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后的一间间囚室里，成了斯大林人质的那些列宁的亲密战友们，正在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我和别尔曼徘徊在莫斯科市内灯光晦暗的街道上。我想到了恰尔一瓦加尼扬，而别尔曼却象请到了我头脑里所想的，突然对我说道：“我脑子里总出现帖尔一瓦加尼扬的模样。真了不起，多么有思想的一个人呀。可惜，他和反对派牵扯上了，落得受这场罪。他真称得上是视死如归。他一心只想着革命的命运和一个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在道义上有无权利在那些要求他签字的供诉上签名，”说到这里，别尔曼叹了一口气。“我们刚才在俱乐部碰见的那些人为革命立下的功劳，远不及帕尔一瓦加尼扬的百分之一。我时常惋惜自己，怎么会料理到了这桩案子。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值得庆幸，他至少没落到切尔托克那种坏蛋手里。”别尔曼沉默了一阵，又以另一种不那么沮丧的语气说道：“假如您能听到他怎样称呼我就好了：最亲爱的别一尔一曼！”
我从他的话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别尔曼对帕尔一瓦加尼杨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策略。他的确不知道要他的受审人做什么好。是在所需的供诉上签字呢，还是拒绝签字。因此，他没对他施加压力。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抵抗时，别尔曼倾向于认为，帕尔～瓦加尼扬不愿在公然捏造的供词上签字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在得知斯大林已经诚恳地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了不枪毙老布尔什维克的保证，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同意出庭“坦白”的事情之后，别尔曼就改变了看法，认为他的受审人还是效法他们签字为好。他一个劲地劝帕尔一瓦加尼扬在所需的供诉上签字并带着这些供诉出庭。在受审的这段时间里，帕尔一瓦加尼扬己对别尔曼产生了信任，因此他认为别尔曼这一反常态的作法并不是什么协讯手段。再说，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党务活动家都已出庭去为斯大林撒谎害人。他帕尔一瓦加尼扬再为党和革命的名誉会遭到毁坏而担心，也就没任何意义了。
帖尔一瓦加尼扬就这样投降了。
他在“供诉”上签过字后。别尔曼说道：
“这就好了！任何反抗都是没用的。最主要的是保持住自己的勇气和信心，再过几年，我想我还会看到您在党的重要岗位上继续战斗！”
“最亲爱的别尔曼，”帕尔一瓦加尼扬回答道，“您好象还不完全理解我。我丝毫不想再回到什么重要岗位上。既然我自以为为之活着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的党已强迫我在这个东西上签了字，那我也就再也不想当一名党员了。今天，我真羡慕那些最落后的非党群众。”
开庭前不久，检察长线辛斯基开始从内务部接手案子和被告人。“交接”程序是这样的：被告被押到莫尔恰诺夫或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维辛斯基在那里当着内务部头头们的面，向被告人提问。他们是否承认供诉属实，是否在审讯时已签过字。这个不到十分钟的过场走完之后，被告又被送回狱中，仍旧由那些曾经审问过他们的内务部侦讯人员看管。
但在把帕尔一瓦加尼扬“移交”给维辛斯基时，却出现了一件很大的意外。被告人被带进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那里除办公室主人之外，还有维辛斯基、莫尔恰诺夫和别尔曼。在回答维辛斯基那一套问题时，帕尔一瓦加尼扬鄙视地盯了对方一眼，说道。“老实说，我有合法权利不承认您是什么检察长。内战时，我曾捕过您，因为您是真正的反革命！”维辛斯基顿时变得脸色苍白，无言以对。帕尔一瓦加尼扬十分满意这句话所起的作用。他环视了一周在场的人，然后宽宏大量地补充道：“啊，算啦！您别害怕，我已无法再抓你了。”
帖尔一瓦加尼扬这一越轨之举，使亚果达和内务部的全部头头们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尽管维辛斯基常常在内务部头头们面前溜须拍马，可这里的人却根本没把他放在眼内。
第十一章 叶若夫报复安娜·阿尔库斯
因“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关联合总部”一案而被捕的人里面，有个名叫安娜·阿尔库斯的妇女。这是个既有魅力又有教养的女人，曾是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格利戈里·阿尔库斯的妻子。蚱蘩胍熘螅剿甑亩郎粼诎材壬肀摺２痪弥螅窭昀镉氪笙吩旱闹爬傥柩菰币晾蚪阆瓤平崃嘶椋材热醇薷瞬┎祭镄环蛞荒谖癫坷镆桓龈闪返墓ぷ魅嗽保箍剖φ未χ魅巍Ｗ魑蹩ㄈ嗽钡钠拮樱崾读诵矶唷盎亍绷斓迹氩┎祭镄环虻睦嫌阉孤幕患姨乇鹨谩０材取ぐ⒍馑沟恼庾橐鏊淙灰裁怀中嗑茫肽谖癫颗笥衙堑挠押霉叵等匆恢北３窒氯ァ５谝桓稣煞蛞彩背？犊匕镏妥约旱男∨？
一九三六年夏天，安娜·阿尔库斯的朋友们吃惊地获悉，亚果达在签发拘票，准备逮捕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时，竟下令将她也抓起来。内务部的工作人员都想不通，把一个与党、与政治都毫无牵连的女人抓起来与审判列宁的老战友有什么联系。
安娜·阿尔库斯是在莫斯科郊外国家银行高级职员疗养所里被捕的。当时，她正带着已年满五岁多的女儿在那里度假。安娜·阿尔库斯觉得自己无任何罪过，同时又并不特别害怕内务部“机关” ， 因为她有许多朋友都在那里面工作，所以，“她对眼前发生的事，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感到吃惊。她以为这是误会，待事情一弄清楚就会被放出来，所以就把女儿暂时托付给一位银行领导的夫人。
得知安娜·阿尔库斯被捕后，斯卢茨基马上就去找一手负责审判准备工作的莫尔恰诺夫了解情况。莫尔恰诺夫告诉他，说这个名字是由叶若夫亲自写上黑名单的。他还把安娜的前夫格利戈里·阿尔库斯的名字也写了上去，后者是国家银行国外分行的领导人。斯卢茨基一下子就意识到；叶若夫大概是想给他安上个以外汇援助托洛茨基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逮捕安娜·阿尔库斯，肯定是为了向她的前夫施加压力。
安娜·阿尔库斯的案子由内务部里一个颇有名气的工作人员C 某料理。她的唯一罪名是由赖因霍尔德供诉中的一句话构成的。他硬说自己与“莫斯科恐怖小组”的另两个成员皮尔克和格利戈里于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间在安娜的住宅里开过秘密会议。
侦讯员C 某对斯大林搞审判的目的和内务部取供的各种手段都十分了解，所以不大相信赖因霍尔德的供诉。然而，他认为自己必须正式地进行审讯。第一次审问时，他要求安娜·阿尔库斯说出从一九三三年起所有到过她家的人的姓名。但安娜发现他打算作记录时，马上就住口不说了，而且问他在审讯记录上记下这样一份名单是否妥当，因为她的客人有些是名气很大的人物——有内务部领导，甚至还有中央委员。为了举例，她说出了斯卢茨基夫妇、一个名气不小的检察长和其他一些人。
她所有的朋友，好象是经过批选似的，或者是著名的党员，或者是苏联人民委员部的大人物，所以安娜此时搞不清楚，结识这些人怎么会给她带来灾祸。但是，她后来终于想起了一桩事：曾经有个显要人物把她的一个朋友叫做“两面派”。不过，那很可能是由于嫉妒。事情是这样的。有天晚上，尼古拉·叶若夫从中央带了一个外交官的戈莫洛夫一道到她家来玩。当时在她家的客人中有个姓皮亚季戈尔斯基的朋友，曾是苏联驻伊朗的商务参赞。后来，叶若夫在告辞时突然问安娜怎么在自己家中招待象皮亚季戈尔斯基这样的“两面派”。她顿时觉得受了侮辱，便反唇相讥地说道。“既然皮亚季戈尔斯基是两面派，那您为啥还把他留在党内，为啥政府还要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
叶若夫大发雷霆，骂她是庸俗的小市民。安娜也火冒三丈。她声称：“我的朋友，全是正派人！而您的那位知心朋友科纳尔，却是个波兰间谍！”
她指的是波兰大间谍波列修克。一九二0 年，波兰间谍机关把一个阵亡红军战士的党证交给他，然后就把他派到苏联。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科纳尔”成功地爬上了苏联官僚机关的最上层，成了农业部副人民委员。
“科纳尔”与叶若夫是挚友，而且，正是叶若夫帮他窃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这已不算什么秘密。波列修克的暴露纯系偶然。一个认识科纳尔的共产党员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报告说，那个名叫科纳尔的副人民委员，实际上根本不是科纳尔，而是个冒名顶替者。
安娜·阿尔库斯向侦讯员表明，自从那次与叶若夫争吵之后，她就再也没请他来家作客，也不再理睬他打来的电话。
她不知道，叶若夫已从斯大林那里受命监督审判老布尔什维克的准备工作，她的整个命运现在已落入叶若夫手中。但侦讯员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叶若夫要把她的名字写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单，尽管她与那些人毫无牵连。
C 某决定不偏不倚地对她进行调查，并去找领导，建议解除对安娜·阿尔库斯的扣押。他听从某个朋友的劝告，决定不把他所知道的安娜与叶若夫的事告诉莫尔恰诺夫。
C 某告诉安娜·阿尔库斯，据赖因霍尔德交待，他曾与其他几个联合总部的成员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间在她家里数次秘密聚会。可安娜不愿意相信赖因霍尔德真会如此胡说八道。不错，赖因霍尔德和朋友皮克尔几年前确实到她家玩过几次，但最后一次也是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她相信，如果让她与赖因霍尔德当面对质的话，后者肯定会承认她说的是实话。当审讯员表示自己对此并不象她那样乐观时，安娜·阿尔库斯却很不以为然，并说她绝对相信赖因霍尔德的人品正派，如果赖因霍尔德当着她的面也仍然重复自己的供诉，那她决不同他争辩。
那些彼此都非常了解的侦讯人员，谈起话来往往直言不讳。但在其他场合，尤其是谈话双方的级别不一致时，他们一说起行将开庭的审判，神情就大不相同了，仿佛他们都相信确实有一个反斯大林的阴谋集团存在。侦讯员C 某认为，在与受理赖因霍尔德案件的切尔托克谈话时，就必须采取这种态度。切尔托克的名声读者已经知道。他的品质对侦讯员C某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总之，侦讯员C某给切尔托克打了电话，说他的受审人安娜·阿尔库斯一口否认赖因霍尔德有关一九三二年曾去过她家的供诉属实。并要求与他当面对质。C 某请求切尔托克就此问题再次审问赖因霍尔德，如果后者坚持原供，那就让他与安娜。阿尔库斯对质。
当然，危险是存在的：把良心都卖给了叶若夫并拼命为内务部效劳的赖因霍尔德，肯定会眼不眨心不跳地重复自己的假供。但侦讯员C 某抓紧剩下的时间，在内务部有影响的工作人员中制造有利于安娜·阿尔库斯的“社会舆论”。为了这个目的，他把自己的朋友请来看对安娜·阿尔库斯的审讯。在这些朋友中，有莫尔恰诺夫常常对之言听计的别尔曼，还有一个是与阿格拉诺夫有私交的工作人员。
显而易见，安娜·阿尔库斯没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她根本不去巴结侦讯员。有一次，鲍里斯·别尔曼在与她谈话时，不高兴地提到了格利戈里·阿尔库斯，骂他是“色鬼”。安娜听了此话，陡然间脸色大变，发火道：“难道您和您的上司们就不是色鬼吗？您以为，莫斯科没人知道您在追逐哪个女人吗？”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而切尔托克总是推迟她与赖因霍尔德的对质。这充分表明他碰到了什么麻烦事。终于，他被迫承认赖因霍尔德拒绝证明自己有关安娜·柯尔库斯的供诉属实。这样一来，指控她的唯一罪证没有了。C 某提醒切尔托克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将对赖因霍尔德的审讯笔录重写一次，把有关安娜·阿尔库斯的那些话删去。但切尔托克回答说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赖因霍尔德的供诉已经上交斯大林批准。切尔托克也许是为了在C 某面前为自己开脱，又特地补充了一句：“您应该明白，这是政治案件！”
C 某虽然不太指望成功，但仍然继续努力，想使安娜·阿尔库斯免遭叶若夫的报复。他起草了一个正式结论，建议因缺少犯罪构成而终止安娜·阿尔库斯一案。他带着这份结论找到莫尔恰诺夫。后者读过后，便问C 某是否知道安娜·阿尔库斯之被捕完全是因为叶若夫。C某作了肯定的回答。
“那您是否打算亲自向叶若失汇报这一案件呢？”莫尔恰诺夫又问道。C 某说自己有这种打算。
可是第二天C 某就被无故停职了。他奉命将安娜·阿尔库斯案交给了鲍里斯·别尔曼，自己则不得再过问此案。显然，莫尔恰诺夫不敢冒险向叶若夫提出释放安娜的问题。
这个案件的结局是：别尔曼和莫尔恰诺夫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看法向对叶若夫作了汇报。叶若夫一听到说有释放安娜的可能，顿时气歪了脸。他恶狠狠地嘟哝道。“这个臭婆娘，完全应该枪毙。判她五年。不得有误”
第十二章 讹诈
指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诉讼准备工作，由叶若夫负责监督。显然，他在接受这一使命时就已经知道，几个月之后，他将被斯大林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正因如此，他对内务部的业务活动和刑讯犯人的“纯技术”问题，当时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兴趣。每天半夜三更，他总要出现在莫尔恰诺夫或阿格拉诺夫等一群人中间，也很喜欢跑进侦讯室，观察侦讯人员采用何种手段强迫受审人把供。每当听说某个过去一直很坚强的人如今屈服了，他就一定要了解细节，贪婪地向审讯员查根问底，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被告人的抵抗。
有时候，叶若夫也亲自插手审问犯人。有人给我讲过他连续几个晚上“感化”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详情。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为革命立下的殊勋全国皆知，他的妻子也是个有名的老党员，并同样受到叶着夫的“加工”。我不打算道出这对夫妇的真实姓名，因为害怕殃及他们的子女，尽管据我掌握的材料，他们的子女后来不仅尝受了失去父母的痛苦，而且也受到了斯大林的迫害。为了便于叙述，我暂且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为帕维尔·伊万诺夫，叫他的妻子为叶莲娜·伊万诺娃。
从外表上看，帕维尔·伊万诺夫象个禁欲的人。在沙皇一制度下，他不只一次被逮捕，也服过十年苦役。国内战争期间。他作为军事指挥员、战功展立。他的妻子也为革命立过不少的功劳，在老党员中享有盛名。夫妻二人后来都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派失败后，他们双双被流放到西伯利尼一九三六年，他俩被弄回莫斯科，投入了内务郎的内部监狱。
伊万诺夫夫妇有两个儿子。老二当年才十五岁，住在莫斯科外婆家。
侦讯人员们在伊万诺夫和伊万诺娃身上“工作”了四个月，一无所获。在威胁利诱面前，伊万诺夫没有丝毫动摇，硬得象块金刚石。叶建娜·伊万诺娃则是个感情外露的妇女，面对审讯员的威逼。她总是义愤填膺地怒骂不止。然而，她的性格中有一个弱点，正是这个致命弱点，使她铸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