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坚决反对斯大林的路线，并号召反对派成员“坚定不移地挺住”。一九二八年，当他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口诛笔伐道：
“他们投降了，强奸了自己的信仰。信奉谎言者就不可能再为工人阶级服务。我们剩下的人，应该永远说真话。”
然而，他自己就没能“永远说真话”。仅仅在西伯利亚呆了一年半，他就因为害怕被无限期地流放而决定向斯大林缴械了。他想以此举来换取自己的自由。
对那些投降较早的反对派成员，斯大林提出的条件要宽容一点。他们只需要在一份悔过书上签字，承认自己背离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声明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对于拉狄克来讲，由于他投降的时间要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晚得多，就不得不接受苛刻得多的条件：除了签具悔过书外，还要承担写文章攻击反对派的义务。因此，从那以后，为了赢得斯大林的信任和恢复自己过去在党内的地位，拉狄克便开始竭尽全力地用自己的笔杆子去为斯大林效劳。
拉狄克在西伯利亚时，曾给当时还在阿拉木图流放村的托洛茨基写过一封表示愿意效忠的信，信上说：
“我们决不能默默地，无所作为地眼看着献身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战士和十月革命的领袖被虐待狂烧死！”
可是，这封信写后还不到一年，同样是这个拉狄克，为了讨好斯大林，竟开始往托洛茨基身上泼污水，骂他是革命事业的叛徒和共产主义的背叛者。直到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审判开始之前，拉狄克都是斯大林的忠实助手，帮他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诽谤托洛茨基的宣传战。
一九二九年，拉狄克结束流放生活回到莫斯科之后不久，在内务部外事局工作的雅科夫·市柳姆金到他家去看望他。他俩是国内战争中的老相识。市柳姆金认为，拉秋克虽然已向斯大林缴械，但内心一定还是个忠诚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所以，他向拉狄克透露，打算利用最近到土耳其出差的机会，去见见已被苏联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同他交换一下意见。
拉狄克立即意识到，命运为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既能向斯大林表明自己的忠心，又能一下子恢复自己过去的地位。布柳姆金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了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汇报了布柳姆金的打算。斯大林听后惊恐不已：准备为托洛茨基而冒杀头之险的人，居然连内务部里也存在！他立即召见并命令亚果达，对布柳姆金实行严密监视，查明后者出国之前将同哪些反对派领袖接触。斯大林企图以此弄清哪些反对派成员只是口头上放弃了反对派立场，抓住他们阳奉阴违的把柄，然后安上两面派的罪名，重新发配西伯利亚。
布柳姆金是个很有经验的间谍，所以，亚果达不相信一般的特工人员能监视住他，便决定使用另一种手段来弄到斯大林要求的情报。在与外事局局长商量以后，亚果达将该局一位名叫莉扎的工作人员见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莉北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早就受到了布柳姆金的“特别关照”。亚果达要求莉扎主动向布柳姆金靠近，并故意向后者流露自己对党不满和同情托洛茨基的情绪。亚果达的意图很明显，即用“美人计”去套出布柳姆金的计划，看他打算如何去见托洛茨基，回国后又打算同哪些反对派领袖联系。亚果达还告诫莉扎，为了党的利益，她必须抛弃一切世俗偏见，尽量同布柳姆金建立起男女间的那种关系。
布柳姆金的生活作风并不特别检点，当然不会拒绝这个向他奉献身心的漂亮姑娘，不过，即使在同会共枕之时，他也没对她提起过任何有关托洛茨基及其他反对派领袖的情况。亚果达的暗探跟踪了他的每一步行动，包括同莉扎的幽会，可是一次也没发现他去见过哪个反对派领袖。
莉扎与市柳姆金的罗曼史持续了三个星期。在这以后，既然一无所获，亚果达只好下令外事局“派”布柳姆金去土耳其出差，然后在去车站的路上逮捕他，叫他连莫斯科也出不了。结果，布柳姆金和按人之常情前来“送”他的莉扎，在去火车站的半路上被截住。布柳姆金被直接投入大牢。在审讯中，他维护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并以惊人的勇敢走向刑场。在生命即将完结之际，布柳姆金及时地高喊了一声：“托洛茨基万岁！”
很快，“机关”又获悉，拉狄克出卖布柳姆金的行为和后者被捕遇害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反对派领袖们的耳朵里。亚果达立即组织专案调查，结果查明，泄私者是秘密政工局的干部拉宾诺维奇。这个反对派的暗中支持者也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
这两起事件也传到了流亡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耳里。拉狄克的罪恶之重，无异于一个专门向斯大林侦缉机关出卖朋友和同志的奸细。对于他来讲，已经不可能求得反对派的宽恕了，他只剩下一条路——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绑在斯大林的战车上。
秘密枪毙布柳姆金，这是一九二九年的事情，它在所有知情者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和极坏的影响。要知道，在苏联的历史上，这是首次枪毙一个同情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几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包括那些与反对派毫无牵连的人，都不再与拉狄克拉来．连路上碰见也不打招呼。老同志的敌视使得拉狄克更紧地贴向斯大林，而自从下令枪毙布柳姆金之后，斯大林也确实开始视拉狄克为自己的忠实奴仆。
这样，一篇篇讨伐托洛茨基的最无耻的诽谤文章和最恶毒的攻击徽文，源源不断地从拉狄克笔下炮制出来。早在一九二九年，即距离莫斯科审判闹剧还有七年，拉狄克就在公开言论中把托洛茨基骂成了犹大，“英国间谍机关的走狗”。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股污蔑漫骂的浊水也成几何级数迅猛膨胀。
拉狄克的卖命之劳，赢得了主人的奖赏：他重新获得了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殊荣（甚至给他发了长期通行证）。他又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甚至别墅中抛头露面，得意非凡。后来，当他在法庭上回答国家公诉人的问题时，称这段时期是“我居心险恶地打入权力中心”。
一九三三年，拉秋克以其特有的文学天才，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在这本别出心裁的小册子中，拉狄克用历史教程的形式，跨越时间，通过后人对前辈的追忆，即某位二十世纪六十或七十年代的著名史学家对历史的回顾，塑造了斯大林作为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才的光辉形象。
拉狄克发现，斯大林一直在不择手段地篡改革命的编年史，伪造自己的履历，以便把自己打扮成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领袖，国内战争的战略家和常胜将军。拉狄克明白，同一切犯伪造罪的人一样，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也充满恐惧。无论他多么巧妙地篡改史料，无论他多么无情地销毁历史文件及消灭活证人和十月革命的老战士，都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出现公正的，善于区别谎言和史实的历史学家。于是，拉狄克决定编造一部未来人的历史教科书，让斯大林能在有生之年看见自己在历史这面镜子中的形象。应该承认，拉狄克主动揽下的这项任务完成得相当漂亮。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一书中，他就象个高明的魔术师，用了瞒天过海的魔术，在斯大林眼前拉起了一幅神秘莫测的银幕，使斯大林心满意足地看见了自己那光辉无比的、令世上一切伟人都相形见细的形象。
此时的斯大林，对充斥苏联文学和报章杂志上的那些千篇一律的颂歌和赞美词已经听腻了。因此，当他看见拉狄克这本别出心裁的小册子之时。禁不住心花怒放。他命令大量出版这本书，让它成为全国所有党支部的必读物，还责成中央宣传部对此予以监督。
拉狄克的命运之星又亮了。他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负责对外政策的高级顾问。中央委员会还得到指示，在全党广泛宣传拉狄克其人，并组织一系列演讲会，听他谈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些讲演稿后来也整理成册，正式出版，印数达几百万册。一九二七年曾亲自逮捕过拉狄克的亚果达，现在对自己这位过去的“阶下囚”也变得毕躬毕敬，一个一口“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有一次，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不无嘲讽地对我说：“您瞧瞧那个拉狄克！哼，如果没有参加过反对派那段历史，他今天绝不会如此官运亨通！”
然而，一九三六年，当拉狄克为斯大林子完这一切之后，斯大林还是下令逮捕了他，不仅如此，还把他作为托洛茨基的心腹走狗送上了法庭。这可是我完全没预料到的。有人说，斯大林这样干是由于难忘旧恶。可是这种解释未免失之偏颇。我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要踢开拉狄克，主要是因为他要沿着自己那条总路线——消灭一切曾属于“老近卫军”的人——一走到底。
拉秋克对自己的被捕不能不义愤填膺：“这太不公平了！我为他干了那么多的事呀！”拉狄克苦苦央求，让他同斯大林谈一谈，但被拒绝了。他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还是没有回音。
拉狄克意识到，欲要唤醒斯大林的良心只是徒然的，于是，他又努力去实现另一个企图：对侦讯机关晓以利害，让他们打消对他起诉的念头。拉狄克的理由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既然他对托洛茨基进行过那样恶毒的口诛笔伐，怎么会突然又成了后者的同路人和心腹走狗呢？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不用他拉狄克说，内务部的头头们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的？可是，“主人”一心想看见拉狄克作为被告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们只能满足他的这一古怪念头。
拉狄克本来并不坚强，可这场奇耻大辱使他变得异常固执。为了“加工”拉狄克，内务部投入了一大群侦讯人员，其中包括以残忍出名的别尔曼和小克德林，甚至对他展开了“车轮战”。可拉狄克却挺住了，这不能不使侦讯人员万分惊奇。而且，无论侦讯人员如何侮辱拉狄克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只有一次，某个审讯员故作庄重地，慢条斯理地向他宣布，他们已经认定拉狄克是托洛茨基在苏联国内的秘密代表，拉狄克勒然大怒，并拒绝再同这个审讯员讲话。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从内务部外事局局长嘴里，听说了一场曾经发生在拉狄克与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之间的极为罕见的闹剧。
有天夜里，在提审拉狄克时，莫尔恰诺夫步步紧迫，狂怒的拉狄克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用拳头猛击桌面，断然宣布道：
“好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一点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伙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这个人姓莫尔恰诺夫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会牺牲，那就让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子使拉狄克非常满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谨夫来讲，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象我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一声不响地再添上顺带整治莫尔恰诺夫的指示！”
内务部领导们确信，为把拉狄克送上法庭的准备工作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他们强迫另一名被告人——原驻英国大使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出来“感化”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屈服得很早，因为他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前妻留下的二十三岁的儿子，他得为他们的命运负责。他同意去见拉狄克。谈话是在审讯员的面前进行的，后来以两名被告对质的形式笔录了下来。但笔录对这次谈话的真实内容只字未提，审讯员只是写道，索柯里尼柯夫回答了他的问题，供认了一切，并指明拉狄克是同伙。
不管他俩谈了些什么，索柯里尼柯夫的态度对拉狄克后来缴械投降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早在列宁时代，索柯里尼柯夫就成了党中央委员。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素以严肃和稳健而著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和在国内战争中，他从不轻率地作出决定。所以，当性格软弱、思想轻浮的拉狄克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之时，办事稳健并敢于坚持己见的索柯里尼柯夫很容易就成了拉狄克仿效的榜样。
当然，拉狄克也非等闲之辈，要他同意出庭，就得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且这些要求绝不能比索柯里尼柯夫提出并已得到满足的条件差。他从索柯里尼柯夫那里得知，后者曾争取得面见斯大林的机会，而且还得到了斯大林的亲口许诺。拉狄克也同样提出要保全其生命的要求，但光是内务部头头答应还不行，必须要斯大林的亲口许诺，只有在这要求得到满足后，他才同意在“供诉”上签字，并出庭受审。
可是斯大林却不愿见他拉狄克。显然，这将是一个极其难堪的场面，斯大林再是不知羞耻，也会感到难为情，尽管他很少有难为情的时候。拉狄克案件的“侦讯”工作已拖了两个多月，但他始终坚持要见“主人”一面。最后，叶诺夫只好对拉狄克说，如果他认为这样做确有必要，那就请他先给斯大林写一封信，并在信中注明他打算承认哪些罪行。拉狄克照办了，不知怎么却被叶诺夫打了回来。他只好重新写， 而且这一次是在叶若夫亲自“指导” 下写成的。我至今还弄不清楚，为什么“机关”对这封信如此看重。
又过了几天，斯大林终于驾临内务部大楼，并在叶若夫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长谈。谈话一结束，拉狄克就被直接带进克德罗夫的办公室，在那里恭候他的，是一份早已备好的审讯笔录。拉狄克认认真真地看完为他准备的供词，然后突然拿起笔，在上面涂抹起来。根本不理睬克德罗夫的干涉。后来，他显然为这种修改感到讨厌了，便大声说：“这些玩艺儿要不得，拿纸来，我自己写！”
于是，拉狄克亲自动笔，自己提问，自己作答，很快就炮制好一篇审讯笔录，然后潇洒地把那几页纸一扔。侦讯人员们拿过来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连内务部头头们后来也没对拉狄克的“作品”做任何修改。
几天以后，拉狄克又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性，写了一份补充材料，说是他在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的同时，还在一次宴会上向某个德国外交官证实，反苏地下“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去同德国政府谈判，并确实打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
在拉狄克开口之前，所谓的“反苏阴谋”早已画好，现在，他又来添上这么几笔，害得几个主要被告人以前所作的供诉几乎全部改写。从这以后，拉狄克居然成了叶若夫的私人顾问，专门负责完善所谓反苏阴谋的神话。确实，经过他的一番努力，这一神话听起来更富有戏剧效果，措辞也更加完美了。
为了讨好斯大林，拉狄克还编造出一个细节，并作为对索柯里尼柯夫的交待的补充，献给了斯大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