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沙皇一样，需要哥萨克来镇压不满者的反抗，因为除了哥萨克，就难以找到更可靠的刽子手来完成这种任务。
一九三五年九月，苏联人民十分吃惊地在报上谈到一项政府命令：在红军里恢复被十月革命取缔了的军衔制。在此之前，红军指挥员都按其职务来称呼：连长、营长、团长等等。这条新的命令，使旧的那一套等级封号几乎都恢复起来了。军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额拨款被用于专门为军官修建俱乐部、疗养所和住宅。而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接着，斯大林又恢复了将军军衔（尽管人民早已憎恶“将军”这个词）和将军制服。这种制服饰有金银经带，与革命前那种几乎一模样。
实行军衔制并或予军官以特权，这一举动使军队里在内战中形成的，后来变得残缺的同志式关系彻底消亡了。斯大林此举的目的有二：第一，给红军指挥员以物质刺激，促使其保卫苏维埃政权。第二，让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许下的一切诺言已经结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巩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
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讲法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它扬言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
按马克思的理论，犯罪现象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社会造就了罪犯。如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它就是对整个斯大林制度的无情判决，因为这一制度甚至把儿童也变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数之多，使得政府无别计可施，只得把针对成年罪犯的法律扩大适用到儿童身上。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十八年之后，斯大林居然还将死刑加于儿童，这一事实，最鲜明地勾画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实的道德面貌。
新法令公布时。我正在国外。驻外国的苏联外交官员们，对斯大林专制下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法令无不愤慨。可斯大林却表示，他对世界舆论的指责只抱嗤之以鼻的态度。一个苏联大使对我说，为了不让外国记者们就这一丢人的法令提问，他不得不建议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各国共产党的首领也陷入了同样难堪的境地之中。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法语教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有人向共产党员代表提出了有关这条法令的问题。头一天，他们找不到恰当的解释，就干脆矢口否认苏联会通过这样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载有法令全文的《消息报》拿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居然才生吞活剥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回答：“在共产主义时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觉悟，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难以解释的是，如此丢人的法令怎么会毫无顾忌地公布出来，要知道，斯大林历来都竭力不让外界得知他统治下的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知道。就连苏联存在集中营这件事，他也坚决否认，尽管这对全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他的统治下，几百万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挣扎的囚犯，都是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铁窗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苏联报纸压根儿就没提起过。至于苏联的死刑，事实是每一个由法庭作出并公布出来的死刑判决的后面，至少还有上百的人被秘密处死。
关于这一野蛮法令的出笼经过，或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
我知道，早在一九三二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统统枪毙。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另一些“行政措施”，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到来之前，流浪儿童问题。就按纯粹的斯大林方式解决了。
眼下的这一法令根本不是针对流浪儿童的，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它要达到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而且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以刑讯逼供手段制服老“战友”，以便把他们送上将在一九三六年举行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大会。
我已提到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满足过斯大林的复仇欲，在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审判中承认应对基洛夫凶杀案负“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但这只能救他们于一时。为了剪除他们二人以及党内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现在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确无误地承认自己是阴谋杀害基洛夫的元凶，而且还想杀害他斯大林。为逼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这一罪行，而且是在审判大会上承认，就要在这些人的内心里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点，从而决定使用相应的逼供手段。
这个突破点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老布尔什维克们对自己儿孙们的眷恋之心。其实，这种株连子女的威胁已经在反对派首领们的身上使用过一次，即在准备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审判时使用过。但反对派首领当时都还不相信这种威胁，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敢冒这天下之大不韪。可现在，一份刊载政府法令的报纸摆到了所有被关押的反对派分子面前。法令责成法庭对儿童动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条款，可以对儿童进行任何惩罚，包括判处其死刑。反对派首领们这下明白了，他们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们的孩子的确有死亡的危险。就这样，新法令作为进行精神压迫和心理攻势的最有效的王牌，进入了斯大林的刑讯武库。
中央书记尼古拉·叶若夫亲自下令：侦讯人员每次审讯时必须将这条法令的文本摆在审讯桌上。
第三章 令人惶惑的审判
斯大林为老党员组织的弥天大罪，震慑了整个世界。这些站在莫斯科法庭前的被告，都是名扬四海的人物。他们曾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发动俄国工人群众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
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些杰出的革命家突然间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政党以及工人阶级？是什么动机致使他们犯下了诸如间谍罪、叛国罪、破坏工业建设罪，直至大规模镇压工人等一系列不赦之罪？这一切，难道就是仅仅为了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吗？
莫斯科审判使世界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或者列宁的所有同志和亲密助手都说变成了叛徒和法西斯匪徒。或者斯大林是前所未有的阴谋家和刽子手。
各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使人们惶惑，而当所有被告人都在审判中低头认罪之后，这种惶惑更是有增无减。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类似的审判。被告在法庭上的离奇行为，使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测；他们可能是受了催眠术的影响才认罪的；或者，他们的口供是被酷刑逼出来的，或者，他们曾被强迫服食大量摧残意志的药品。只有一方面是任何人连想也不愿想的，那就是斯大林是正确的，而列宁的老战友们的确犯了滔天大罪，所以才供认不讳。
当然，斯大林也明白，世界不会相信检察院空口无凭地宣布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些奠基人投靠了希特勒或日本帝国主义，不会相信这些人会千方百计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人们都期待着他会尽其所能地举出客观证据来使罪名成立，哪怕举出一条这样的证据也行。然而，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国家公诉人每次都没出示任何一件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既无密信，也没间谍性情报，甚至连一份政治宣言或者传单也没有。
可是起诉书却说。被告被指控犯下的阴谋罪，其规模是很大的。但三次莫斯科审判都拿不出物证，这不显得离奇吗？按起诉书说，这些阴谋涉及全苏联，而阴谋的参与者，据政府的猜测，还秘密潜往德国、法国、丹麦、挪威，在那些国家里秘密集会，讨论杀害苏联政府领导人和分裂苏联的计划。在苏联各地，有几十个恐怖小组和破坏小组在疯狂活动，企图谋杀领袖人物、搞爆炸、破坏工矿企业的生产。总而言之，在整整四年时间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蓄意搞垮国家。但是，内务部竟不能发现一片纸或其他什么物证，这又如何解释呢？
斯大林在与几个外国作家谈话时是这么解释的：被告都是些富有经验的秘密活动家，预先就把会给他们招来灭顶之灾的罪证统统毁掉了。一贯自认为深谙暗探局和当今内务部侦缉工作的斯大林，私底里大概也免不了要嘲笑自己的解释太可笑，太经不起一驳。
沙俄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和当今莫斯科法庭上的被告们相比，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并不比后者少。简言之，革命前的被告席上和现在斯大林制度的被告席上，坐的都是同样一批人。然而，沙俄警察局却常常在他们的秘密活动场所找到大量的材料交给法庭作为物证，证明他们从事了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在暗探局的档案里就发现了几百份党的文件，其中还包括列宁本人的书信。
内务部与革命前的暗探局一样，拥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渠道，并能依靠奸细获得确凿证据。顺便指出，内务部比暗探局更能笼络“耳目”——即告密者。暗探局虽能千方百计地强迫革命者变节当好细，但却不能在遭到拒绝时用死亡来威胁他。而内务部不仅威胁，而且确实可以杀害拒绝者，因为内务部这样做并不需要法庭宣判。革命前的警察局可以把革命者本人送去流放，但却没有权力流放或加害其家属，而内务部则拥有这样的权力。
当苏联政府发布了第一次开庭公审的总结报告后，从一开始就怀疑斯大林此举纯粹是在清算原反对派首领的西方新闻界，马上就强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庭没出示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客观证据。西方的这种反应，使斯大林极度不安，他要国家公诉人维李斯基在下次开庭时当众进行解释。下面就是维辛斯基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召开的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会上的发言：
“指控被告的罪行是被告亲手造成的但是，我们要具有什么样的证据才符合诉讼要求呢？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您说这是阴谋案，但您的证据何在呢？”
“我敢肯定，对有关阴谋事件的案子，不能提这样的要求，刑事诉讼学中的基本法则也是这样讲的嘛。”
国家公诉人就这样括不知耻地表明，这种指控是无须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这样，凡是有头脑的人就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侦讯人员没向被捕者出示任何罪证，那么，又有什么东西迫使老布尔什维克们供认犯过按苏联法律应判死刑的大罪呢？
如今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曾经多次上过沙皇的。法庭，对刑法的基本原理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明白，他们没义务证明自己有罪，相反，举证责任应由国家公诉人承担。对他们来说，最明智的对策是保持沉默，等待“案件”调查工作彻底失败。可是如今使全世界吃惊的是，这些被告人没象以往那样沉默，而是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犯过一切被强加的罪行。这种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在三次莫斯科审判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些身陷囹圄的党员，明知侦查机关没有掌握任何有害于他们的罪证，却偏偏愿意把唯一的、有损于自己名誉的，同时又是开庭所必不可少的依据提供给起诉人：这依据就是他们自认有罪！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事办得如此认真，使得全世界的法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每一次公审时，被告们都毫不犹豫地承认犯过骇人听闻的死罪。他们骂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法西斯的走狗。他们帮检察长寻找最恶毒、最卑鄙的字眼。让他用这些词来评价他们的人格和行为他们还设法要在这场自我诽谤的竞赛中超过同案犯，说自己是最猖狂的阴谋分子，是罪魁祸首。总而言之，他们以不可理喻的心理扮演自我控告的角色。
就这样，公诉人说什么，被告人就承认什么，甚至在公诉人大肆歪曲他们的生平事实时，他们也丝毫不予反驳。例如，季诺维也夫经受不住维辛斯基的压力，就说自己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更典型的是维辛斯基与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的对话。拉柯夫斯基于一八九九年就投入了革命运动。革命胜利后，列宁派他担任了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人。
维李斯基：您在罗马尼亚时的正式职业是什么？您的生活来源靠什么？
拉柯夫斯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的父亲是地主。
维李斯基：这么说，您是不劳而获，靠收租过日子？
拉柯夫斯基：我是农业主。
维辛斯基：也就是地主，是吗？
拉柯夫斯基：是的。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不仅您父亲是地主，而且您也是地主，是剥削者，是吗？
拉柯夫斯基。是的，我是剥削者。我收过租，而这些租子，大家都知道。是从剩余价值中获得的。
维辛斯基；行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您的收入来源。
拉柯夫斯基：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明我把收入用到了什么事业上。
维辛斯基：那是另一回事。您现在还与形形色色的地主组织有联系吗？
公诉人就这样不让位柯夫斯基说明他把父亲的遗产用来做了什么。公诉人为何这样呢？不就是因为维辛斯基清楚地知道，而且其他许多党员也知道。拉柯夫斯基把继承的遗产全部贡献出来做了革命运动的经费。他创建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和他主编的社会主义日报，都是用他的钱维持下去的。除此之外，拉柯夫斯基还赞助过其他几个国家的革命组织，并在物力方面支援过俄国的革命运动。
然而法庭竟然不准他说明自己把所得的全部遗产都献给了党：对维辛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地突出一点：拉柯夫斯基有“当地主的历史”。
甚至《苏联小百科全书》也不得不指出，此人从十六岁起便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充积极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多次被捕。应该说明，这部百科全书还是在拉柯夫斯基因参加反对斯大林的派别而被开除出联共（布）以后才出版的。这部书还指出，一九一七年五月，俄国士兵把他从罗马尼亚的雅西监狱中解救出来，因为他参加过俄国的革命斗争。
老布尔什维克们丝毫不愿为自己辩护，这固然令人生疑。更令人惊奇的是另一方面的事实；被告们在表示出对自我辩护丝毫无动于衷的古怪态度的同时，亦拼命为斯大林及其统治的英明唱高调。为斯大林炮制出来迫害他们的莫斯科一审判辩护。
季诺维也夫在最后陈述中说：“党发现我们在堕落，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斯大林在一次发言中强调说，反对派的思想倾向会使我们头脑发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可我们没有听取这一警告。”
被告人加米涅夫在最后陈述中说：
“我是第三次站在无产阶级法庭面前前两次保住了我的命。但无产阶级的宽容是有极限的，我们现在就已到达了这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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