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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端起一杯水喝起来。斯大林待他稍微平静了一些之后低声说道：‘现在哭也晚了。你们以前起来反对党中央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党中央多次警告你们，说你们搞这种派别战争到头来只有落得哭鼻子的下场。你们不听这些警告，结果真的落了个哭鼻子的下场。现在我们又对你们说。要服从党的意志，你们以及被你们拖下水的人才能保住性命，可你们又不想听。这样发展下去，事情的结局将使你们哭得更伤心，使你们落到惨得不能再惨的下场，到那时，你们就只能感谢你们自己了。”
“那您的保证呢？您不是保证不枪毙我们吗？”加米涅夫天真地问道。
“保证？”斯大林反问道。“说真的，这还能怎么保证？简直太可笑了，您是想要国联出具一份正式担保协议？”斯大林嘲讽地笑了起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显然忘了他们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局里，而不是在市场上就偷来的马，讨价还价。如果他们对政治局的担保还嫌不够。同志们。那我就不知道继续同他们谈话还有没有意义了。”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太猖狂了，”伏罗希洛夫插话道。“好象他们有权强迫政治局接受他们的条件似的。这实在令人气愤！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脑筋。他们就该跪在斯大林同志面前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如果他们不想要自己的脑袋，那就让他们去死，让他们见鬼去！”
“斯大林站起身，双手抄在背后，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
“曾有一段时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思维明晰而闻名于世，并能辩证地分析问题，斯大林又说了起来，可现在，他们分析问题时就象市民一样粗陋，是的，同志们，就象一批最落后无知的小市民。他们庸人自扰，以为我们组织审判是专门为了枪毙他们。这太愚蠢了！仿佛我们非得经过审判就不能把他们统统枪毙似的，如果我们认为非枪毙他们不可，审判又有多大意义呢。他们忘记了三件东西：“
“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
“第二，既然他们反党最猖狂的时俟我们没枪毙他们，那么，在他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他们呢？”
“第三，这两位同志忘记了（米隆诺夫特别强调斯大林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同志的事实），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
最后一席话，据米隆诺夫说，斯大林讲得很有感情，听来非常真诚。也很有说服力。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彼此意味深长地交换了目光，”米隆诺夫继续讲道。“然后，加米涅夫站起身，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两人就将出庭。”
“这是不言而喻的。”斯大林回答道。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的肉体迫害结束了。他们很快就被转送到又宽敞又凉爽的囚室。让他们淋浴后，又发给他们一套干净衣服，并且还允许他们读书（但不能见报）。专为季诺维也夫而派的医生，开始认认真真地给他治病。亚果达吩咐给他们两人开营养伙食。总而言之，要尽全力使他们不要在法庭上显出病恹恹的样子。监狱卫队也得到指示，对他们二人要礼貌、殷勤。可怕的牢房好象一下子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疗养所。
自从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过之后，叶若夫就开始要他们亲手起草几份给其追随者的秘令，并把日期倒填上去，因为检察长在开庭时需要有证明阴谋的确存在的物证。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拒绝提供这些为斯大林及其手下的伪造专家所急需的假证。他们声明。他们仅限于履行在克里姆林宫内承担的义务。
实际上，不仅被告人，就连亚果达及其助手们，在听到斯大林讲过的那些话之后，都感到轻松了许多。他们从那些话中领悟到：任何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都不会被枪毙。开始为审判作准备时，内务部的头头们并没想到斯大体会从肉体上消灭列宁的亲密战友。都以为他的唯一目的是从政治上粉碎他们，强迫他们作假证供反对托洛茨基。然而，随着侦讯工作的深入发展，对斯大林真实意图的猜疑也就出现了，而且越来越令人可怕。
当内务部领导们看到斯大林在听取有关某些老党员决不投降的汇报时表露出的那股怒气之后，看到他谈起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时发泄出的刻骨仇恨之后，自然就推出了一个结论：斯大林已暗中决定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列宁的老近卫军。尽管内务部头头们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斯大林，与其政策绑了在一起，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尤其是托洛茨基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仍然具有魔力。按斯大林的命令用死刑来威胁老布尔什维克，这是一回事，因为他们知道这仅仅是威胁，不会兑现；但他们又确实担心斯大林会在不可克制的复仇欲的驱使下，真的杀害党的原来的领袖们，这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今，这一忧虑终于消失了，因为斯大林亲口许下了保存他们性命的谎言。
第十章 帖尔一瓦加尼扬：我不想再做党员
我们已经认识了在斯大林指挥下的各式各样的侦讯人员：暴虐成性的切尔托克，不讲原则一味钻营的莫尔恰诺夫和斯卢茨基，以及忍受着内心痛苦，为所谓的党的利益而压抑住良知的呼声并违心地执行斯大林的各条罪恶命令的米隆诺夫和别尔曼。
内务部侦讯人员对犯人拥有不小的权力。但一碰上总书记过问的事，他们的权力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甚至连对受审人的罪名表示怀疑的权利也没有了。
有些侦讯人员，即使同情列宁的亲密战友们，但却不能给与任何帮助。凡与即将开庭的审判有关的事， 都是背着侦讯机关决定的， 只是事后才要求受审人作出“供诉”，才对他们早已决定的一切加以证明。
行将开庭的审判中的牺牲者，是斯大林挑选的。指控牺牲者的罪名，也是他事先想出来的；他还口授强迫受审人接受的各种条件；最后，连法庭的判决也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与被告帕尔一瓦加尼扬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以作为说明审讯员真正同情受审人的鲜明例子。
帖尔一瓦加尼扬是我的老朋友。早在一九一七年春天我就与他在莫斯科士官学校相识了。我们这种在沙皇制度下无权当军官的人，经过二月革命才进人了这所学校。当时已有多年布尔什维克党龄的帕尔一瓦加尼扬，经常在上官生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不过，他的主要工作是到莫斯科各工厂和到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士兵中去进行宣传。他打算逐渐在卫戍部队中挑选一些士兵组成战斗小组，准备参加将来的起义。帕尔一瓦加尼扬并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但他那相信党的事业必胜的强烈信念和对事业的满腔热情，征服了工人和士兵听众。面对他个人的感召力，很少有人不受感染。他那黝黑英俊的脸庞充满友善和真挚，悦耳的低嗓门听起来信心百倍。出自肺腑。
快毕业时，帕尔一瓦加尼扬故意在考试时不及格，因为不及格的学生将被作为志愿兵被派往第五十五或第五十六团。这两个团驻扎在莫斯科行牡谋说寐宸虮Ｅ炼煌呒幽嵫锕槐慌傻搅似渲幸煌爬铩Ｔ诹礁鲈碌氖奔淠冢桶颜饬礁鐾疟涑闪瞬级参说牟慷印Ｊ赂锩己蟆Ｋ柿煺饬礁鐾畔蚺叹嵩诳死锬妨止谛е矣诹偈闭氖抗偕慷臃⒍私ァ？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帕尔一瓦加尼扬被任命为莫斯科党委会军事部主任。接着，他又积极地投入国内战争；当革命风暴卷到外高加索后，帕尔一瓦加尼扬成为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亚美尼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帕尔一瓦加尼扬很少关心个人的仕途升迁。他特别热衷于钻研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哲学中的理论问题。当苏维埃政权在外高加索完全巩固之后，帕尔一瓦加尼扬就全力搞理论工作去了，并写了几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创办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并当了主编。当左倾反对派出现之后，帕尔一瓦加尼扬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后来，他因此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三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斯大林在准备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时，突然想起了恰尔一瓦加尼扬这个人。于是决定利用他作为莫须有的“托一季联合总部”内托洛茨基的三名代表之一。帖尔一瓦加尼扬被解送到莫斯科，由别尔曼负责对他做工作。
我得知此事后，赶紧找到别尔曼谈了恰尔一瓦加尼扬的情况，并求他别对我的朋友太狠心。
别尔曼很钦佩帕尔一瓦加尼扬。特别是后者那无比正派的作风，更是让别尔曼感慨不已。别尔曼对他越了解，尊敬和同情之心也越深厚。作为期大林刑讯机关的一名审讯员， 别尔曼居然与他的受审人建立起了友谊， 而且是在正式审讯后者的“罪行”的特殊气氛之中建立起来的。
当然，别尔曼虽对帕尔一瓦加尼扬深表同情。却不能与他开诚相交。表面上，他还是保持着审讯员的架子，并尽量使用与斯大林式的党性原则相吻合的套话来进行审问。但同时，他并不强迫帕尔一瓦加尼扬认罪，也不对他施用将使他产生死亡恐惧的刑讯方式。
别尔曼并不执着于遵从那些被“机关”视为罪行的细节，只是向帕尔一瓦加尼扬解释说，由于他帕尔一瓦加尼扬也被指控为阴谋参与者，所以政治局认为有必要用他的“坦白”来证实那些已从其他犯人口中得到的诬陷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供诉。同时，别尔曼提示他要以这些前提作为出发点。选择自己在审讯中和在法庭上的行动方针。
下面是他与帕尔一瓦加尼扬的几次谈话内容，一都是他过去亲口对我讲的。
帖尔一瓦加尼扬在拒绝做假供时，对别尔曼说道：“我倒是从心里愿意满足中央的希望，但要在假证供上签字，我却不愿意。请相信，死，我是不怕的、在十月革命的街垒战中，以及后来在内战中，我已多次出生人死。当时，我们之中有谁想过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如果要在你们所需的供诉上签字，那至少得让我相信。这些供诉确实符合党和革命的利益。可是我打心眼里感到。这些供诉只能糟踏我们的革命成果，只能使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
别尔曼反驳说，中央更了解党和革命目前真正需要些什么，中央比长期脱离政治运动的帕尔一瓦加尼扬更有发言权。除此之外，每个布尔什维克应当绝对相信党的最高机关的决定。
“最亲爱的别尔曼，”帕尔一瓦加尼扬回击道，“您一再劝我，要我相信我不应该独立思考，而只应该盲目服从中央，可是我这个人啦，生来就是这样：不能停止思考。瞧，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那种有关老布尔什维克好象都成了杀人匪徒的观点，不仅会使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而且会使全世界的社舍主义事业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我敢发誓，我很不理解政治局这一鬼计划，同时也为这个计划会钻进你的脑子里而感到吃惊。也许。您认为我已经疯了。假若如此，您向一个疯癫的、神经不健全的人要求供诉。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把我送到病人院去不是更好一些吗？”
“您怎样回答他呢？”我问别尔曼。
别尔曼自嘲地回答道：“我对他说，他的理由只能证明这么一点：反对派的根子在他意识裹扎得太深，使他完全忘记了党的纪律。”
帕尔～瓦加尼扬对他进行了反驳，说列宁指出过：党员四条纪律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承认党纲。这个受审人在谈话结束时说：“如果中央现在的新纲领认为必须毁掉布尔什维主义及其奠基人的名誉，那么，我不承认这个纲领，也不再认为自己应受党纪的制约。再说，我早已被开除出党，因此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服从党的义务。
有一天晚上、别尔曼到办公室来找我，要我到内务部俱乐部去，说那里正在举行化妆舞会。自从斯大林发出“让生活更美好。同志们。让生活更快乐！”的号召之后，苏联的上层统治集团就再也不搞喝喝酒，跳跳舞、玩玩牌的秘密晚会，而是公开地、毫无顾忌地开展类似的活动。内务部领导们响应领袖的号召。以非凡的精力投入“甜蜜的生活”。内务部俱乐部里的豪华陈设，与革命前的特权近卫部队军官俱乐部十分相似。内务部各分局局长们，你追我赶，都想举行更堂皇的舞会来压倒对方。头两次舞会分别由特工处和边防分局举办，舞会办得相当成功，在内务部工作人员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苏维埃新贵的太太们纷纷急着去找成衣匠订做晚礼服。现在，她们都迫不及待地盼着一次又一次的舞会。
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决定让“未开化的莫斯科人”见识一番地道的西方式化妆舞会。他一心要胜过欧洲各国首都那些豪华的夜总会。出国公干期间，他便曾在那些地方挥霍过大量美钞。
我和别尔曼走进俱乐部，眼前的景象确是莫斯科前所未有的。俱乐部那家华的大舞厅里，灯光朦胧。天花板下，一盏由无数玻璃片嵌成的球形大灯，不停地旋转着，无数光影飘飘洒洒地落到地面，使人产生一种雪花纷飞的幻觉。男人们身穿制服和晚礼服，太太们穿着晚会长裙或是小歌剧演员的那种套装，在爵士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许多太太都戴着面具，身穿十分花俏的歌剧装。这些服装是斯卢茨基特地从莫斯科大剧院为她们借来的。桌子上堆满了香槟、甜酒和伏特加。欢叫声。狂笑声、不时地压过乐曲。一个边防军上校心醉神迷地高吼道：“这才是生活呀；伙计们！为我们这幸福的降临，感谢斯大林吧！”
晚会主持人发现了我和别尔曼，顿时高叫道：“让他们来评评吧！这两位是到欧洲的常客。”接着，他转身对我们继续说道：“请坦率地讲讲，你们在巴黎成是柏林见过这种场面吗？那里的什么伯爵夫人，公爵太太，我统统瞧不起！”
我们只得点头称是，说外事分局举办的这个舞会。远远胜过我们有幸在欧洲见识过的任何舞会。斯卢茨基顿时满面生辉，为我们两个各斟上了一杯香槟。米隆洛夫恰好也坐在桌旁。他大声说道：“没话说的、你完全能成为一个巴黎高级妓院的呱呱叫的老板！”
真的、那个角色对斯卢茨基说来，远比他当苏联间谍机关的头头合适，更胜于他这三年当上的内务部党委书记。
舞池里闷得很，我们很快就离开了。俱乐部正对面，是内务部那阴森森的、自下而上嵌有黑色花岗石的大楼。就在这花岗石大墙后的一间间囚室里，成了斯大林人质的那些列宁的亲密战友们，正在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我和别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