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落”前的重庆呈现出一片末日景象，蒋介石不忍卒睹。若干年之后，蒋经国以难以名状的心情，记述蒋介石逃离重庆时的情景：11月29日，行政院迁往成都，重庆市内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大乱。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1 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匪部在江津上游20里之处渡江。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下午10时，林国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国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上中美号专机夜宿。据说：当恢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29日，第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向所属各军下达了攻击命令。
为渡江北进，第12军于27日，解放綦江，歼灭陈春霖第44军一部。第47军于干丰场、木洞场击溃罗广文第110 军第111 师。罗广文残部逃向温泉，又遭到第n 军的痛击，遂渡江向嘉陵江之线逃跑。解放军进抵长江南岸。
29日，第11、12、47军按照统一部署，从西起江津东至木洞百余公里宽的战线上，发起渡江作战，分数路向重庆进击。
跑在最前面的是第二军第31师。29日下午3 时，第11军参谋长杨国宇和第31师副师长胡鹏飞率第91团抵达长江南岸之南温泉。此时，江对岸的九龙坡、王家坪一带浓烟滚滚，爆炸声不断。
第g1团团长陶怀德带领突击排，乘三只小船首先渡过长江。接着，杨国宇、胡鹏飞率部突过长江，直插市区。
当晚9 时许，第91团攻占全市最高点浮图关，俘敌国防部警卫第2 团1600余人。
30日下午，第47军先头部队第141 师第423 团，在团长梁青山、政委李钦哲率领下，乘三艘小火轮从广阳坝直驶江北的青草坝，迅速分数路向市区猛插，并迫使国民党军海军江防舰队少将司令叶裕和率五艘军舰宣布起义，这五艘军舰是“民权号”、“永平号”、“常德号”、“英德号”和“英山号”。
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杨森见重庆不保，于30日下令胡宗南第1 军向壁山撤退。当日，重庆宣告解放。12月1 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
3 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主任，第3 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副主任。
8 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
在这值得欢庆的时刻，第3 兵团的广大指战员还清楚地记得，早在1948年4 月28日中原某地举行的庆祝延安光复的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豪情满怀地演讲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
在刘伯承这一预言的一年后，蒋介石的“首都南京”被打下了；一年零七个月后，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又被打下了。刘伯承欣喜地说：“从11月30日起，重庆永远成为人民的重庆，而我们人民大众就成了主人翁了。1949年11月30日这一天，就重庆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与第3 兵团解放重庆的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第5 兵团主力和第10军乘势向南川疾进。
11月29日，二野前委估计到蒋介石将要逃往成都，川东南之敌亦将纷纷西逃，遂电令第5 兵团司令员杨勇：在我第16军占领毕节后，敌经叙永、毕节退滇之可能性小；经宜宾。筠连、盐津入滇可能性大，若退到盐津约需十一二天。你部应加速行动，力争先敌占领叙永、筠连等地，断敌退滇之路。
第5 兵团前指连夜下达了作战命令，令第16军直插川南。
当日，刚刚渡过赤水河的第16军先头部队第47师第140 团便接到军部的命令：远距离奔袭叙永，全歼该城守敌，打开大部队入川作战的通路。
第140 团立即以强行军速度径直往北，直奔叙永。经过150 里的强行军，于12月1 日傍晚兵临叙永城下。
叙永城里，驻有国民党军第6 编练司令部2000余人，几乎全是刚抓来的学生。这些人本来就不愿打仗，更不想为垂死的国民党政权当殉葬品，所以，大多数一听枪响便猜到是解放军到了，纷纷举手投降。
大约半个小时，第140 团便结束了战斗，俘获国民党军第6 编练司令部中将司令肖以党。
12月2 日，第47师第139 团冒雨强行军100 里，一举攻占古宋城，歼灭国民党军第72军一个团。
7 日，尹先炳率第16军全部渡过长江，攻占沪县。
第10军追歼郭汝瑰第72、44军各一部。至12月7 日进至沪县、资中、自贡、荣县地区。
第18军从镇雄、洪县分两路向宜宾疾进。
至12月上旬，第5 兵团主力及第10军控制了沪县、自贡一线，国民党军向黔滇的主要退路已被切断。
与此同时，第50军及湖北独立第1 师渡江北进，解放垫江、大竹、渠县。第42军第124 师于12月7 日解放万县。
194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当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遂行川湘黔作战高奏凯歌逐步将西南地区国民党军压缩于成都平原之时，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一部从川北南下，参加聚歼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他国民党军的会战。
是年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部署西南作战计划时，赋予贺龙司令员的任务是：率第18兵团等部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积极吸引和牵制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主力完成大迂回大包围任务，切断酉南地区之敌退路时，贺部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
接受任务后，第18兵团等部指战员情绪高昂，盼望加快进军速度，早日解放大西南。然而，由于解放西南是关系到两大野战军的战略性战役协同作战，关系到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问题。于是，贺龙便耐心地对部下说：“这次，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先慢后快。开头，我们从北面进攻的速度要稍慢点。过快了，惊动了胡宗南，他就可能逃跑。等刘邓大军从南面切断了他的后路，那时候关起门来打狗，我们可就要快了。”
贺龙将一野部队向四川进军的行动概括为三部曲：突而不破、追而不歼、兼程追击。
从8 月中旬开始，第18兵团和第1 兵团之第7 军发起秦岭战役，实施战略佯动，吸引了胡宗南部主力于川北方向，掩护了刘邓大军从川东方向的进攻。这便是“三部曲”的第一部：突而不破。
当二野主力对重庆及南川展开攻击后，胡宗南部发觉其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遂于11月19日开始，以第36、38军作掩护，分路向四川及大巴山南麓撤退。
在此情况下，贺龙、李井泉等认为：我主力一经出动，紧迫敌人，敌必加速撤退，我军如不前进，敌将有计划地进行撤退，并必加强破坏道路桥梁，增加我军前进困难。因此决定，在秦岭山区已不可能歼击胡匪情况下，我以不过于压迫敌人及扫清前进道路上之障碍为目的，着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负侦察敌情修路之任务，以作大军前进之准备。
据此，第18兵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至12月2 日解放凤县进至留坝及秦岭主脉上之老君岭、旧佛坪县城。同时，奉令归贺龙指挥的陕南第19军解放旬阳、安康、岚皋、汉阴。紫阳、石泉等县城。
这便是“三部曲”的第二部：追而不歼。
12月初，当刘邓大军横扫川东、川南，三面逼近成都平原时，胡宗南主力已进入四川。
12月3 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就第18兵团入川作战部署电告贺龙：我第3 兵团之11、12两军及四野之47军均已渡江，10军3 日可能已到合江江边，第5 兵团之16军6 日可到沪州南岸，18军跟进。因此，在胡宗南部署未定时，我18兵团及刘金轩部队（第19军）以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最为有利。
贺龙当即决定，为配合二野作战，同时歼灭部分敌之掩护部队，减少敌之破坏，尽速修复道路，并使我军主力开进于武都、略阳、河县、汉中、城固、西乡之线机动位置，控制要点，即令第60、61、62、7 军等部派先头师尾敌前进，主力随后跟进。
据此，第18兵团等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川北，抓住胡宗南的后尾穷追猛打，奏响了入川作战的第三部曲——兼程追击！
第60军以第80师沿川陕公路前进为先头，12月3 日进占留坝，6 日进占褒城，7 日解放汉中，8 日进占勉县。
第61军以第181 师为先头，12月3 日由佛坪、华阳、太白山一带出发，经8 天行军翻越了秦岭，8 日解放洋县，随后进入城固及汉水南岸地区。
第62军于12月3 日由岷县、漳县出动，7 日进占西固，歼灭国民党军第门军第247 师一部，国民党军第119 军副军长蒋云台率该军第W 师在武都起义。第62军于10日进占武都，次日占领文县，随后攻占碧口。
第7 军于5 日占领徽县，7 日占领成县，随后该军第19师占领略阳。
第19军于5 日解放西乡，8 日在汉中与第18兵团会师。
至此，陕南、甘南地区全部解放。
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鄂黔作战（含四野鄂西战役及第18兵团等部在陕甘南部地区的作战），从1949年10月底开始，至12月上旬结束，共歼国民党正规军7 万余人，解放了鄂西全部及陕南、甘南、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四川省的一部分地区，造成了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南北夹击之势，为尔后全歼四川境内之敌奠定了基础。
（6）
48．刘伯承、邓小平发布“四项忠告”。卢汉易帜，五华山升起鲜艳的红旗
孙于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后，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些国民党军将领纷纷寻找出路。为促成大量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加速全国解放的进程，毛泽东、朱德于1949年4 月25日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要求国民党各级官员认清形势，停止抵抗和破坏，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协助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开展分化、瓦解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进军西南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把“攻心为上”的军事原则运用到了极至，在指挥二野等部完成对四川国民党军大迂回大包围的同时，于1949年11月21日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忠告称：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予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覆灭之期。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体系，又已被我拦腰打断。酉、秀、黔、彭即告解放，则四川东南门户亦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内亦将获解放。蒋。李、白、阎等残余匪帮企图收拾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全部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匪首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三次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待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诸匪首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之部属，使其与该匪首等一同进入坟墓。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相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员按级录用。凡愿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一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刘邓的“四项忠告”，犹如一颗射向敌人营垒的重磅炮弹，在西南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震荡。除少数受蒋介石恩宠的国民党嫡系将领和官员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外，其它大多数非嫡系部队将领，尤其是那些地方实力派将领，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署主任卢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耐心争取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率部于12月9 日在云南昆明宣布起义。
云南起义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
还在194Q年8 月15日，“云南王”龙云及黄绍竑刘建绪等44人在香港招待记者，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指责蒋介石政府反三民主义、反革命的行径，主张拥护共产党。紧接着，在龙云的授意下，原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对香港记者宣布“云南准备起义”。
一时间，“龙云策动云南起义”的新闻充斥着香港报刊。这一爆炸性新闻搅得蒋介石坐卧不安，搞得在昆明的卢汉也忧心忡忡：“龙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
8 月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后，召集川、康、滇、黔等省主席会商局势，云南省主席卢汉却造召不至。卢汉知道蒋介石没安好心，所以屡屡称病不去。最后在蒋的一再压迫下，决定“牺牲自己，保存地方”。
9 月6 日，在昆明市内的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和正义路、金碧路等闹市区，一张张印有卢汉名字的省政府主席布告贴满街市，布告上赫然写着：“本主席于今日专机赴渝，舍命救乡。为了三迤父老兄弟，虽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卢汉于当日偕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和省党部书记裴存藩飞往重庆。为防备遭蒋扣留，卢汉带了许多行李，做好了在重庆长住的准备。卢汉一行从白市驿机场直赴山洞林园，晋见蒋介石。
见到卢汉，蒋介石一脸笑容，和蔼地问道：“永衡老弟，一路辛苦了！”
卢汉应答道：“卑职不才，无力震慑滇省局面，以至于省内外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