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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正在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波格列宾斯基突然闯了进来。他就是那个因创办了两个劳改释放犯就业公社而闻名全国的老契卡，他同高尔基有着特别深厚的友谊。波格列宾斯基告诉我们，他刚从郊外的高尔基别墅回来。
“有人把整个事情都弄垮啦，”他抱怨道，“无论我怎样劝高尔基，他总是一味地回避写书的事情。”阿格拉诺夫也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肯定有人“把整个事情都弄垮了”。实际上，这只能怪斯大林和内务部的头头们对高尔基太缺乏了解，估计太不足了。
高尔基并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天真、幼稚。文学家的犀利的目光，使他逐渐洞察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了解俄罗斯人民，可以象看一本翻开的书一样，从人们的脸上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找到那些使他们不安和慌乱的东西。工人们那一张张因吃不饱而削瘦蜡黄的脸庞，铁路上那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的棚车（它们不时出现在高尔基那豪华的包厢的窗户外面），都使高尔基意识到：在斯大林那虚假的社会主义招牌后面，到处是饥饿、奴役和野蛮的专制。
最使高尔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围剿老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许多被迫害的老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同高尔基结下了深情厚谊。一九三二年，他因自己素来敬重的加米涅夫被捕而感到极度的不安和不解，并把这一看法告诉了亚果达。斯大林听说后，为了打消这位名作家的疑虑，赶紧下令放人，让加米涅夫回莫斯科。据我所知，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还有几个老布尔什维克也免去了被继续监禁或流放之苦。但作家却并没因此而感到欣慰，他知道，还有许多老党员，过去他受沙皇的折磨，现在又遭到斯大林的迫害，对此，他实在不能容忍。他经常找到亚果达、叶努启则或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物，发泄自己的指责，表示自己对斯大林越来越感到失望和不满。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有大批反对派成员被捕，而官方对此却一字不提。有一天，高尔基外出散步，碰见一位陌生妇女，经过交谈后得知，这妇女的丈夫，是他革命前就认识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妇女请求高尔基帮帮忙，因为她和患有骨结核的女儿正受到被驱逐出莫斯科的威胁。高尔基追问起驱逐的原因，才知道她丈夫早就被判了五年刑，现已在集中营里服刑满两年。
高尔基立即行动起来。他先给亚果达打电话，后者回答说，没有中央指令，内务部无权放人。高尔基又找到叶努启则，后者便去请示斯大林。这一次，斯大林却不愿再“开恩”了：他早就因高尔基三番四次地替反对派成员求情而憋了一肚子气。他只同意不再驱逐那位妇女及其女儿，坚决拒绝有关提前释放其丈夫的请求。
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到一九三四年初，大概连斯大林本人都已意识到，他朝思暮想的书是不可能问世了。
于是，内务部加紧了对高尔基的封锁，只允许少数几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接近作家。高尔基如果提出想会见某个为“机关”所不欢迎的人，那么，这个人立即就会被打发出莫斯科。一九三四年夏末，高尔基象往年一样，申请出国去意大利过冬，却被政府拒绝了。遵照斯大林的指令，医生们向高尔基解释说，根据他的健康状况，最好的过冬地点现在已不是意大利，至是国内的克里米亚。至于高尔基本人的意见，现在已无须尊重：他这个苏联最大的作家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只有斯大林才有权决定一切有关其利弊之事。
俗话说，“羊虽长疥，得络毛也行”，得不到一本书，弄篇文章也好于是，亚果达奉斯大林之命，向高尔基转达了一个请求：十月革命即到，请高尔基为《真理报》写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内务部头头们深信，这一次，作家总不可能再拒绝中央的“订货”了。然而，结果却使亚果达大失所望：高尔基再次表现出了大大超出他们预料的原则性。
在这以后，据我所知，斯大林为了利用高尔基的威望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又做了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努力。事情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诬陷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并被逮捕之后不久。亚果达向高尔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高尔基为《真理报》撰文谴责个人恐怖。斯大林认为，在人民眼里，高尔基的这篇文章将成为作家反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宣言。高尔基当然明白问题的实质。他拒绝执行亚果达传达的这一指示，并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后来，高尔基再一次，而且是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发给他出国护照，让他去意大利。不言而喻，他的这一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如果让他去了意大利，他很可能真的要写本什么书，但决不会是斯大林所企望的书。就这样，这位驰名世界文坛的作家成了斯大林的俘虏，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逝世为止。
高尔基去世后，内务部人员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几本珍藏的笔记。读完之后，亚果达气得破口大骂，最后又嘟哝了一句：“狼毕竟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里跑！”
高尔基的这些笔记，至今也没公布于世。
第二十三章 尼古拉·布哈林
对于只爱猎奇而不在乎历史事件的实质意义的人来讲，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原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果达，而不是象布哈林、李可夫、拉柯夫斯基这样的闻名世界的革命领袖。当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把亚果达打成那些曾被他投入大审甚至处以死刑的人的同案犯押上被告席，确实给这次审判闹剧增加了惊人的滑稽味。
但是，对于共产党员和那些对党史有所了解的人来讲，这次审判的核心人物当然不是亚果达，而是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一布哈林。
当年，跟党的其他领袖们一样，由于担心托洛茨基的影响太大，布哈林也曾帮助过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去贬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将他挤出了政权核心。其实，当列宁在世之时，当党的领袖们还没卷入争权夺利和相互攻汗的漩涡中时，布哈林也跟别人一样，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赞颂过托洛茨基。例如，在谈到十月革命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时，布哈林写道：
“托洛茨基是杰出的，无所畏惧的革命理论家，孜孜不倦的革命传播者，是他，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在全体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中庄严宣布：临时政府再也不存在啦！”
很多年以后，当斯大林控制的中央宣传部已经让“托洛茨基是反革命”的污蔑诽谤之言深入人心，老布尔什维克们当年写的那些赞颂托洛茨基的文章，也就成了一个党员在历史上所犯下的不可谅解的罪过，但只有斯大林例外，因为他也有这种“历史污点”：列宁在世时，斯大林曾在《真理报》上著文道：“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转向支持苏维埃的关键行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果断而勇敢的行动，这一切，党将主要并首先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布哈林与斯大林结盟的时间，要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长一些。当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夺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实权之后，布哈林还天真地认为，自己作为全党公认的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该在政洽局中坐第一把交椅。真的，这个位置不给他还能给谁呢？莫非，积极为列宁制定苏维埃政策的不是他吗？难道，为党和共产国际起草有关对外政策的基本文件的不是他吗？现在，除了他，还有谁能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会确定苏维埃国家的下一步发展道路呢？总不可能是斯大林这个平庸俗气的人吧？
但是，布哈林注定要失算：他领导的右翼反对派很快就被排挤出了领导层，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党内斗争，他本人也被驱逐出政洽局，后来又被开除出党。
基层党员们很久都弄不清楚，在上层，在政治局里，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变。直到见了有关内部通报之后，人们才开始明白，党内又出现了分裂，斯大林集团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右派”集团之间的对立已达到剑拔警张的地步。在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中间，出现了这样一则传闻：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为斯大林的两面三刀所激怒，当众抖出了斯大林过去为拉拢他而私自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布哈尔奇克，你我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即其他政治局委员）全是些可怜的小苍蝇！”
听了这话，斯大林脸色突变，历声喝道：
“造谣！布哈林想出这种话，是要煽动政治局委员们起来反对我！”
斯大林狼狈极了，因为类似的恭维话，他私下里几乎对每个政治局委员都讲过。
在拉起右翼反对派之前，布哈林同斯大林亲热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俩的结盟，早从列宁口授“遗嘱”时就开始了。在“遗嘱”中，列宁建议中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也表示了对布哈林的有点不放心。但总的说来，列宁对布哈林评价不错，他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
布哈林在党内的确很受尊敬，共青团员们甚至象对圣人那样对他顶礼膜拜，尽管如此，我却十分怀疑他能否成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不过，这无关大局。事实上，列宁同布哈林私交很深，他只是要求其他人也都能象他那样去对待布哈林。
斯大林曾把列宁的“遗嘱”藏匿起来，而且，如果没有克鲁普斯卡妞，他早把这些令他又恨又怕的文件付之一炬了。要知道，在“遗嘱”中，列宁赞扬了自己的每一个最亲密的战友，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后来，斯大林夺得党政大权之后，就采用了比简单地销毁几页文件更有效的手段（从肉体上将“遗嘱”赞扬过的人全部消灭干净），把列宁的“遗嘱”变成了一纸空文。
布哈林在被捕之前，过了一年多担惊受怕的日子。眼见着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把他的挚友们全部杀光，他当然明白了自己将来的下场，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自己末日的来临。
一九三七年初，布哈林终于被投进监狱。被捕后的头两个月，他一直拒绝交待“罪行”，也拒绝在那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供诉上签字，尽管对死亡的长期等待早已弄得他筋疲力竭了。
这里必须补充一点有关布哈林的私生活的情况。一九三三年，四十五岁的布哈林遇到了一位绝代佳人——老革命家拉林的女儿。尽管她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很年轻的，很有魅力的未婚夫（即著名党务活动家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的儿子），可是她的心却被个子不高，略微发胖和已经秃顶的布哈林给征服了。他们结了婚，还生了个儿子。看着娇妻爱子，感情外露的布哈林完全陶醉在兴奋和幸福之中。在政治上和仕途上，他运气不佳，可是个人生活中，幸运女神却向他频频微笑。他哪里知道，正在策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刽子手们，已经将其娇妻爱子纳入了逼他投降的人质之中。
内务部也象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他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安然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为了证明这一许诺的真实性，叶着夫下令将拉狄克转到布哈林的囚室里去。众所周知，拉狄克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没被判处死刑。
让拉狄克去说服布哈林，是应该生效的。虽然人们对拉狄克极不信任，可总不能否认明摆着的现实——拉狄克听信了斯大林的许诺，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所以活了下来。其实，拉狄克在这件事中的表现还算正派，并没去附合对布哈林的许多诬告。在同布哈林对质时，他甚至拒绝为一系列最关键的指控作证，这还引起了侦讯人员的明显不满。
斯大林很清楚布哈林同列宁的亲密关系。他知道，布哈林非常珍视列宁临终前对他布哈林所讲的那几句热情的赞扬诺。所以，斯大林决心首先对布哈林心中的依托予以毁灭性打击。即通过法庭向全世界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斯大林命令侦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早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期间，他布哈林就企图暗杀列宁了。
为了完成斯大林的这一指令，内务部不得不逮捕一些过去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强迫他们承认，布哈林当时曾对他们讲到过杀害列宁和成立新政府的必要性。有些证人还被迫供认，那个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刺杀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就是在布哈林的同意和怂恿下开枪的。
布哈林曾断然否认这一指控，但名目繁多的刑讯手段，更重要的是对妻儿的担心，使这一反抗从开始就显得没有多大力量。最后，在叶若夫和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伏罗希洛夫的督阵下，侦讯人员经过长时间的“工作”，终于迫使布哈林承认道：就算他布哈林真的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打算杀害列宁吧。这样，斯大林又添了关键的一局。
然而，两天之后，当布哈林看过经斯大林亲自审阅和修改后的“审问笔录”时，他突然翻供，拒绝在上面签字。那上面写着，很早以前，他布哈林得知德国政府居然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况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德国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后来，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看见列宁一再坚持要同德国单独签订屈辱的停战协议，他布哈林就从怀疑转为确信，进而生出刺杀列宁和成立有反对同德国人讲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罪恶念头。读完这些要他马上签字的“供词”，布哈林气得拍案而起：“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一点不错，斯大林确实是想让过去那种说列宁是德军统帅部的奸细的谣言死灰复燃。为此，布哈林坚决拒绝参加这场正在加紧排练的审判闹剧。
现在，要强迫布哈林再次合作，就困难多了。叶若夫亲自指挥的负责、加工布哈林的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他们不分昼夜地对布哈林展开车轮战。政治局的代表伏罗希洛夫也继续参与对布哈林的审讯。而在这场对斯大林来讲是许赢不许输的赌博中，关键的王牌还是受审人那年轻的妻子和宝贝儿子。
但布哈林坚决不同意在斯大林要求的供诉上签字。斯大林无奈，只得在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作出让步：在法庭上将不提所谓列宁勾结德国人之事，也不提布哈林因此事而产生的怀疑。此外，布哈林可以不污蔑自己曾企图杀害列宁，只是为阻止布列斯特和约而打算将列宁逮捕，并扣押一昼夜。最后，布哈林可以不诽谤自己是德国间谋，但要承认参与过对基洛夫和高尔基的谋杀。
斯大林最终还是制造出了布哈林企图暗算他本人的神话。既然他早就通过伪造历史把自己吹成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列宁的最亲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