。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基本的估计，美国不敢直接进行干涉。他们不是没这个心，而是没有这个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有备无患嘛。在渡江的兵力使用上，我的意见，用两个野战军，二野、三野一齐渡江。这样的安排，陈毅、粟裕他们会有意见的，同汤恩伯比，无论兵力还是气势，三野都占绝对优势嘛。但是要考虑到万一发生美国的武装干涉，所以二野紧靠三野过江。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摆开，防备美军从杭州湾登陆，保障三野的侧翼安全，三野全力进攻宁沪。与此同时，在平津休整的四野迅速南下，进逼武汉，钳制白崇弼集团。总之，我们要拿出2to 万以上的兵力过江，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能保证我军处于优势地位。我军在江南的进军速度，将会是很快的。”
这时，思维缤密的周恩来补充道：“四野南下，西北、华北军区三个兵团随后也要向大西北进军，这样，华北空虚。我料想敌人会情不自禁地利用这个机会，袭击天津、塘沽、秦皇岛、唐山一线，威胁北平的安全，这种情况不可不虑。”
“你说得很对，”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香烟，继续说：“渤海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老路了，这个历史绝不会再重演。华北军区三个兵团打过太原、大同一线后，可抽出一个兵团驻扎在京津唐地区。蒋介石自身难保，不会有太大的力量光顾我们，我看留一个兵团看家足够了。”
中共五大领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轻松交谈，便把整个政治军事战略作了部署。屋里响起轻快的笑声。
此时，极为兴奋的毛泽东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说：“林老（林伯渠）已经把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到了北平。这些人是长期与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蒋介石在政治上就彻底孤立了。争天下，只有军事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蒋介石不懂得这点，他不懂得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以为枪杆子是万能的。枪多就可以左右一切吗？他犯了一个愚蠢的大错误。”
停了片刻，刘少奇接着毛泽东的话题说道：“我们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将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要吸收这部分人参加，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向天下人民昭示我们共产党的气量！”
刚入北平、初驻香山的中共领袖们，真可谓日理万机。然而，工作千头万绪，富有斗争经验的中共领袖们始终抓住了关系到全局的两步重要棋局：一是国共北平谈判，二是向江南进军的准备。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新的政权，要想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铲除旧政权的残余，并且要除恶务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共产党除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同南京政府谈判之外，还积极筹划着向江南的进军。
毛泽东内心清楚，中国共产党人将要赢得彻底的胜利。
（6）
6．“和平将军”张治中飞抵北平。周恩来质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在事前你还要亲到奉化去向战犯头子请示呢？”
张治中此次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出使北平，可谓逆水行舟。这位“和平将军”明白，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出任和谈代表，完全是处于夹缝之中，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均不会有好果子吃。因此，张治中避居西北，从一开始就极力回避这一差事。
但是，在代总统李宗仁心目中，南京方面优先考虑的人选当然是张治中。于是南京政府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但张治中在了解到蒋介石的底牌后，却留在兰州不肯动身南下，仍旧当他的西北军政长官，对和谈一事不闻不问。为此，李宗仁大为着急，每天不是长途电话促驾，便是十万火急电报询问，而张治中仍不肯出山。这样一直拖到3 月底，李宗仁忍不住了，又打长途电话督促说：“文白，你如果真的不肯来，我要到兰州接你回南京了。”
“不必，不必，我真的不能代表。”张治中推托着，并说：“不瞒代总统说，我已决心不回南京，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
“文白，你再固执，我真的要到兰州来了。你如果怕不可靠，我可以文书具结，放在你身边，这样行了吧？”李宗仁急了，拍着胸脯说。
张治中见李宗仁抓住自己不放，犹豫片刻，道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溪口对我的态度，对和平谈判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
李宗仁明白张治中的顾虑后，急忙表白：“文白，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国民政府的负责人，我们大家要和，他没办法；除非他重新出山，要我下台，他不能不要和谈，他自己说过的。”
第二天，张治中被接到南京后，又向李宗仁进一步解释说：“目前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诚意。如果有诚意，我就去；没有呢，绝不去！有人抨击我们在利用和谈拖时间，以便训练好新兵卷土重来，如果真是这样，我没法干！”
张治中的担忧、顾虑可谓一针见血，李宗仁又极力劝说道：“代表团是非去不可！如果不谈，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
张治中见李宗仁在实质性问题上也打哈哈，不肯表态，沉痛地说：“今日之下，耍花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得人心，战败了，共产党胜利了，这是事实！如今的问题，绝非同中共讨价还价，更不是我们报上所说，因为我们宽宏大量才同对方和谈，而是对方的气度不凡才肯同我们坐下来谈。如果这一个基本观念不澄清，本党还以为自己是三头六臂，那才糟哩！”
听了张治中的一番感慨，李宗仁则十分乐观地表示：“对于和谈，至少我是有兴趣、有信心的！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说我的心里话。你知道，中共的答复来了以后，我们受了不断增大的压力厂‘张治中苦着脸说：”事实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真的肯同他们一起为新的中国而努力，中共对我们不会太难堪，傅作义便是个例子。但这样就牵涉到一个古老的所谓忠贞的问题。蒋先生只希望我们为他个人而死，国家放在其次。这一点，本党不少重要人员都不否认，引以为憾。那么，一旦和谈过程中出现了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些问题牵涉到代总统，你对我们又怎么看法呢？“
张治中又切中了要害问题，李宗仁沉吟着说：“这个嘛！文白兄顾虑是事实，不过我早已说过，一切得从和谈中解决。”
李宗仁这时虽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还是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江山，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蒋介石之所以“引退”，让李宗仁出面“和谈”，其实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将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准备最后决战。对于李宗仁、蒋介石二人的底牌，张治中十分清楚。
鉴于这种情况，张治中在临到北平前，又在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到溪口跑了一趟，一来是进一步摸底，二来是劝蒋介石出国。当然，劝蒋介石出国，一是可以为国共和谈创造一些气氛，取信于共产党；二是减少国民党的压力，使谈判可以少受到一些幕后操纵。张治中顺乎民意，敢当面向“总裁”提出，实属难能可贵，真可谓用心良苦！
谁知蒋介石一听就气炸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张治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代表团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赴北平的。4 月1 日起程前，他在飞机扶梯上发表谈话说：“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
1949年4 月1 日下午2 时，以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飞抵北平。同来的除代表外，还有代表团顾问屈武等和其他工作人员共计20多人。
走下飞机后，张治中发现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到机场迎接，心里顿时生出一种不祥之感。
上飞机之前，南京机场上官盖云集，夹道欢送；当飞机飞临北平机场上空时，代表团本以为也会有同样热闹的场面。因此，张治中特地命令驾驶员驾驶飞机盘旋两周，以示礼貌。不想，下飞机后，机场上竟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人欢迎他们。因为张治中来北平前先赶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中共方面仅由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等到机场迎接。由机场来到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时，代表团众成员抬头一看，一幅大标语赫然写着十个大字：“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代表们心中更加无数。
此情此景，令张治中等人更加意识到任务之艰巨。几个人稍愣片刻后，张治中的顾问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正当南京代表团成员手足无措、十分尴尬之际，六国饭店大门豁然洞开，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及李维汉等人到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团。周恩来同张治中，虽分别属于不同党派，信仰不同，但两人私交甚好。然而，这次见面，周恩来十分罕见地“忘记”了寒暄、问候，而是开门见山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但是，我有一事不明。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在事前，你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
不容张治中解释，周恩来又说：“这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非常尴尬，连忙解释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啊！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
“蒋介石虽遇到溪口，力量还在他的身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
周恩来是共产党内杰出的人才，曾经长期驻重庆、南京，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地下党工作。张治中是国民党内出了名的“和平将军”，为了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曾三到延安，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此次周恩来与张治中见面的情况，与从前大不相同。此次会谈，张治中是作为军事上濒临失败的南京政府代表，前来同胜利者共产党谈和。更重要的是，张治中在动身之前，还专门去了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这不得不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机场的冷清、周恩来的严词质问，盖出于此。
（7）
7．周恩来、张治中唇枪舌箭。刘斐问毛泽东：“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立即说：“平和、平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和为贵’，只要和了就行。”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没有准备任何方案，张治中心里没底。在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指3 月26日关于谈判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张治中回答。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周恩来说。
接着，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由于南京方面没有任何方案，也就对和谈的日程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一切均按中共方面的安排进行。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双方代表个别交谈的非正式谈判阶段；第二阶段为正式谈判阶段。
4 月1 日晚间，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前往南京代表团所住的六国饭店，看望并设晚宴招待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气氛稍有缓和。
4 月2 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谈，个别交换意见。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竤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
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由于中共方面曾将李宗仁列为第二号战犯，所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的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
章士钊面带难色地告诉林伯渠：“如战犯问题不放松，则有两点顾虑。（一）在人情上说，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杀老子，恐怕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