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枪杀的。
“这才是场真正的阴谋！”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气愤地说。“仅从头头们那惊慌失措的举动就能推断出来。当时，突然宣布出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全部作废，我们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正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说：‘整个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不可能象正常时期那样先审判后枪毙，只能先毙掉他们，然后再由法庭作出判决！”
正如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所断定的那样，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处死之后，叶若夫才将布琼尼元帅、勃柳赫尔元帅等几名高级将领召到内务部开会。他向他们通报了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并要求他们在预先备好的“法庭判决书”上签字。
这些身不由己的“法官”不得不签字，他们很清楚，不签字就会马上被逮捕，并成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同伙”。
不久之后，在西班牙的苏联军事人员中开始流传关于伏罗希洛夫也已被逮捕的消息。乍听起来，这一传闻完全合符逻辑：伏罗希洛夫是国防人民委员，对自己手下的干部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一传闻，把当时正在西班牙担任政府高级军事顾问的H某吓得不轻。有一次，开军事会议时、H某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曾否听说伏罗希洛夫被捕的消息。如不知道这一消息出自何人之口。H 某的惶恐是有理由的，要知道；他多年来一直是伏罗希洛夫的亲信。当然害怕遭受与伏罗希洛夫同样的命运，尽管这只是传闻、甚至在查明这一消息纯属捏造之后，H 某也不就可以高枕无忧。这传闻今天不是真的，明天却可能成为事实。不管怎么说，伏罗希洛夫是国防人民委员，正是在他主管的国防部内，现在揪出了所谓反斯大林的阴谋集团。
H 某决定，以向伏罗希洛夫汇报西班牙战况为名，回莫斯科去深深虚实。他在莫斯科呆了大约两个星期。伏罗希洛夫曾答应带他去见斯大林，当面汇报西班牙的战况，可是不知为什么，斯大林没有接见他。H 某又请求而见叶若夫。可这个仅次于斯大林的实权人物也拒绝见他。当时，叶若夫不仅是内务人民委员，而且还兼管红军侦察总局，这是出现“图哈切夫斯拍案件’”后，斯大林授予他的又一大权。
H 某回西班牙后，就不再象过去那样魂不守舍了，却也并非无忧无虑。他一回来就向我宣布，政治局将对西班牙采取“新的路线”。过去，苏联对西班牙的政策是尽可能用武器、飞机和坦克援助共和阿政府，使之迅速战胜佛朗哥。而现在，政治局认为，让西班牙存在两种“均等势力”对苏联最为有利，这样，内战将继续打下去，从而可以长期“牵制希特勒”。H 某这次从伏罗希洛夫那里接受的指令。全是建立在政治局这一看法的基础之上的。对这种马基阿维利主义（霸权主义）的决定，我的惊呀程度一点也不亚于H 某。为了赢得时间防御希特勒，斯大林的政治局居然要让西班牙人民无休无止地流血牺牲。
谈了些在莫斯科听说的其他新闻后，H 某突然将话题转到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上面：
“克利姆·叶弗烈莫维奇至今还糊里糊涂的。幸亏有斯大林的果断和叶吉夫的随机应变才控制住了局势。叶若夫的人未经任何请示就把他们给毙了克利姆说，连拖延一小时都不行”
在我们后来的谈话中，H某又一次回到这个话题，说：
“使克利姆最吃惊的是加马尔尼克的叛变。真的，这简直不可能！要知道，在我们大家的眼里，加马尔尼克就象怪人一样”
加马尔尼克是“克利姆”手下分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副人民委员。据苏联报纸报导，他是在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清洗的十一天之前自杀身亡的。
人们会问；既然那些在假判决书上签过字的将领知道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是未经审判就枪毙的，那么，斯大林还能容忍这些知情人继续活在世上吗？
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利用这些高级将领的大名来从形式上掩盖了杀害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罪行之后。斯大林就迫不及待把枪口对准了这些“法官”的脑袋。显然，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了解斯大林的肮脏罪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法官”们就接二连三地被逮捕和被枪毙了，他们是：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元帅、远东军区司令员勃柳赫尔元帅、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德宾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别洛夫、远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卡什林。对于他们，既没提出任何指控，也没任何形式的审判。他们直接就被镇压了。这里的“镇压”一词，取的是其最直接、最凶险的那层涵义。
在“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官”中间，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即布琼尼元帅和后来升为元帅的沙波什尼科夫。布琼尼过去是沙俄哥萨克军队的一名士官，后来参加了革命。早在国内战争期间，他就成了斯大林的知已和酒伴。此人脸皮特别厚，不擅长“高谈阔论”，却精于纵酒狂饮和猎取女人（特别是手下的女秘书）。对这样一个布琼尼，斯大林当然是无须顾虑和提防的。
另一个活下来的“法官”沙波什尼科夫，革命前是沙俄的一名上校军官，顽固的保皇党人。在革命的最初年代，他亲眼看见过自己的军官朋友们一个个人头落地。投向革命队伍之后，他一直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丢了自己的生命。终于有一天，他时来运转——斯大林发现了他，并将他收到了自己的保护伞之下。
在五个苏联元帅之中、还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叶戈罗夫。十月革命爆发时，他还是沙俄军队中的一个中校。在国内战争中，他跟随图哈对夫斯基，在波兰战线上指挥一个军。当时，斯大扣留作为政治委员（那时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叶戈罗夫的司令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叶戈罗夫的军事才干，斯大林不得不佩服。他俩成了好朋友。很多年之后，斯大林在为了眨低托洛茨基和突出自己而篡改国内战争史的时候，曾多次求助于叶戈罗夫，让后者为他充当“不偏不倚”的证人。斯大林有四个经常聚首的酒友。叶戈罗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聚会通常是由布琼尼代替斯大林出面，在布琼尼的别墅中进行。斯大林成为至高天上的独裁者后，几乎拒绝了所有老朋友的这类阿泱奉承之举，但同叶戈罗夫的友谊却始终保持不变。而且，斯大林与叶戈罗夫之间还是以“你”相称，就象是推心置腹的知己一般。所以，当斯大林开始有步骤地屠杀红军高级将领之时，任何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都没有想到，这把屠刀会砍向叶戈罗夫。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的一位好友在国内休假后回到了西班牙。他同叶戈罗夫他女儿很要好，所以很了解有关叶戈罗夫的情况。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
除掉图哈切夫斯基之后，斯大林建议叶戈罗夫去占用死者的豪华别墅。但叶戈罗夫摇了摇头，谢绝道：
“不用了，谢谢！我这个人，有点迷信”
但是，斯大林既不会放过谨小慎微的人，也不会饶恕讲迷信的人。一九三八年底，叶戈罗夫突然被免去国防部副人民委员的要职，接着就永远地失踪了。
经过遇番“清洗”，红军高级将领己所剩无几，但斯大林还不罢休，他命令内务部继续一批接一批地逮捕军队的中高级干部。这是他所采取的特殊的预防借施。斯大林认为，躲过了镇压的高级军官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战友的惨死的，而且会时刻担心自己遭到同样的不测。用斯大林的话说，这种思想状况是“不健康情绪”。而要消除这种“不健康情绪”，斯大林认为只有一种手段一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事情还不仅仅局限于军队。这股无法无天的恐怖浪潮已经席卷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领域。根本不可收拾。这股浪潮的最可怕之处，就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最怎么回事。被新的镇压浪潮吞没的牺牲者。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党内反对派。而是一些为斯大林夺取政权出过力的人，有不少甚至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有关“克里姆林宫中的疯子”的传闻，已深入到党内外的干部群众之中。通过下面这份简略的被清洗者名单。就可以看出斯大林在消灭自己的忠实战友，在摧毁自己的国家机器方面，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被镇压的苏联政府重要官员（他们从未参加过反对斯大林的任何派别）有：
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梅民拉乌克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柯、副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和雅科夫列夫（相继被捕）
资易部人民委员魏采尔
邮电部人民委员哈勒普斯基
国防工业部人民委员会普希莫维奇
司法部人民委员克雷连柯
国营农场部人民委员卡尔马诺维奇
教育部人民委员布勒诺夫
水运部人民委员杨松
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前后三任）叶努启则、阿库洛夫、温什里希特
国家银行行长马里雅辛
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安蒂波夫
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谢烈布罗夫斯基
外贸部副人民委员埃利亚瓦
政治局委员柯秀尔和卢祖塔克
这些人个个都是忠于斯大林的，我敢说，他们至死也没弄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逮捕他们，又为什么非要他们的生命不可。
上面列举的，仅仅是部份被害的苏联政府成员和政治局委员。至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中被镇压的重要官员。简直不可胜数。除了枪毙的以外还有许多人自杀，如乌克兰政府主席柳布钦科、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切尔维亚科夫，等等。
到一九三七年底，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全国性机构已经无人领导。所有的工矿企业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到处都在要求配备新的行政领导、新的经理厂长。但斯大林却不敢使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幸存的老干部，因为这批人过去在工作上与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多少有些往来。紧急的形势逼得斯大林只有采滥竿充数一途，好些在正常情况下连当一般职员都没资格的人，现在却突然被担拔起来去领导国家的重要机构，甚至领导一个部。
作为实例，我仅举一件自己知道的事情，它可以称得上第一手资料。某天傍晚，莫斯科外贸学院突然来了两名党中央的代表。他们要求院长和党委成员们推荐两名政治上可靠、同时可以胜任“领导职务”的大学生。院党委经过开会，提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奇维亚列夫，另一个人的姓名我忘了。两位代表要求院长火速派遣这两名大学生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两天之后，该院师生打开刚刚收到的报纸时，惊愕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报上登着政府公告，任命奇维亚列夫为外贸人民委员！可这个奇维亚列夫，不久前还是苏联驻德国商务代办处一个很一般的小职员。另一个大学生也成了政府成员——当上了另外某个部的人民委员。
众所周知，高加索是斯大林生长的故乡。然而，这个地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没能逃脱斯大林的血腥镇压。他熟悉那里的全部领导人，知道他们对他特别厌恶，因为他们对他的过去了如指掌。他必须在他们想起写回忆录之前“摆脱”他们。这个任务落到了原外高加索内务分局局长，当时的外高加索党中央书记拉夫连季·贝利亚的肩上。
一九三八年六月。斯大林同外高加索最有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布都·穆迪瓦尼之间长达近二十年的“决斗”终于宣告结束。穆迪瓦尼是格鲁吉亚苏维埃政府主席，从小就认识了斯大林。他是那些最早从斯大林的权术中识破其篡党夺权的野心的人之一。他们之间的“决斗”早在列宁在世时，即二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穆迪瓦尼常与斯大林发生争吵，而列宁几乎每次都站在穆迪瓦尼一边。
当内务部派去的审迅员试图劝降穆迪瓦尼，要他用假供述来污蔑自己和诽谤其他的格鲁吉亚领导人时，穆迪瓦尼的回答非常精彩，入木三分。
“您是要我相信斯大林的许诺，相信他不会加害老布尔什维克，对吗？告诉您吧，我认识斯大林三十年了。不把我们——从吃奶的孩子到瞎眼的老太太全部宰掉，他是不会去安心的！”
穆迪瓦尼始终拒绝诽谤自己，最后接死在枪口下。
第二十一章 囚室里的亚果达
不经审判的枪毙和不可理解的恐怖，象阴云一样，笼罩着苏联全国。正是在这种阴森可怕的气氛中，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这一次，将把作为列宁的亲密战友的最后一批老布尔什维克推上被告席。现在，斯大林的刑讯专家们对自己的“成功”更有把握了。首先，他们的逼供手段已顺利地经历了两次审判的考验；其次，几年来大规模的恐怖浪潮已使人们产生了胆小怕事的变态心理，这正好成了侦迅人员向受害人施加压力的辅助手段。
现在，要摧毁受审人的意志，恫吓比许诺要有效得多了。在头两次莫斯科审判的侦迅阶段，不少被告人还不太相信斯大林会把有关株连家属的威胁付诸实现。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受审人胆敢视这一威胁为儿戏了。仅管如此，为了彻底打消被告人的幻想， 叶若夫又在每间牢房里都安插了由内务部特务装扮的犯人。“这些阿巴人”的任务，是向自己同牢的“难友”讲述一些十至十二岁的孩子陪同父母上刑场的故事。在这种到处都在杀人和自杀成风的恐怖气氛下。处于精神极度痛苦和恐慌中的被告人，对任何胡扯都会深信不疑。
在这里，我很想举几个真实事例，来说明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子女的悲惨命运。我记得。一九三七年秋，我们这些在外国的内务部人员就听说，叶若夫曾命令内务部各分局领导人在全国各地逮捕那些父母被枪毙了的青少年并象对待大人一样，判处他们死刑。刚听到这一消息，无论我还是其他同志都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这不可能。斯大林怎么会指控十来岁的孩子，说他们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呢？然而，这一传闻非常“固执”，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国内传出来，而且是来自一些“消息灵通人士”。
当时，我无法得到有关老党员的子女受迫害的具体事实材料，脱离斯大林政权后。更不敢奢望找到这方面的材料。然而，生活总是充满意外——我很快就找到了能证实上述传闻的证据，而且是通过公开渠道，即苏联的官方报刊自已被露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底，苏联报刊登出一则消息：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市内务分局局长卢尼科夫及其手下被逮捕，因为他们曾抓过许多儿童，并强迫他们承认自己参加了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组织、这篇报导还说，这些儿童被推进本来就已挤拥不堪的牢房里，同刑事犯和政治犯关在一起。该报还揭露了一个名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因受本了日以继夜的刑讯而承认自己参加法西斯组织的全部过程。
一名控方的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说：
“例如，我问孩子们是在哪里见过法西斯的，他们回答的大意是：‘我们只是在电影里见过法西斯。他们都戴白色的制帽。’当我又问到有关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时，孩子们的回答是：‘这些人我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