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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2）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恩，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都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定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早上贪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聚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详解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任翰林后，写下《五箴》自勉；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立志报效国家。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3）
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操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迫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水”，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 而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却是始料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治、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带领。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２月25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并提出努力改正和提高的方向，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1）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统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仔细考察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
在孔孟儒家传统中，有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修炼方法，称为慎独，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像在大庭广众下一样有修养，如何做到慎独呢？首先就必须内省。内指的是心灵，省就是自我审思。认为人们只要注重自己对自己的审思，慢慢地就会心境清明，智慧越来越高，本领也越来越大。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根据儒家的观点，人是禀天命而生的，生下来之前，与整个宇宙自然是一个整体，生下来以后，就禀赋了宇宙自然的所有信息，只是因为受人性所产生的各种欲望的遮蔽，这些智慧隐而不显了。人如果能够向自身不断地找寻，慢慢地就会把后天的屏障剥除，还智慧以本来面目。
曾国藩以继承中华道统自居，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内省功夫，只是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功夫的理解。
◆原文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能够切实地做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内心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2）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心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的微妙差异，是可以加以评论的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去做，不善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惟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心存侥幸，以为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