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姆夫妇同周围邻居的交往并不频繁，但三个孩子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希拉里和她的两个弟弟休和托尼完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多萝西曾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马莎·谢里尔说：“那时我们家附近方圆四个街区内足足有四五十个孩子，年龄与希拉里相差不了四岁。他们总是在一起，像个大家庭。他们男孩比女孩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比赛。希拉里在玩警察抓强盗、捉迷藏和抓人游戏时总能坚持不败；那些游戏现在的孩子们都不再玩了。”
希拉里和弟弟们步行去尤金·菲尔德小学，冬天溜冰、堆雪人，其他季节则在安全的邻近街区骑车玩耍，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
他们还常常去爷爷在斯克兰顿钻石街的老家度假，每年的8月多半消磨在爷爷1921年所建的度假小屋中，小屋位于斯克兰顿西北二十英里左右，四周是波科诺山，可俯瞰维诺拉湖。在爷爷那里，希拉里学会了玩扑克牌，爷爷认为世界上最好的纸牌游戏非皮诺克尔莫属，这是一种需要算计和使用花招诡计的纸牌游戏。希拉里后来说，皮诺克尔牌除了富于比赛的挑战性之外，还是一种适合训练她的高度组织能力和培养人全面思考的练习。这都是后话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她从玩母亲敦促他们玩的文字游戏和从小就学会的扑克游戏中获得了无数童年的乐趣。
在爷爷那里还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关于维诺拉湖的传说，给希拉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后一个美丽而又坚强的维诺拉公主的形象便会时不时在她心头出现。
爷爷小屋后的山上树林里有熊和山猫出没，希拉里和弟弟格外喜欢在附近探险、远足并在苏斯奎汉纳河上钓鱼和泛舟。
回到帕克里奇自己的家中，希拉里最喜欢玩小孩子们自己发明的游戏，他们几乎天天玩垒球和长距离踢球赛。寒冬时，邻居威廉姆斯家的后院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因为威廉姆斯先生灌水形成的户外溜冰场给他们提供了最佳的玩耍场所，他们在上面溜冰、玩冰上曲棍球，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
夏天，希拉里和附近的小孩则会成群结队去辛克利公园游泳。
圣诞节是一年当中最快乐的一天，那一天父亲会把圣诞树拿回家，母亲则在厨房里做巧克力甜饼给他们吃。当希拉里和弟弟们长大一点时，他们都会做甜饼了。
“当然，我弟弟们想做的甜饼是像盘子那样大的。他们一直在比赛看谁能做出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粒儿。”希拉里说，“不久，甜饼烤盘上就只放一个巧克力甜饼了。我们快乐极了。甜饼的香味充满了整个房子。我们有许多许多甜饼，圣诞节上午我们边玩玩具边吃，到了下午就都病了。”
第二章 爱幻想的芝加哥郊区女孩四、一个天生的政治家
希拉里和普通孩子一样度过了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但她又逐渐地显示出了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刚刚9岁，她就试图弄清艾森豪威尔是否是个比杜鲁门更好的总统；14岁时，她对为什么只有男孩子才能当宇航员提出了质疑；17岁，当她正旗帜鲜明地支持戈德华特时，却又在一场高中辩论中扮演与戈德华特对立的林登·约翰逊，虽然最初她对扮演这一角色不以为然。
四年级起就与希拉里同班，后来与她一起上高中的里基茨记得希拉里对任何事情都有鲜明的看法，即使她只有9岁时也是如此。“她是个了不起的辩论家。有时她只是因为辩论的乐趣而持相反的观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一起谈论政治，讨论当时发生的所有事件。他们两人都喜欢历史。他记得有一次，他们详细讨论了南北战争，推测假如南方打赢的话将会发生些什么事。
希拉里的家庭一直给她这样的教导：她能够做任何事情，做一切事情。但她也有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她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宇航员。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正在考虑使人登上月球。希拉里写信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询问为了申请接受宇航训练，需要做什么。她在信中还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学业上的长处。国家航空航天局回信告诉她，女孩子不能申请。她说这“真令人十分恼火”。这或许是希拉里第一次遭到性别歧视的打击，这为她以后为妇女争取权利埋下了伏笔。尽管她对《华盛顿邮报》说：“我后来意识到，自己由于视力差，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一名宇航员。这才使我聊以自慰。”但她知道女性争取自己权利的年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在1956年的缅因高中南分校年鉴上所记录的希拉里的成就令人敬畏。她曾是班委会、女子体育联合会、国家民荣社团、学生会、文化标准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担任过低年级学生会副主席、班报记者、体操队长，获过科学奖，参加过演讲和辩论会、春季音乐会及各种杂耍表演等。她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是全班尖子学生中最拔尖的一个。
但她的中学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她人生的“绝对转折点”是1963年11月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的时候，那年她16岁。1992年，她对缅因南分校的听众说：“不论你在政治上支持他或反对他，在美国历史上他都是一位重要人物。”肯尼迪的去世似乎集中体现了当时和即将到来的各种矛盾：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刺、1968年的骚乱、越南战争、民权革命、女权运动、水门事件和弹劾总统的进程以及生活水准的下降等等。
这个在郊区安全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子，终于不可避免要被社会的各种黑暗现实所扰乱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的政治倾向慢慢地发生转变。“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坦率地讲，在某种意义上，它既非一味的共和党，也非纯粹的民主党；它也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是自由党或保守党的。”
17岁那年的模拟辩论，使她对上高中时信仰的共和党的印象变得愈加支离破碎。九年级的历史老师保罗·卡尔森鼓励希拉里读了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一书，让她喜欢上了那个逆政治潮流而上的个人主义者。同时她父亲作为共和党势力的坚定信仰者无疑也使她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她散发戈德华特的材料，张贴戈德华特的竞选招贴画，在缅因高中南分校一带享有敢于宣传自己观点的共和党人这一声誉。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信条———“捍卫自由时极端不为过，追求公正中稳健非美德”早已成为保守人士信守的教条之一。戈德华特指责联邦政府扩充权力，大肆鼓吹反共的动态战略。林登·约翰逊总统则在全国巡回演说中推销他的机会均等和消除失业与贫困的社会总目标。
作为戈德华特的忠实支持者的希拉里在模拟辩论中却要扮演林登·约翰逊的角色。
“我不能那样做。”希拉里拒绝说。“不，你能，”老师们告诉她，“你现在就去图书馆。你要阅读有关你生活中一直拒绝了解的事物的另一方面的一切。”
这促使希拉里生平第一次埋头研究约翰逊在民权、医疗保健、贫穷和外交政策上的民主党立场，虽然当时希拉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但到大学毕业时，她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阵营。
辩论是在1964年的10月底进行的。同时还举行了模拟选举。任何熟悉帕克里奇政治的人都不会对选举结果感到惊奇。戈德华特以55％比45％的票数赢得了多数学生的选票。几天后，学生家长们前去投票时，戈德华特获得58％的选票，而约翰逊只得到42％。在全国范围内，约翰逊却以61％的选票大获全胜，而帕克里奇则享有属于那38％的投票赞成戈德华特的选民这一荣耻不明的声名。然而，他们还有一点安慰：他们的子女没有背叛信仰。
似乎希拉里在这次辩论中的大败而归令她的父亲备感安慰，但在这场辩论中希拉里收获的决不单单是“失败”。
她说这是她得到应受教育的开端。她不得不去阅读并研究不属于自己的那些观点，因为老师们总是要求学生回答那些基本的但又高深的问题，如：“你为什么相信这一点？道理何在？有什么根据？”等等。她说，这些同样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及深思熟虑的、带有根本性的“难题”向她提供了一种她将受用一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最后得出结论，整个课程应该是：“不要只告诉我应该相信什么，不要只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立场要让我看到它的依据是什么，使我明白它为什么行得通，以及为什么它能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希拉里的政治信仰越来越明朗化了，1992年，希拉里重访缅因高中南分校时对一群学生说：“我坚信，政治的全部目的———我所指的政治并不只是总统大选或州长竞选时的选举政治，而是指具有更广泛外延的政治的统称———是如何使人民团结起来、如何使他们确认一致的目标、如何使他们一起行动来实现那些目标，以及如何使他们在各种不可和谐并存的信仰中作出绝对不可避免的让步。”
这就是她心目中的与选举政治有区别的真正政治。她早期的政治是儿童时代家庭、学校和教堂等各种影响的混合物。除去家庭、学校的影响外，宗教在她政治观点的形成中产生了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第二章 爱幻想的芝加哥郊区女孩五、卫理公会教堂
1992年，希拉里对卫理公会联合新联社的琼·莱尔斯说：“当我逐渐懂事能够自学时，我感到卫理公会的教义对我很有吸引力，它与我的生活非常合拍。在我的人生信仰及社会责任感形成的最初阶段，强调个人自我拯救、积极运用基督教义在这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世界努力像个基督徒那样生活，这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对我非常有吸引力的。”
她刚两个月时，她的父母就把她带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以便她能够在父亲儿时做礼拜的库尔街卫理公会教堂受洗礼。她父亲信奉的卫理公会教派有美以美教派的传统。他的威尔士祖先与英格兰布里斯托尔的卫理公会圣殿关系紧密。这所教堂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任巡回牧师期间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希拉里对这一切都深感兴趣。20世纪初叶，在斯克兰顿一带，卫理公会的教徒沿袭福音派惯例在福音布道会上寻求自我拯救并不罕见，但有着英国和加拿大血统的希拉里的母亲则是个更接近主流的卫理公会教徒。
卫理公会拥有芝加哥地区规模最大的主日学校，并以其提供的“地位”教育计划而享誉基督教学术界。希拉里11岁时，于1959年3月22日同其他110名孩子一起，接受了负责青年教徒工作的牧师盖伊·莫里森主持的坚信礼。
希拉里积极参与帕克里奇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活动，清楚地看到也深切地感受到弱势群体的需求，了解到施与比接受有福。母亲多萝西也在主日学校授课，教导她关心社会正义。
希拉里参加《圣经》班、主日学校和青年团体，积极投入礼拜活动，并加入讲坛清洁队，固定在周六清洁讲坛，为周日的牧师讲道做好准备。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活动中，1961年9月来帕克里奇负责青年工作的唐·琼斯牧师掀开了新的一页。他刚从德鲁大学神学院毕业，曾在海军中工作过四年。他承认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在那个时代，存在主义被广泛地认为是朦胧灰暗的，甚至是危险的欧洲影响或哲学。琼斯把它解释为“一种强调决策、义务和对自我存在负责的思想方法，注重于焦虑、不幸、限定、人类自由、自我的独特性以及虚假与真正自我之间的冲突等主题”。
希拉里从未遇到过像琼斯这样的人。
琼斯牧师强调基督徒的生活是“以行动实践信仰”。
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周日和周四晚间活动、周末静修和教育或社会实践项目。他称这些活动为生活大学，鼓励孩子们放学后顺便去看他。事实上，在那个时期，帕克里奇的教堂几乎从不强调任何改造社会的行动，也很少对社会作出预言性的评论或对基督教义作出激进的解释。琼斯渴望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期望他们能“以彻底的现实主义面对人生，拥有为社会服务和直接帮助他人的经历，并通过这一切开始认识帕克里奇以外的生活”。
由于琼斯牧师的生活大学，希拉里第一次接触E。E。卡明斯和T*9郾S*9郾艾略特的诗作；开始欣赏艺术大师毕加索的作品；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大家一起讨论“宗教大法官”的意义。
琼斯有一次还组织他们聆听一个无神论者与一个基督教徒就上帝的存在问题所进行的辩论。还有一次，他们就少女怀孕问题展开讨论，这次讨论在整个教区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实上对于希拉里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去芝加哥贫民区的旅行。谢丽·海登回忆说，对市中心贫民区的访问，是60年代初黄金时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候，人们充满了希望，毒品还没有渗入到学校。“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作为60年代和70年代初原动力的许多理想主义为人们知晓。我们相信社会可能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如果你改变看法的话。”
他们参观了为芝加哥市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娱乐中心，访问了一批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琼斯的带领下，希拉里和其他一些女中学生着手组织照看婴孩服务队，替当时住在离帕克里奇西部和南部不远的农场的移民工人们照看婴孩。
每年夏季，为了收获帕克里奇西部和南部不远处农场的蔬菜，黑人和拉美移民纷纷从南部几个州涌入帕克里奇。能够挣钱的时间很短，所以他们都是全家老少一齐下地，常常把幼小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或让他们相互作伴。
这对希拉里是个陌生的世界，也是她对贫穷的最初一瞥。了解社会的不公和直接接触其年幼的受害者，无疑将具有精神和智力方面的双重意义。希拉里这个生活在芝加哥郊区的爱幻想的女孩，由此走出了她那从小受保护，而难与外界接触的封闭生活。那个时候是1960年，希拉里只有13岁。对于希拉里来说，在此之前，她根本没有机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希拉里对《新闻周刊》说：“他告诉他们，要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不仅仅意味着你要关心你自己的个人得救。他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希拉里还清楚地记得琼斯牧师有一天还带着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他把它靠放在一把椅子背上，并建议两个小组先静静地观察几分钟。然后开始讨论，当他问道这幅画中哪些形象使他们感到不安时，有人说是灯泡，有人说是断臂，还有人说是哭泣的母亲与婴儿。当他问及他们能为它配上何种音乐、加上什么标题时，一个年轻人答滚石乐队的《满意》，另一个答布鲁斯乐曲，还有一人建议用一首古典音乐。
琼斯说：“这幅画是否使你想起你曾经有过的经历？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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