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
第十九章 清洗契卡
就在苏联报纸公布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被执行判决的当天，内务部秘密政工局一名参加过侦讯工作的干部自杀了。他曾留下遗书～封，但其内容人们不得而知。于是，内务部工作人员中出现了传闻，说自杀者是由于｛受到了良心的折磨”。
过了不到两个月，高尔基市内务分局局长波格列宾斯基又开枪自尽。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过程中，他曾亲自率人逮捕了该市马列主义学校的几名教师，并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曾企图在“五·一”游行时暗杀斯大林。
其实，波格列宾斯基并不是个残酷无情的刑讯逼供者。他天性善良，性情温和，虽然也被迫执行过一些所谓的“党的任务”。正是他提出了用劳动改造犯人的思想：专门为刑事犯建立劳动公社，让他们在其中得到改造和帮助，重新开始诚实的生活；为无家可归的儿童建立劳动学校。他的这种思想在电影《走向生活》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高度评价。波格列宾斯基同高尔基交往甚密，虽然还谈不上友谊深厚。后者也曾经被苏联这种“改造人”的思想所吸引。
波格列宾斯基自杀前，曾留下一封写给浙大林的信。由于这封信曾经过好几个内务部重要干部之手才交到克里姆林宫，所以人们对其内容略有所知。在信中，波格列宾斯基写到：
“我用一只手将刑事犯改造成诚实的新人，却不得不服从党的纪律，用另一只手去给我国最诚实的革命家扣上刑事犯的帽子”
这类自杀绝非波格列宾斯基等一两个人。从三十年代初起，内务部工作人员的自杀事件就日渐频繁。特别是在秘密政工局那些曾经“成功地”镇压过反对派的干部中间，自杀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内务分局秘密政工处处长科泽利斯基的自杀。他是在莫斯科审判以前结果自己的。科泽利斯基出生在波兰一个天主教家庭中。他有个四岁的儿子，被他视为至宝。有一次，儿子得了重病。为了救他，科泽利斯基请来了苏联最好的医生。虽然经过三次头骨环谁手术，孩子仍然未能得救。儿子的死拖垮了父亲——科泽利斯基开枪自杀了。他在遗书中写道：作为父亲，他曾逮捕并流放了许多无辜的人，为他这些罪孽，上帝惩罚了他的儿子。
从党性上看，这份遗书是一个异端分子的可耻的表白，尽管如此，科泽利斯基死后却没被定为“钻进党内的异端分子”。当局找到了一种更为合适的结论：宣布他由于精神分裂而变成了“神秘主义者”。乌克兰内务分局还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他的家人也拿到了养老金。
其实，在准备莫斯科审判的全过程中，如果内务部领导们能认真分析一下斯大林下达的各项指令（不仅仅是从纯业务的，侦讯的角度上去分析，而且还要带有这样一个目的——分析斯大林的各种想法和秘密计划的性质），他们就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斯大林最终还要消灭他们这批人，因为他们直接参与过消灭列宁的老近卫军的阴谋活动，是斯大林各种罪行的不受欢迎的见证人。而且，斯大林还要消灭那些曾经为这场审判闹剧出过力的小人物，因为他们一旦成为证人，就完全能够把斯大林消灭内务部首脑机关的计划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过去，当米隆诺夫将赖因霍尔德诽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过交给斯大林审查时，斯大林就曾命令他在供过上作过如下补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很可能已经掌握了他们组织策划反国家阴谋的情况。因此，他们认为在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一切可能留下的罪证。为此，他们将任命巴卡耶夫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并建议授权他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曾直接实施暗杀斯大林和基洛夫的人员，同时消灭那些了解犯罪预谋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人员。”
内务部领导和侦讯人员都非常清楚，李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本就没杀过什么人，也没打算杀什么人。因此，看了斯大林要求在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中增加的这段话，他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对他们来讲更是生命攸关的结论；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一切为夺取政权而不惜用暗杀来消灭政敌的政客，都必须不择手段地消灭自己犯罪的全部痕迹，包括毫不留情地干掉其暗杀指令的执行人。米隆诺夫在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上补写斯大林的这段话时， 怎么就没悟出斯大林在这话里暴露（当然，这对他来讲是极其罕见的）了自己恪守不渝的秘密原则呢？
内务部头头们都明白，导演审判闹剧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本人！因此。他们完先应该悟出，斯大林在消灭自己的政敌之后，必将杀人灭口——干掉一切参与策划及了解莫斯科审判闹剧的知情人，哪怕后者是内务部的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
可怜啊，这些契卡！他们就象一群忠实的猎犬，只知卖力地追踪猎物，却不戒备自己身后的猎手。他们想不到斯大林会如此狠毒和奸诈，也就不可能利用自己机关的强大力量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清洗内务部，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了解莫斯科审判内幕的干部，这无异于一次大战役，其“作战计划”是斯大林同叶若夫一同精心制作的。早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糊里糊涂的亚果达就被斯大林的宠臣叶若失取代了。这位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一到内务部，就把自己从中央带来的三百多人分散到部属各分局和各地方分局去担任副局长。对这种“掺砂子”的作法，政治局作了冠冕堂皇的解释：“为了把内务部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可实际上，这是为了取代那些注定要被清洗掉的内务部人员。
叶若夫刚上任的头几个月，从表面上看，同亚果达手下那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上配合得还蛮不错。不管怎么说，这帮人对叶若夫来讲还是不可缺少的，要知道，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正在准备之中、掺进来的“砂子”还需要学习和掌握侦讯业务。
大规模清洗契卡的行动，是在第二次审判之后才开始的。在行动中，为了斩草除根，不仅消灭了那些确实了解斯大林罪行的契卡干部，而且还干掉许多可能了解这些罪行的工作人员。首先被逮捕的，是内务部的上层人物。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叶若夫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人，主要是亚果达时期的几个副人民委员和内务部几个主要分局的局长。这些人被告知，中央委托他们分别前往各州市，考查州市党委会领导干部的政治表现。叶若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这一任务的要求，当场分发了中央委员会的委任书，然后命令他们即日奔赴指定州市。没被分派这一任务的分局领导，只有四人：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边防军司令、斯大林私人卫队队长保克尔、莫斯科州内务分局局长斯坦尼斯拉夫·列坚斯（后者系斯大林的连襟）。
第二天上午，所有得到委任的局长都离开了莫斯科。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到达指定的州市：火车刚开到莫斯科郊外第一个车站，他们就在自己的包厢里被秘密逮捕，押进汽车，送往郊外的一所监狱。两天以后，叶若夫又故技重演，召集各主要分局的副局长，命令他们立即出发去执行同样的任务。
各分局领导人失踪的消息，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才“反馈”到剩下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耳里。而叶若夫这时已及时地调换了内务部的卫队，撤换了分布在莫斯科市内和市郊各地的内务部队的指挥官。在新任命的指挥官中，绝大部分是从外高加索内务分局抽调来的格鲁吉亚人。
为了防止内务部原来的工作人员逃窜国外，叶若夫命令外事局停止发放出国证件，并把这一权限收归自己的秘书处。与此同时，他还罢免了内务部航空队原来的指挥官，以此杜绝契卡人员在绝望中乘飞机逃出国的可能。
由于害怕内务部人员在绝望中挺而走险，叶若夫在内务部大楼侧面构筑了工事，还为自己搞了支庞大的卫队。每个想进入他的办公室的人，都得先乘电梯上五楼，然后沿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到另一个楼梯口，顺着梯子下到一楼，再穿过一条走廊，才能乘辅助电梯升到三楼，进入叶若夫的接待室。在这个迷宫中，来访者将三番四次地被卫兵挡住检查证件。任何人都得受检，无论内部人员还是来找叶若夫办事的外单位官员。
在完成了这些防备工作之后，叶若夫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放手清洗契卡了。凡是参加过莫斯科审判的预审工作的侦讯人员，以及其他知道或可能知道斯大林这一阴谋的工作人员，几乎无一漏网地被投进了监狱。逮捕行动是分别进行的，白天在这些人的工作岗位上，夜里则是在他们的家中。逮捕切尔托克（他因严刑拷打加米涅夫而出了名）是在凌晨。当行动小组冲进他的卧室时，他高呼了一声：“你们别想抓住我！”同时跨上窗台，从十二层楼上跳了下去。当场就摔死了。
外事局干部费利克斯·古尔斯基，几周前才因“忘我地工作”荣获过一枚红星勋章，也从九楼上的办公室跳窗身亡。走这条路的，还有两位秘密政工局的工作人员。
内务部外事局一些前来西班牙和法国出差的人，还给我讲过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例如，全副武装的行动队员夜里突然包围某幢内务部宿舍大楼，象头发一样挨家抓人。而门铃一响，屋里往往就会传出枪声——又一名契卡将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脑袋。内务部里的许多残忍的迫害狂，不久前还令斯大林的政敌心惊胆战，现在自己却被野蛮的恐怖浪潮所吞没，成了斯大林的牺牲品。
内务部的建筑群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所以，当里面的人员从高楼上跳窗自杀时，常有行人看见。于是，内务部里有人自杀的传闻不胜而走，闹得莫斯科人心惶惶，可是普通百姓谁也弄不清那里面究竟出了什么事。
内务部的干部们被捕之后，有关他们的案件没有经过任何侦查，甚至连“过场”都没走一下。他们便被一批一批地宣布为犯派分子或间谍，不经任何审判就被枪决了。出生在波兰的契卡被定为波兰间谍，拉脱维亚人被宣布为拉脱维亚奸细，而俄罗斯人则成了德国、英国或法国的特务。
这类指控究竟是些什么玩艺儿，从卡济米尔·巴兰斯基一案中便可略见一斑。巴兰斯基曾是内务部外事局的功勋侦察员，现在却被叶若夫扣上了“间谍”的帽子。巴兰斯基原是波兰人，在苏联国内战争中，他作为一个热血沸腾的共产党员，在西部战线同波兰军队进行过殊死的搏斗。在一次战斗中，他从枪林弹雨中把受伤的团长背了下来，自己也负了伤。为此，他荣获了一枚勋章。内战结束后，巴兰斯基调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事分局工作。一九二二年，他用卡济米尔·科别茨基的化名，出任苏联驻波兰大使馆二秘，而他的真正任务，则是在波兰组织情报网。
一九二三年，苏联政府打算派军队打道波兰去援助德国的工人运动。巴兰斯基奉命炸毁华沙城中的军火库和装备库。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二日，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极其危险的任务。
波兰人不知从什么渠道了解到，华沙城中的爆炸是他们的同胞，苏联大使馆二秘卡济米尔·科别茨基干的。他们没有要求苏联政府将他召回，而是决定等他再出来活动时将他当场捕获，然后再算总帐。他们几乎等了一年才等到了这样的机会。在这之前，波兰反间谍机关派出一名在波兰外交部工作的间谍，成功地打进了巴兰斯基的情报网。为了引巴兰斯基上钩，这名间谍将自己部里的一些真实情报送给了苏联人，渐渐赢得了巴兰斯基的信任。巴兰斯基开始亲自与他接头。一九二五年的一个夏夜，这名间谍请求同巴兰斯基见面，要后者及时交还部份秘件，其中包括波兰驻日本大使帕捷克的报告。
巴兰斯基带上那名间谍过去提供给他的秘密文件，按时来到约定地点。他马上发现，周围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在监视他。巴兰斯基正想溜走时，暗探们已经围了上来。他奋力冲出包围圈，为了扔掉衣袋里那些足以使他身败名裂的文件，他从旁边一条小街奔进了圣卡捷琳娜教堂。他把文件塞进祈祷席下的一条裂缝里，从另外一道门跑出教堂，来到耶路撒冷林荫道上。在这里，一度失去目标的暗探又发现了他。他们将他抓住，按遍全身，却没找到要找的文件。气得发狂的暗探们朝他一阵拳打脚踢，重重打伤了他的头部。
巴兰斯基担心自己会被打死在大街上，为了让人给苏联大使馆送个信，便用波兰语向行人呼救：“先生们，看呀，波兰警察在毒打苏联外交官！”他没喊几声就失去了知觉。
等他醒来时，已进了警察总局。巴兰斯基拒绝回答波兰反间谍机关负责人的提问，只是一再声明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要求立即放他出去。可是，直到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之后，他才获得了自由。巴兰斯基回到苏联大使馆时，蓬头垢面，脑袋上缠满绷带，而且全被血浸透了。他只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就在波兰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被驱逐回莫斯科了。
巴兰斯基从波兰回到苏联后，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立即就他的行为向负责监督党员言行的最高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控告。外交部谴责巴兰斯基在华沙期间涉足有波兰人参加的危险的间谍丑闻，导致了苏、波关系的恶化。亚果达的副手特里利谢尔深知巴兰斯基脾气暴躁，特地给他打招呼，要他“规规矩矩”地出席监委的听证会，并承认自己在很多事情上有过火的行为。监委主席阿朗·索尔茨亲自主持了监委对巴兰斯基事件的听证会。他先是一声不吭，直到驻波兰大使奥博连斯基对巴兰斯基指控完毕之后，才突然开口道：“您这是在指控谁？要知道，这是一位在同敌人斗争时负了伤的红军战土！同志们，我提议，我们大家一块为巴兰斯基同志请领红旗勋章，以表彰他的功绩！”
结果，巴兰斯基真的荣获了当时最高级别的军功章，而奥博连斯基大使却因中伤他而受到训斥。
波兰警察的毒打，严重地损坏了巴兰斯基的健康。回莫斯科不久，他就出现了部分瘫痪，并丧失了说话能力。后来麻痹症状虽然医好，但他却从此成了个残废人。就是这样一个被波兰反间谍机关打成终身残废的侦察员，后来却被叶若夫宣布为波兰间谍，未经任何审讯，则就给枪毙了。斯大林和叶若夫都非常清楚，巴兰斯基根本就不是什么波兰间谍，也不可能是，他唯一的“罪行”，就是“不可靠”：他在内务部有很多朋友，而从他们嘴里，他很可能了解到（肯定）已经了解到问莫斯科审判的内幕，其中包括斯大林下达给侦讯机关的指示。
大逮捕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到了各地的内务机关。仅仅在一九三七年里，被处决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就有三千多名。这部嗜血的绞肉机，同样吞噬了莫尔恰诺夫、阿格拉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夫，以及莫斯科和各州的内务分局的全部领导人。只有亚果达本人还暂时没被枪毙。
对于这些“功臣”来讲，即使贪污了大笔公款，甚至出于个人动机而杀了人，顶多也只会被判徒刑。但他们却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