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审讯员的威逼。她总是义愤填膺地怒骂不止。然而，她的性格中有一个弱点，正是这个致命弱点，使她铸下了无法弥补的大错误。不知是因为她过份正统或头脑过份简单，还是因为侦讯人员把“戏”演得太逼真，反正，叶莲娜·伊万诺娃竟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内务部一定是误信了所谓老布尔什维克要蓄意杀害斯大林的诺言：于是，她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内务部，让侦讯人员相信，无论是她和她丈夫，或是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其他同志从来也没听见过有关反斯大林阴谋的任何情况，一定是某个不怀好意的奸细，用假情报欺骗了内务部。同时，正如某些缺乏法律常识的人那样，她也犯了一个他们常犯的错误：认为关于她有罪的举证责任不在起诉人，而在她自己，应该由她去征明自己并没犯过被强加的罪行。
有天夜里，叶若夫在莫尔恰诺夫陪同下，来到审问叶莲娜·伊万诺娃的办公室。听说进来的是叶若夫，叶莲娜万分激动，立即将那些用来说服审讯员却又无效的理由向他提了出来。她只求他讲明，她应该怎么做才能证明她自己和丈夫无罪。她相信自己肯定会把一切都证实清楚。对此，叶若夫的回答是：内务部不相信眼泪，要想救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她只能做一件事：真诚悔过和帮助党。叶若夫接着刺激她说：
“你们密谋过暗杀斯大林同志的计划，可是您却否认，这完全是您害怕负责任！”
“没有这种事！”叶莲娜·伊万诺娃反驳道。“我不承这些指控，绝对不是因为胆小而是由于我无罪。可是，我怎样才能说服您呢？”
大概，就在这时，她冒出了一个绝望念头。
“我要向您证明。”她歇斯底里地喊道：“我绝不是胆小鬼，如果您愿意，我这就当着您的面写一份说我曾想杀斯大林的声明，虽然这并非事实！我这样做仅仅是向您证明，我拒绝你们的指控绝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因为我无罪！”
“请不要故意挑衅！”叶若夫压低嗓门道。
“这不是挑衅！”叶莲娜·伊万诺娃高声叫嚷道，“拿过来吧我这就签字！”
“好哇，咱们就来瞧瞧，”叶若夫又嘟哝了一句。
叶诺夫向审讯员示意，叫他们赶快利用受审人眼下的病态心理可是侦讯人员们却全无反应。只是在叶若夫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命令之后，审讯员才急忙以叶建娜·伊万诺娃的名义写了这么一句话：由于从内心仇视党的领导，她觉得自己有能力暗杀斯大林。审讯员把这页“供诉”递到叶莲娜·伊万诺娃面前，并塞给她一支钢笔。
她犹豫片刻之后，转身对叶若夫说道：
“您是清楚的，这上面全是谎言。但我还是签。我想，良心不会允许您利用这纸谎言来陷害我。”
说完，她毅然在这张纸上签了字。她根本没想到，这实际上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叶若夫差人把叶建娜·伊万诺娃押回牢房，又命令将她丈夫带上来。他对伊万诺夫说伊万诺娃刚才已坦白交待，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他们夫妻同其他流放犯讨论过如何执行托洛茨基有关杀害斯大林的秘密指示。作为证据，叶若夫向帕维尔·伊万诺夫出示了他妻子签过字的供述。同时说明，审讯员尚未来得及详细笔录她的交待。
看见妻子的签名，帕维尔·伊万诺夫指着叶若夫的鼻子吼道。“你们都对她干了些什么？”这个晚上，他第一次失去了自制力。可他仍旧拒绝诬陷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尽管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书记，伊万诺夫对他却嗤之以鼻。叶若夫开始污辱他，并教训说，布尔什维克应该为党做出一定牺牲。这时，伊万诺夫拍案而起，回声道：“我倒很想知道，你为党做出过什么牺牲，也不知为什么，无论是在沙皇时期的地下工作中，还是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我都从未听说过您的大名。您给大家说说，您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当着侦讯人员的面，叶诺夫不得不把这口吐进他嘴里的“浓痰”咽了下去。很快，有关伊万诺夫怒斥叶若夫的消息，就在内务部人员中间不径而走。
第二天，叶若大再审伊万诺夫，并用尽了一切手段威吓后者。在确信其他威胁对伊万诺夫已无作用后，叶若夫就当面命令侦讯人员逮捕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
“我的小儿子才十五岁啊！”伊万诺夫说。
几天后，叶若夫又来折磨伊万诺夫。这一次，他显得和气一些，并以斯大林的名义向伊万诺夫保证，如果后者服从党的意志，中央委员会“将考虑他过去为革命所做的贡献”。接着，叶若夫劝受审人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子女的前程，考虑一下，如果他们也被逮捕，将会有何后果。
“这么说，他们还没被捕了”伊万诺夫问。
“这个嘛，咱们马上就能弄明白，”叶若夫说道。“大概，还没顾得及抓他们吧。”
其实，叶若夫心里清楚，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都还是自由的。他上次发出的逮捕令，完全是一种讹诈，目的在于摧毁伊万诺夫的抵抗。但他继续折磨受审人的神经，装模做样地吩咐审讯员给内部监狱打电话，问问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是否已经收监。监方回答：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都尚“不在册”。这时，叶若夫向伊万诺夫问明他岳母家的电话号码，然后拿起话筒，拨通了那里。
接电话的，正是伊万诺夫的岳母。
“我是内务部，”叶若夫向她解释，“帕维尔·伊万诺夫想了解一下他的孩子现在的情况。”
夜，万籁无声。坐在电话机跟前的伊万诺夫，清晰地听见了老妇人的回答。她说，大外孙不在莫斯科，小外孙身体健康，这会儿正睡得很香。叶若夫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又将话筒递给伊万诺夫。但伊万诺夫拒绝了，他痛苦得连呼吸都困难起来，不想让亲人了解他眼下的处境。
“有话要我转告吗？”叶若夫问。
“请告诉她，照顾好孩子，”伊万诺夫艰难地说道，“并请她把我过冬的大衣改改，给孩子穿。”
当叶若夫对着话筒复述这些话时，帕维尔·伊万诺夫则倒在桌面上，痛苦地用双手紧捂着脸，泣不成声。
这幕人间悲剧，连在场的侦讯人员也不忍目睹。他们心情沉重地呆坐着，甚至相互之间都不敢对视一眼。要知道。在他们面前嚎啕的，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这位老党员，曾顶住了沙皇的苦役和严刑拷打，而在苏维埃的监狱中，却无力忍住自己的眼泪。
一位当时目睹这一惨况的审讯员后来对我说：
“象叶若夫这样的下流胚，我这辈子从没看见过。哼，他竟会以此寻开心。”
果然，叶若夫成了胜利者。帕维尔·伊万诺夫的防线崩溃了。伊万诺夫一直在担心儿子的命运。此时，为了不让灾难降临到正在家中熟睡的小儿子身上，他准备去干任何事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被危险笼罩的孩子。
按照叶若夫发出的指令，侦讯人员赶紧拟好一篇简短的“讯问笔录”，其中写道：一九三二年间，他伊万诺夫从伊·尼·斯米尔诺夫处得知，托洛茨基已下达暗杀党的领导人的密令。而他，伊万诺夫，则根据这一密令，从被流放的托派分子中挑选了x 某作为前往莫斯科暗杀斯大林的刺客。伊万诺夫读完“供诉”，签过字，然后对叶若夫说，据他的记忆，跟他一起流放的人中，根本就没有这个X 某。对此，叶若夫则缄默不语。
第十三章 莫洛托夫：入狱的边缘
从法庭审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正式速记稿中可以看出，法庭在列数“联合总部”企图谋杀的领导人名单时，根本没提到莫洛托夫，尽管他在国内是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和政府首脑。被告们纷纷承认，他们曾阴谋暗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可不知为什么，这些“恶毒的阴谋家”偏偏漏掉了莫洛托夫。
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还是审判庭成员，一次也不曾要求被告人就这种奇怪的选择做出解释。既然要暗杀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漏过莫洛托夫呢？“阴谋家们”如此爱护莫洛托夫的生命，只能有一种解释：莫洛托关显然也参加了谋害斯大林的阴谋，尽管尚未被揭露！
但是，在法庭上提这个名字似乎又是犯禁的。无论被告人还是法官和检察长，对此只字不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将会看见。这中间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其实，侦讯工作刚开始时，内务部得到的命令，是必须迫使受审人承认他们企图暗杀斯大林和其余的全部政治局委员。根据这一指令，米隆诺夫就要求赖因霍尔德（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人同意作出诽谤老布尔什维克的假供诉）诬告原反对派领袖企图谋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等领导人。在苏联，领导人姓名的排列顺序是十分严格的，因为它表示这些领袖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在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中，莫洛托夫的名字之所以紧挨斯大林，正是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但是，当这一审问笔录被送给斯大林认可时，正如我前面所说，斯大林却亲笔将莫洛托夫的名字划掉了。紧接着，侦讯人员们接到命令，在今后的审讯材料中，不得出现莫洛托夫的名字。
不难想象。这件事，在内务部领导人中间引起了多么大的震动。而且，他们立即从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斯大林马上就会下令逮捕莫洛托夫，并把他定为反党阴谋的同伙，推上被告席，去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伴。侦讯人员中甚至已有了传闻，说是莫洛托夫已被软禁在自己家中。大概。除了亚果达，内务部里谁也弄不清莫洛托夫突然失宠的原因。但据当时盛传的消息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发怒，是因为莫洛托夫试图劝他取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卑鄙的审判。
很快，莫洛托夫就到南方休养去了。照内务部头头们看来，这一仓促出游。同样是莫洛托夫已经倒霉的征兆， 预示着这幕戏快收场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有个“习惯”：不直按在工作岗位上消灭或逮捕人民委员或政治局委员，每当下令逮捕某个战友之前，总是先打发他去外地休养，或通过报纸宜布。某人已接到（或将要接到）新的任命。对斯大林的这一“习惯”，内务部领导层当然比谁都清楚，所以，他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逮捕莫洛托夫的命令。“机关”中几乎没人怀疑。莫洛托夫休假回来所要去的地方。不再是克里姆林宫，而是卢比扬卡内部监狱。
莫洛托夫离开莫斯科前夕，亚果达召见了内务部交通局局长T 某（此人曾是我的部下）。他命令T 某护送莫洛托夫前去休假。并告诫说，这一任务十分微妙。是“主人”亲自下达的。亚果达要T 某以加强对莫洛托夫的警卫为借口，对后者进行昼夜监视，并要采取专门措施，预防莫洛托夫自杀。T 某还得到了专用密码，以便向亚果达汇报莫洛托夫每天的活动和情绪。
斯大林是不能容忍自己的牺牲品逃脱他的报复的，甚至自杀也不行。托姆斯基的自杀，曾使亚果达挨了斯大林一顿臭骂，因为斯大林早已为报复托姆斯基准备了一场审判闹剧。托姆斯基在侦查人员来抓他的最后一刻，及时地将手枪举到了自己的太阳穴上，从而逃脱了魔爪。
往年，莫洛托夫每次外出休假，斯大林都要亲临车站欢送。但是这一次，斯大林却没前往车站。然而，这一“例外”并没使我感到丝毫的奇怪，反倒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大惑不解：莫洛托夫的专车开出后约一小时，亚果达突然命令内务部交通局通过铁路专线给莫洛托夫发去一封电报，说是斯大林曾去车站送行，只是迟到了。还说这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吩咐发的。
斯大林分明没去车站送行，为什么要欺骗莫洛托关呢？发这封电报的用意何在？当然。绝不是为了减轻莫洛托夫因隐遁而产生的痛苦，也不是为了表明双方已经和解。如果斯大林真有此意，那他首先就会下令在被告人的供诉中添上莫洛托夫的名字，不再把他打入“另册”，让他享有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同样的“权利”，也就是，承认莫洛托夫也是“阴谋家们”企图谋杀的对象。但斯大林并没下达这一指令。显然，他随后发出的这封电报，仅仅是为了令莫洛托夫宽心，使他不至于冒险自杀，从而也可减轻负责监视莫洛托夫的内务部人员的负担。
所以，虽然有了这封令人宽心的电报，莫洛托夫的处境仍然相当危险。在南方的疗养院里，虽然生活舒适豪华，满园蔷藤争芳斗艳，他却仿佛身在陷阱之中，而且这陷阱随时都有加盖上锁的可能。毋庸置疑，只要“托一季阴谋集团”要暗杀的黑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就一天不得安宁，更何况，那上面没有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只有他一个人。
斯大林让莫洛托夫在这种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状况中受了整整六个星期的折磨，最后才决定“宽恕”他。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用得着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政治局中，几乎全是些文化不高又缺乏教养的平庸之辈，只有莫洛托夫是唯一的例外。莫洛托夫那非凡的工作能力是人尽皆知的。只有他才能使斯大林摆脱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重担。此外，在当时的政治局中，除了斯大林，就只有莫洛托夫才有权称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了，因为在党的前期革命史上，确实留有他的某些纪录。
休假后的莫洛托夫，又回到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岗位上，使内务部头头们大感意外。这意味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重归于好，尽管这很可能仅仅是暂时的。
的确，莫洛托夫虽然回到了原岗位，但他的名字却没能立即回到黑名单上。不过这完全是由于时间来不及了。开庭时间已经一拖再拖，无法再把莫洛托夫的名字加进去，因为这样做意味着重新改写大量审问笔录，还得重新向众多的被告人授意，叫他们编造企图暗杀莫洛托夫的时间、地点。此外，从心理上讲，斯大林也不可能立即恢复对莫洛托夫的好感， 对这种“触犯天条者” ，他总要为他们规定一定的“考验期”，以检验他们悔过的深度和真实性。
这样，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始终无人提及莫洛托夫的名字。就连维辛斯基在总结发言中，也把莫洛托夫从备受赞扬的四位“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中给漏掉了。当时，维辛斯基讲道：“对于所有象爱母亲一样全心全意爱着祖国的人来讲，那些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国家最天才和最勤奋的缔造者的名字，是最亲切、贴心和珍贵的，这些人的名字就是：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克利姆·伏罗希洛夫、拉扎尔·莫伊谢也维奇·卡冈诺维奇、乌克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以及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日丹诺夫”
我们可以看见，维辛斯基没把莫洛托夫列进这份名单，但这绝对不是他个人的“创造发明”，因为他手中有斯大林私人秘书的专门指示、根据这一指示。莫洛托夫不得进入“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国家最天才和最勤奋的缔造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