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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站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尽管有过不准向法庭提及革命经历的警告，可他实在忍不住，居然置这警告于不顾，一开始便简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过去，他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甚至连他的爷爷都是革命者，组织并领导过著名的南俄工人协会。他的父母都是投身革命的工人，蹲过沙皇的监狱，而他本人第一次被捕时，仅仅才十三岁，罪名是散发革命传单。
“但现在，”穆拉奇科夫斯基苦笑着嚷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却是一个反革命！”
审判长与检察长惊慌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又警惕地盯着穆拉奇科夫斯基。维辛斯基甚至欠起身来， 准备发暗么这暗号只要一发出， 大厅里那些经过训练的“听众”就会大声起哄，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别想再继续说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穆拉奇科夫斯基自己却说不下去了。他流着绝望的泪水，使足全身力气一拳砸在被告席前的木栅栏上。大概，皮肉的疼痛帮助他战胜了精神的软弱，他恢复了自制力。
他赶紧解释说，他刚才之所以提到自己的过去和为革命立下的功绩，并不是想替自己开脱，而是要让在场的人都知道，不仅沙皇的将军、公爵和贵族会当反革命，而且象他这样出身无产阶级血统的工人，只要稍微偏离党的总路线，也会成为反革命。
我清楚地记得，当穆拉奇科夫斯基讲完这句话后，审判长乌尔利赫朝维辛斯基投出满意的一笑，而后者也显然放下心来，坐了下来。
“在这以后，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再也没有背离预先批准的“台词”了。他从各个角度痛骂托洛茨基，并承认中央严惩反对派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
在即将结束自己的“最后陈述”、时，穆拉奇科夫斯基简直是向斯大林跪地求饶了。不幸的遭遇，使他完全陷入了一种被虐待狂的精神亢奋状态之中，他竟出人意料地竭力狂喊道：“我们没有及时听从他的话，他才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教训！他对我们的斥责太好啦！”
实际上，这是穆拉奇科夫斯基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他想以此向斯大林表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仍然希望得到对方的宽恕。
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愚蠢而肉麻的恭维更能讨得斯大林的欢心了。换言之，斯大林最讨厌的和要惩罚的，是那些敢于同他唱对台戏的人。穆拉奇科夫斯基一定是相信斯大林这一次会实践自己的诺言，不枪毙他，所以在“最后陈述”中，他没有公开请求宽大，相反，却用了这样一句结束语；“我的所作所为，背叛了党的事业，所以，作为叛徒，我活该被枪毙！”
加米涅夫在做“最后陈述”时再次强调，他承认对他提出的全部指控。他不仅没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反而向法庭证明，他不应该得到宽大。然而，当他讲完并坐下去后，又突然站起来说道：
“我还想给我的孩子讲几句话。我没有其他机会对他们讲话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空军飞行员，一个是少先队员。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看。要向前走。同苏联人民一快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说完，他一只手捂住眼睛，重新坐了下去。在场的所有人都无不为之动情，甚至连几位审判员的脸上，此时也失去了平常那石头般的冷漠。
该到季诺维也夫做最后陈述了。人们很难相信，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个曾经多次在党代会和共产国际大会上使听众为之倾倒的天才演说家。他呼吸沉重，讲起话来既无自信，又缺表情。他甚至一反多年的习惯，既不看听众，也不寻求他们的共鸣。只是在讲了好几分钟之后，他才逐渐有了自制力，语言也流畅起来。他直立在栅栏后面，宣读着斯大林的手下为他拟好的稿子。他那副模样，令人想到一个平庸的替身演员，而且，这个演员正在竭力模仿季诺维也夫过去的演说风格，以便把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角色扮演得象样一点儿，从而让人们更加相信，季诺维也夫过去的功劳全是骗人的，因为如今的事实表明，季诺维也久历来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叛徒。
季诺维也夫的最后陈述，同加米涅夫的如出一辙。他也没有为自己，反而为斯大林作了一轮辩护，在结束时，他讲了一套含糊不清的，明显带有斯大林式的拙劣推理的话：“我先是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变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接着又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而我的季诺维也夫主义，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
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及内务部的三名暗探——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杯，也都分别做了“最后陈述”。除了奥利别尔格之外，其余四人都向法庭表示，他们不要求得到宽大。然而，这几名冒牌被告无论嘴上怎么一说，内心都丝毫也不怀疑：他们绝无生命危险。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七点三十分，审判庭成员离庭进入会议室。亚果达也跟了进去。判决书的内容是早就拟好了的，抄写一下顶多只需两个小时。可是，审判庭成员们在会议室中整整呆了七个小时。半夜两点三十分，即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他们又重新出现在审判席后面。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长乌尔利赫开始宣读判决书。他呆板地读了十五分钟，才念到量刑部份。这时，大厅各个角落都响起紧张的咳嗽声。审判长停顿了一下，等大厅恢复平静之后，才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体被告人的姓名，接着又来了个长时间的停顿，最后宣布判处全部被告人极刑——“枪毙！”
熟悉政治案件审判程序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们，都以为审判长接着会讲出这种场合惯有的公式化语言：“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过去的革命功绩，本法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适用死刑，并改死刑为”
然而，这种老一套没有出现。无论人们多么惊愕与不解，审判仍然以死刑判决而告终。在场的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马尔利赫已经不慌不忙地将刚刚宣读过的那份判决书放进了自己面前的文件夹中。
就在这一瞬间，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厉刺耳的吼叫打破了审判大厅里的沉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业万岁！”喊这口号的，是被告人鲁利耶。他身材瘦小，满头继骛不驯的散发下．一双乌黑的眼睛熠熠闪光。
按照苏联法律的规定，被判死刑的人有权在七十二小时内递交赦免申请书。一般来讲，在这一时限之内，即使赦免请求被驳回，也不能执行死刑。但这一次，斯大林践踏了这一法律规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即宣判死刑仅仅一昼夜之后，莫斯科的报纸上就登出了官方通告。死刑判决已经执行。十六名被告人全部枪决，无一幸免。
第十五章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失策
内务部的侦讯人员们万万没有想到，斯大林并没有因为把老布尔什维克送上法庭受辱而感到满足，居然没把他们送回监狱或集中营以保留其生命。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被告人被统统枪毙这件事在内务部工作人员中间引起的震惊，绝不比全体苏联人民的震惊小。
只有象切尔托克和尤日内这样的迫害狂，才依旧挂着一副了不起的神态，活象他们是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的英雄。而大多数侦讯人员却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对刚刚结束的审判避而不谈。不少人忙着预订火车票，想尽快离开莫斯科，去度过他们早就该得到的休假。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大失所望。八月底，他们又被召到秘密政工局。莫尔恰诺夫向他们宣布了一项意外而惊人的通知：“今年，你们不得不忘掉休假，因为侦讯工作并没结束，还仅仅才是开始！”
莫尔恰诺夫告诉到会人，政治局委托他们准备第二次审判。这次要指控的，是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人。对斯大林交下的这一新任务，没有任何一个侦讯人员敢说个“不”字。当然，也有少数抱怨说，连续几个月的审讯和熬夜，已经把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现在再也无力去审新案子了。但无人理睬这些嘻嘻话。
有个审讯员试图逃避这项新任务，他散会后就跑进内务部医院，真真假假地诉说了一番病情，指望弄张病假条。可是这个“门子”也很快被堵死了。
就这样，内务部又投入了第二次审判的预审工作。这次审判将把列宁的另一批战友送上被告席。
而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前，心报手毒的斯大林还实施了一起独裁行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他召见亚果达，下达了一道连最残忍的剑子手听了也舍不寒而栗的密令。
那一天，即枪毙了那些他亲口许诺要保全其生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后的第六天，他又命令亚果达和叶若夫，从监狱和集中营里挑选五千名当年参加托派最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予以秘密枪决，尽管他曾经也答应过不伤害他们的生命。
在苏联历史上，这是首次对共产党员的集体大屠杀，而且连形式上的审判也没进行。后来，一九三七年夏天，当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之后，斯大林又命令他准备了第二批五千人的原反对派成员名单。这五千人也同样未经审判就被集体枪毙了。这样的屠杀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我不清楚，大概，在最后一名原反对派成员没被消减之前，血腥的杀戮就不曾停止过。
一九三六年底。我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国政府顾问。远离祖国，我不可能再亲眼目睹旨在消灾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情况。但是，通过一些被派来法国和西班牙执行任务的内务部“消息灵通人士”之口，我仍然了解到大量有关这两次审判内幕的情况。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第一次审判中，斯大林强加给出庭的原反对派领导人的罪名只有一个——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他当时认为，仅凭这一条罪名就足以置对方于死地了，因为根据刑法，象“阴谋暗杀党和政府首脑”这样的罪行，其行为人是要判死刑的。而且，斯大林还认为，说惨遭失败的政治反对派决心用极端的恐怖手段来夺回手中失去的权力，听起来合乎清理，不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怀疑。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斯大林又开始筹划第二次审判。一九三六年底，内务部侦讯人员得到指令：迫使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练犯人承认自己参加过所谓的“平行总部”。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这个“平行总部”本来打算在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成员们被捕之后，即开展恐怖活动，但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犯罪预谋就被捣毁了。
其实，对于侦讯人员来讲，要迫使自己的受审人接受这一罪名并不十分困难，因为这与上次硬栽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名有很大区别，这次的被告人不是被指控策划并实施了具体的恐怖行为，而仅仅是被指控参加了某个并无实际作为的“平行总部”。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可以让受审人相信自己绝不会被枪毙。
然而，这一正在落实中的侦讯方针，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内务部领导有一天突然下令，中断一切审讯，等候新的指示。侦讯员们都莫名其妙：莫非，斯大林看见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结果引起世界舆论的嘲笑和愤慨，就决定不再搞这种审判了吗？然而，才过了几天，侦讯人员们又被莫尔恰诺夫召去开紧急会议。会议下达的指示，照他们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强迫受审人承认企图借助德、日两帝国的力量夺取政权和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侦讯人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不是看见叶着夫一本正经地坐在会议室里，他们一定会认为莫尔恰诺夫疯了。
按照这一新的说法，被告们就将从罪过较轻的“平行总部”成员“升级”为德国法西斯的间谍了。考虑到侦讯人员会因此而难以向自己的受审人交待（要知道，他们都曾向自己的受审人许过愿，作过说明）。莫尔恰诺夫命令他们相互交换受审人。这样，面对一个新的受审人，审讯员就用不着对自己过去的许诺或说明负责了。
强加给这批老布尔什维克的罪名，带有明显的挑拨性，而且极其荒谬。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斯大林这么干呢？他为何要突然改变自己原先为审判定下的调子呢？
说起来，这也不足为奇。斯大林从休假地回到莫斯科后，听取了亚果达的情况汇报，供从中得出一个令人不快的结论：刚结束不久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对他来讲是得不偿失。当然，除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可以算是斯大林的一大胜刺。但从其他各个方面来看。审判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惨败。首先，国外国论界认为，这次审判是一场拙劣而荒诞的闹剧，纯粹是斯大林公开报复并剪除政治对手的行动。从法律上看。那些牵强附会的拙劣举证和颠倒黑白的“事实”也逐渐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其中最丢人的，莫过于那个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事件。而更重要的是，这次审判激起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被镇压者的同情，而且，这种同情的程度越来越强，许多人甚至为这些老革命家没能谁拥斯大林独裁政权而深感遗憾。亚果达曾在一份密报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口号：“打倒杀害十月革命领袖的凶手！”“真可惜，他们没能干掉这个格鲁吉亚恶棍！”
这一切都表明，局势十分紧张。而且，还有一种情绪令斯大林寝食不安。自从出现过“民粹党”这个有名的恐怖组织之后，革命恐怖主义就在俄国青年人头脑中成了某种为正义事业而开争的英雄主义和献身思想的象征，对此，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而现在。他散布出老布尔什维克要暗杀他的谣言，实际上就等于亲自在群众中散布革命恐怖主义，因为，他让人民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看法：连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们也不得不把恐怖活动看作是唯一可以使祖国摆脱斯大林独裁的途径。总之，苏联劳动群众把历史曾赋予民粹党英雄们的那种称誉给了在莫斯科审判中被处死的老布尔什维克，这可是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的。
内务部头头们在准备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过程中，跟过去一样，又用了几个自己内部的特工人员来扮演被告人的角色。这种冒牌货究竟有多少，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至少有两个，即舍斯托夫和格拉舍。
在内务部编制内，有一种类似“耳目”的秘密工作人员，舍斯托夫和格拉舍就在其中之列。他们作为一种特殊的密探，被安插进各个企事业单位，负责暗中搜集有关该单位领导和职工的活动情况。这种内务部特工人员都有正式职务作为伪装，所以一般不会引起所在单位人员的怀疑。
舍斯托夫是内务部派往西伯利亚库兹涅夫煤矿的“耳目”。经济局一位领导曾经向我透露过，舍斯托夫干特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