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住！检查‘三证’！”他朝我这边招招手。
我回头看看，没有别人，只有我。我不相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我吗？”
“不是你还有谁？”公安很不耐烦。
“你没有搞错吧？”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潇洒地做了几个盲流绝对不懂做的动作冲公安笑笑：“我不喜欢随身带证件，这里多小偷。”
“那你就是‘三无人员’，你上那边那个车，快点，自觉点吧。”
我一下子怔住了。公安很认真的样子，公安是不会判断错的，难道我和火车站上的这些盲流是如此相似？难道我不是从外表到内心都早已经脱胎换骨了？难道我不是鹤立鸡群吗？后来当我好不容易离开火车站后，我停留在一个玻璃外墙的建筑物外面仔细地打量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皮肤干燥黝黑，无精打采，风尘扑扑的中年人，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这就是我吗？我实在不知道玻璃墙上的那个人和我在火车站上看到的盲流有什么不一样。后来我终于明白，我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自己，虽然我一直努力在改。我，杨文峰，仍然是一名离开家乡到处打工流浪的盲流！。。。。。。 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到火车站去过。
从上海来的火车缓缓进站了，我情不自禁地随着其他接客的人潮向闸口涌过去。我原来还担心会不会认不出他们三人，当他们出现时，我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三位都是上海人，毕竟是大城市的人，和我不同的是，我从17岁离开家乡县城的小火车站后，就几乎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自己，虽然不久前，我才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上海同学就不一样，他们始终如一那个样子，就象动辄开口“阿拉上海人”一样，充满自信和自傲。
他们三人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我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鹤立鸡群”，判断力再差劲的公安也不会检查他们的“三证”。
老同学久别重逢，没有开口大家已经拥抱成一团。来自浦东开发区的陈卫家一身名牌让我眼花缭乱，在阳光下不时闪闪发亮的卡提亚镀金眼镜让我不敢直视，这一切都让人自然联想到浦东开发区的光辉成绩。在我们班一向有“上海宝贝”之称，小巧漂亮的蔡芬芬一直在旅行社靠收取小费过日子。以前还有些担心老同学如何维持昂贵的上海生活费，见面后立即发现那担心是多余的，我瞬间已经计算出这些年蔡小姐涂抹在脸上和脖子上的化妆品都不会比我生活总开支少，光彩照人的蔡小姐竟然和十几年前在学校时几乎一模一样！如此高超的美容保养让我想到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精湛手艺。
在保密部门工作的邓克海虽然也只是个副处长，可是却是我们同学口中的最有官味和官派的，高级西装仍然掩盖不了他微微隆起的小肚子，他见了我，本来是想象接待外宾一样和我握手的，却被我硬是抱住了。“ 你小子富贵了不少！” 我打趣地说， 陈卫家马上接上来， 指着邓克海的小肚子羡慕地说：“ 他们单位油水多， 要是别的单位，他这点小肚腩至少得是个局长。” 我听后故作惊奇地打量着邓克海， 小蔡也在旁边开口了：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小肚喃，不知道要多少鱼翅燕窝鲍鱼汤，外加多少山珍海味，并且要多少日积月累才可以。”
我们都笑起来，邓克海脸有些红，他一边整理西装一边转移了大家的玩笑：“我还是喜欢坐火车，虽然火车票贵点，但是高级包箱里有洗手间，一晚上很是舒服。”
我点点头，我没有坐过这样的高级包箱，据说只有上海到北京和上海至广州之间有一两班次才挂这样的特别包箱，有一人间的，也有两人间的。两人间里可以关上门做爱，在轰隆隆的火车上做爱，很让人神往。
“可惜，你怎么不带上嫂子呀？”我打趣地说。
邓克海的脸上闪过一丝阴影。他们没有大件行李，我特别嘱咐他们把自己的包包看好，然后我们一起向出租车站挤过去。背着大包小包的盲流好几次把我们四人撞散，到出租车站时，蔡小姐已经汗流浃背了，糟糕的是涂上厚粉的脸被汗水一冲，好像专供行人跨越的斑马线。
上了出租车，邓克海副处长就皱着眉头抱怨说：“你们广州怎么搞的，一个好好火车站被盲流搞得乱糟糟的。”
“上海不是这样吗？”我问。
“你大概是好久没去上海了吧，上海现在好得很。我们实行见一个盲流遣送一个，虽然市政府花费了不少钱，可是你到我们火车站的广场看看，干干净净，找不到盲流和乞丐。再看看你们广州火车站。。。。。。哎呀，这路边也一样，到处都是衣冠不整的盲流。单从这点上看，你们广州还想和上海竞争吗？”
我心里突然有些生气，于是看着窗外的盲流，叹了口气说：“我们广州也没有办法，这也毕竟是他们的国家！”
27位能够赶过来的同学分两大桌子在花园酒店宴会厅欢聚一堂， 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并不是多见的。北京大学近百年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个同学会可以收集齐所有的同学，总有人毕业不到两年就夭折或者莫名其妙地失踪，加上学理科的大学生毕业后纷纷出国留学，而学文科的一般不出一年又总有坐牢的。一开始见面时大家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特别有两位女同学忙着抽空往脸上涂脂抹粉，好几位处长仍然不适应没有领导预先作报告定主题的聚会。在田海鹏宣布这次同学会的主题后，气氛才逐渐融洽起来。
田海鹏说，40位大学同班同学，除了一位因病去世，四位同学完全失去联系，剩下的有在国外和建设大西北的无法赶过来，今天共有27位同学来到广州。这27位同学中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干到最高职位的是正处级，最低也是副处级。在公司干的最高职位是董事长，最低也是副总经理。还有个体户，也都是比上不一定不足，比下却绰绰有余的。为了大家能够欢聚一堂，畅所欲言，谁都不要情不自禁地摆臭架子。今天同学聚会的主题就是：你以为你是谁？
大家都笑起来，气氛显得异常的轻松。四年大学最后好象以分配单位宣布了胜败优劣，然而十年的时间几乎又重新排列了一遍。大学里成绩最好的王启留，现在因为在报社和主编关系紧张，结果头上的头发都愁得屈指可数。而我们班当时多次被老师归结为失败典型的夏豪强，目前开着奔驰轿车，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据说，他目前唯一发愁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好几位情妇不要同时出现在同一间五星级酒店。
田海鹏也介绍了被判终身监禁的李军的一些情况，这让大多同学比听到有同学因病去世的消息更加难受。因为李军的关系，同学们本来聚在一起喜欢谈穷比富的兴趣都荡然无存了，大家谈得最多的，反而是那些至今没有消息或者失去联系的同学。我自己竖着耳朵听着来自各方的有关郭青青的蛛丝马迹。田海鹏提到小江西李建国时，大家突然表情严肃起来，把声音压得尽量低沉，交头接耳后， 眼里的崇拜和向往的表情表露无遗。
宴会后，大家在宴会厅聊天，宴会厅旁边还有四五间小房间，就象网络聊天室一样，要好的同学，或者想聊点“见不得人”的往事的同学可以三五成群进去聊。晚上已经由田海鹏安排了一层酒店客房招待大家，虽然说田海鹏也早就声称来参加同学会的路费杂费一律由“一年之计”实报实销，可是同学们都一笑置之。大家心知肚明，能够来参加同学会的，哪个不是憋足一股子劲头想方设法炫耀一番？别说报销路费，就是都来找自己报销路费，也会打肿脸充胖子同意下来。再说，在座的各位同学，哪位没有报销的路子？所以田海鹏把嗓子都叫破了，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到他那里去领路费。
我穿梭在同学之间，大家谈笑风生，好不开心，十二点过后，气氛不见冷淡。我因为喝了几口酒，有些飘飘然，于是乘大家不注意，进入一个最小的休息间。我刚想关门休息一会，邓克海推门进来了，虽说他的官派和傲气很让我不舒服，可是在学校时我们的关系就不错，加上大家毕业后都进入类似的保密单位。我等他进来后，把门关上，他没有看我，摇摇晃晃的，手里竟然还举着半杯酒，那显然已经是几杯下肚之后新加上的。
“我说，你不能喝就别逞能，何苦和那帮子北方来的比酒量，你哪里是他们的对手？”看他有些神志不清的样子，我忍不住数落他。
“唉，就你还知道关心我，我现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呀。”
“胡扯淡！你大概是错过了提升正处长的机会，就在那里借酒消愁吧？如果那样的话，你可是找错人了，我早就是平民百姓啦。”
邓克海用发红的眼睛盯着我，突然仰头喝光杯子中的白酒，顺手把杯子丢在地毯上。
“他妈的，杨子，我真羡慕你，平民百姓，真是好呀，有时我是想当一个平民百姓都没有办法呀。”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班上最有官派的同学此时怎么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我关心地坐近他身边：“老同学，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看我能够帮得上忙吗？”
“你？”他用红眼睛瞪着我，“你能帮什么忙？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能够帮自己，如果到了自己都无法帮自己时，别人又如何能够帮你？”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一时无言。一瞬间的沉默后，他又说：“我都没有人可以诉说，这些年得罪太多朋友，疏远太多同学了。哎，都怪我。不过。。。。。。”
他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杨子，你仍然是最值得我信赖的。我真想告诉你，可是，可是。。。。。。唉，你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的话，虽然只是想听听老同学的意见，可是却可能会把你卷入进来，我哪里忍心啊。”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给你意见，就诉我吧，我不会让自己卷进去的，老同学了还不知道我的某些能耐吗？”我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
邓克海低下头好一阵子没有吭声，我以为他睡着了，他突然抬起头，吓了我一跳，“告诉你吧，我被勒索了！”
他想接着讲下去，却让我一阵紧张。我向他打了个停止说话的手势，他会意地打住话题，五分钟后，我们来到宴会厅外面吸烟室的一角坐下来。由于周局长不让我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我猜测我们同学见面的地方都安装了窃听器。以邓克海身为国家保密机构领导的身份，他受到勒索，情况可能很严重。所以我不愿意在我未搞清楚情况前让周局长的人窃听到我们的谈话，这样很可能会毁掉老同学。好在邓克海也很有经验，并没有多问。我们两人坐在一角，虽然隐隐约约听得见同学们的聊天声，但有一堵墙把我们两人和宴会厅隔开。
“我被勒索。”
“你刚才说了。”我压低声音，故作平静，淡淡地说。
“勒索我的可能是海外的情报机关，甚至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我的心猛跳到嗓子眼上，但我仍然竭力掩饰着内心的紧张。
“他们不公开身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这样，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会成为丑闻！”
“有这个可能。”我点点头。
“可是在我这一方，却是没得选择，或者说是无路可走。”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解地思索着，“如果他们认为你没有退路，只有就范的话，就不会隐藏自己的身份了，这是基本常识，间谍机关隐藏身份去搞敲诈是没有先例的。”
“你的话也许是对的。”邓克海低着头，“也许只是我自己觉得走投无路，他们以我在美国的妻子孩子做要挟，让我为他们工作。”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急忙问。
“两个月前，他们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考虑，否则。。。。。。”
“天啊！”我激动地站起来，“你当时汇报了没有？”
“没有！”
完了，我心里想，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事后不超过两小时汇报给上级才有可能得到理解。现在两个月都过去了，无论他怎么做，都已经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不，按照国家特殊部门保密法规定，他已经犯了严重罪行了。
“老同学，你怎么会那么糊涂？”我生气地吼着。
“我一点不糊涂，杨子！你现在才听到，你可以在同学会后就去举报我，因为如果你不举报我，你也犯了罪。你并不是真正的普通老百姓，老同学，我说的对吗？”
我看着他充满血丝的眼睛，真想给他重重的一拳，他确实把我推向了犯罪的边缘，不过和他的境况相比，算不了什么。他自己身为国家高度保密单位的一官员，在知道接触了海外情报机关人员的情况下，不立即汇报，本身就是重罪。
“杨子，你听我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我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呀。他们掌握我妻子和孩子在外面的所有情况，并且对我们的财产经济状况一清二楚。我想是因为我妻子最近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不会是这样的。”我打断他，“克海，你应该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至今还没有使用过这样敲诈勒索的方法对中国开展情报工作，特别是不会利用在美国国土上的中国人作为敲诈的筹码。你妻子已经是美国绿卡持有人，孩子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中央情报局会拿你妻子和孩子以及财产情况做筹码敲诈你？真是不可思议！你是被吓糊涂了，怎么没有一点判断力？美国人标榜自由民主，至高人权，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你在美国的妻子的财物不清楚的情况来敲诈你，那么你一旦公开，在美国受到攻击的将不是你，而会是中央情报局本身！美国国会和人民以及某些华人团体，亚洲社区都不会放过中央情报局的。你该不会告诉我，你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吧？”
“你真认为老同学我是白干了吗？”邓克海也有些激动起来，“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情况呢？可是这不正是他们不肯说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的原因吗？加上，我如何在美国和他们抗争？到时我妻子出来指控他们，到哪里去找他们？如果他们声称自己只是私人情报机构甚至一些人权团体什么的，我们怎么办？另外，最主要的，你想了没有，这件事情一旦公开，我。。。。。。，哎！”
这才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我总算明白了。我问：“你妻子没有犯罪吧？”
“完全没有。”
“那么你供她出去定居的钱有很大的问题吗？她去美国定居，你们单位知道吗？都告诉我吧。”
“我妻子是在我当科长的时候就出去了的。当时我也只是想让她到那边可以多生几个孩子，我喜欢多养两个孩子。我把这件事情对当时的处长说过，因为我只是个科长，所以并不需要上面批示。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把柄。至于这些年我供养妻子和孩子们在那边的生活开支，基本上都是我辛苦赚来的。最早是炒了点股票，后来介绍一些海外的客人回来投资，人家给过一些感谢费。至于说贪污公款什么的，我可从来没有过。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单位哪有什么公款可以贪污？”
“那你有什么好怕的？”
“有什么好怕的？老同学，你不是生活在月球上吧，说话倒轻松。我们在美国有房子，还有存款，总共虽然不多，也就只有四百多万人民币。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制度，虽然漏洞多，可是死板也是够呛的。你让我如何交代这四百多万的来历？事情闹大后，我还不得一笔笔交代来源，你让我到哪里说得清楚？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