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闭上眼睛深深做了几次深呼吸，不错，我吸进的是美国的味道。正如每个人有自己的味道一样，每个国家也有其独特的味道。如果说一个人的味道主要集中在腋窝里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味道就是集中在它的国际机场里。这并不是说那里的味道就特别重，而是那是你刚刚抵达，踏进这个国土的第一步，可以鲜明的感觉到不同气息的地方。
我故意放慢了脚步，让这种我始终无法描述的美国味道深深的进入我的脑子里。十二个小时的飞行中我除了聊天就是自己想一些深奥的哲理，总不让自己的脑子在太平洋八千尺的高空上闲下来。所以，这一刻当我的身体落在地球这一边的美国国土时，我的脑袋仍然还是留在中国。
我需要这段从走下飞机到海关闸口的时间来把大脑转换过来，至少让我的大脑适应这里的气味，何况我知道，无论是海关还是移民局都会对夹杂在中间的旅客检查较松。在移民局里，黑人移民官把我从头到脚认真的看了一遍，似乎对我“回来母校看看，顺便把毕业文凭拿到手”的理由并不满意，不过在一阵敲击键盘的声音之后，我还是过了这一关。在行李处提起自己的小箱子向海关走去，大概是在移民官那里时间久了的缘故，我的心情有些紧张。
“请打开你的箱子。”这次是个白人官员。
我把箱子打开，白人官员小心翼翼的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在里面翻查，当他把手伸进里面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他的表情有异，随后他把手拿出来，故作镇静地看着我。我注意到他的手已经触及了柜台下的红色按钮。果然，两个站在过道两旁的武装关员立即从左右向这边急速靠拢过来。大概是由于我的两只手都在他们眼睛看得见的地方吧，所以他们只是把手放在配枪上，不过那表情就很严峻。旁边的旅客显然比我还紧张，我在被带进海关小房间时，瞥见那位刚才和我坐在一起的两厂之主目瞪口呆的盯着我，接着又显出一副再次恍然大悟的夸张表情。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其他的关员都纷纷的让开。那两位武装关员在我左右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拉开架式站定，那位首先打开我箱子的关员会合另外一位看起来比他级别高，经验老到的关员开始一件件拿出我的行李。我想，还好，再多省，我都会在出差时买上两三条新内裤带着，否则，被外国人检查出来内裤上有污迹，比查出有毒品还让我丢人。在他们两个一件件小心翼翼拿出我花了一个小时才收拾好的箱子时，一位西装便衣悄悄走进来。我想这一定是FBI的常驻机场代表了，我松了口气。
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左右两侧的彪形大汉浑身一抽，才注意到开箱子的一位关员正用两个手指从箱子底缓缓拿出一个透明塑料袋装着的白粉状物品。我随即注意到那FBI也神情紧张起来，我左右的两位武装关员也不自觉地向我挪近了一点。
“这是什么？”那个关员一边用锐利的蓝眼睛看着我，一边拿起旁边准备好的小刀轻轻戳破塑料袋，用刀尖粘了一点，然后小心地举起来，伸出他舌苔很厚的舌头舔了一下。
“毒品！纯度还很高。”他放下手来，假装轻松地样子，“先生，我想。。。。。。”
“长官，我想在你想之前先听我解释一句。”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那是洗衣粉，味道和高纯度加料的海洛英差不多！”
那个关员怔了一会，求助地看了一眼旁边的西装，西装走过来，也试了一试，显然他也拿不定主意。西装和两位海关的关员退到旁边的另一间小房间里，我左右的两位武装关员示意我坐下，然后一左一右的坐在我旁边。不知道是他们两位中哪一位身上发出的味道让我坐立不安起来。
过了几分钟， 三人出来了，其中一位解释说，需要做进一步的化验。于是FBI和另外一位拿着我的洗衣粉离开了，剩下的年资较长的关员拿了张椅子坐在我的对面，问了我一些简单的问题。他最感兴趣的是我为什么要带洗衣粉，我说这和我带几包方便面一样，为了方便也为了省钱。他又追问，为什么把洗衣粉的袋子换掉。我解释，中国洗衣粉袋子不牢固，不适合出差带，于是我把它们装进牢固塑料袋子里，何况，我也用不完一整包。最后他没有再问，就去旁边处理其他的事情，不过我左右两个关员仍然忠于职守地守着我。
折腾了足足有四十分钟，他们才在一声声抱歉耽误了我的时间的道歉声后，让我离开。一出关口，远远的就看见老同学王小海在那里翘首以盼，他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站在禁区黄线上，那样子让我有些感动。我的朋友不多，在异国他乡的地方只要有大学的老同学，我总是先和他们联系。毕业十几年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盼望有机会相聚。这种想见见老同学的愿望一般在大学毕业十年后最为强烈，其原因不难理解。光阴似箭，岁月如飞，你身边的东西和你自己都在潜移默化地不停改变，可是由于你每天照镜子，你无法知道你和十年前的自己到底有什么不同，于是你突然想见一个老同学。见面后，通常有两种情况，老同学保养良好，基本棱角没什么变化，于是你说：“你还是那么年轻，一点没有变化呀！”另外一种情况是那本来熟悉的老同学经已面貌全非，于是在暗暗心惊之下，你说：“哎呀，变得成熟多了！”可是无论见面时出现上面哪一种情景，你心里都想的是自己的变与不变在老同学看来又是怎么想的。
王小海站在那里的样子此时此刻就给我这样的想法。他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此后在我们同学的通信中消失了好几年时间。后来据说拿到美国绿卡后又开始和同学们联系起来。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当然那是十几年前在学校的印象。此时向我走过来的王小海则怎么看怎么都显得有些粗糙，他看起来好象有五十岁了。也许是机场光线的问题，我从哪个角度都觉得他有些驼背。我们没有拥抱，两人一边握手一边盯着对方的脸细心端详，大家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内心的激动和感慨，接着大家都爽快地笑起来。
坐在小海刚刚买的二手本田雅阁向家走的路上，小海告诉我他出来这些年的经历，满嘴牢骚，满口怨言，让我这个老同学特别感动。一般来说，那些出国的人，特别是得到绿卡拿到身份的在接待我们这些国内出来的老同学时经常都强颜欢笑，处处要胜人一筹的样子。小海不是这样，他一路抱怨，先是从自己出来晚了两年，错过了“六四”绿卡开始，一直到选择学习政治专业，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到餐馆打工，好不容易靠伪造材料获得了绿卡，也辛辛苦苦积攒了一点钱，才发现自己已经老大不小了。当有时间和心情开始接触国内出来的老同学老朋友的时候，却发现原来出来的无论是老同学也好，老朋友也好，一个个看起来都活得比自己滋润，心里不知道有多别扭。随即小海严肃地问我，国内这些年发展真那么快吗？有钱人真那么多？怎么和国家的统计数字有些不相符呀？他说自己刚刚买了一栋小公寓，付了五万美金的首期，另外二十五万要20年付清，所以他真没有心情自己回大陆去搞清楚，他希望我这个老同学可以帮他解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其实你已经有车有房了，虽然房子只付了五万美金，可是那在国内也不是个小数字啊，何况你能在这里见到的老同学老朋友都是混得不错的。”
“哈，你老兄想必混得也可以吧。”小海笑起来。“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拿毕业文凭吧？仅仅那样的话让学校邮寄给你不就得了，还有什么任务吧？”
“什么任务，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已经离开国家单位了。我这次来也是有点怀旧，想看看‘911’后的纽约还是不是那个样子。另外我也想见一见郭青青，如果可以还要到华盛顿去见见刘明伟。”
“真奇怪，你和郭青青这么多年分分合合，都在纽约的时候大家不来往，现在分手都好几年了，又千里迢迢的过来探望，看起来你还挺念旧的。”小海表情突然变得有些落寞。开了一会车，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老同学在这里的总共没有几个，海鹏还回去了，你也回去了，一个班四十人，现在在这里的才三个。你看我又混得这样子不成器，你看人家理工科专业的，我们那一届每一班至少有二十人在美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有些理工科专业如果开同学会，在美国的要比在中国的多很多，哪象我们，在这里孤单单的就那么几个人。都是我们选择学习什么狗屁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原因，毕业出来完全用不上。”
他停了一下，喃喃地说：“当然也不是完全用不上，主要是看你愿不愿意把以前所学的全部忘掉，听说刘明伟在华盛顿就干得不错。”
从机场到小海的新家足足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上我们一会高声大笑，一会沉默不语，显然老同学见面，大家都很放松。我顺手按了一下车子上的音响开关，结果磁夹里没有磁带，这让我想起来小海托我从国内带来的音乐磁带。我打开包把磁带拿出来，算是我给小海的礼物。这些磁带大多是七八十年代流行在中国的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和抒情歌曲，从“红太阳”系列到“草原之歌”，从“北京的金山上”到“翻身奴儿把歌唱”，最新的一盘也是八十年代底流行在北大校园的校园歌曲。我想找一盘塞进去，就在那翻找起来。
“你大概早就不喜欢这些歌曲了吧？”小海看我好象找不出什么好听的。
我说我无所谓，只是觉得这些歌曲都太老了，大学毕业后的几乎都找不到，不过我也马上意识到，大学以后有些什么新歌我也叫不出名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现在流行的歌曲提不起劲头。”小海说，“对于以前小孩子和大学时代的歌曲却百听不厌。”
“你这样一说，我也有同感，我原来以为那是因为大学后自己对歌曲和音乐不再感兴趣的缘故呢，现在想想，大学毕业后这十几年我都无法说出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
“我觉得，老一辈中国人就那么几首歌曲就哼唱了一辈子，我们那时算是多了一些了，可你看现在，每天都有新歌曲和新人冒出来，每个星期的流行排行榜都不同。”
“现在几乎每个人每个不同的心情都有一首相应的流行歌曲。你有点烦，于是就有了‘今天有点烦’，你失恋了，呵，至少有几百首歌曲可以配合你的心情让你仿佛觉得那歌曲是专为你而写的。如果你得意洋洋或者喝了点小酒，那些形容你在天上飞来飞去，飘来荡去的歌就更加比雪花还多。”
“那么多流行歌曲都是配合你的心情而写的，也就是让你悲伤的时候更加悲伤，快乐的时候更加快乐。”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哪象我们那时的歌曲，虽然品种不多，可是每一首听来都让你热血沸腾，极积向上。 ”小海兴奋地说。
我笑着点点头，随便抽出一盘带子放进二手车老旧的音响里，我想任何老同学见面都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不会认为自己过时过气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边欣赏大学时都会唱的歌曲，一边大声地说着，笑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向王小海的家奔去。
第三章 上帝的手术刀
当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那阵子，我利用星期天和公共假日几乎把纽约的每一条街道都走了个遍，那是我认为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方法，当然也很经济实惠。后来无论是回到北京还是去到广州，我都用相同的方法认识一座城市。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些累也有些无聊，但随着走过一条条的街道，对那座城市的认识也不知不觉中一层层的加深，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走破第三双球鞋时基本上就完成了。虽然只分别在纽约、北京和广州住了几年，但我自认为自己了解这些城市不比老北京、老广州和纽约客少。
到纽约的第二天，我拿出周局长给我的凯瑟林的地址，我看了一眼，然后闭上眼睛，大致搜索出那条街道的模样以及那里居民的样子。那是一条通过布鲁克林大桥后面向左拐然后过三个街区的小街道，街道处于平民窟中黑人最集中的区域。当我从那里走过时，心里有些发毛，街道两旁都是不超过四层的小公寓，几乎很难看到一扇没有破洞的窗户。走在街道上稍微不小心就会让什么东西给绊倒，我说什么东西，那是因为绊倒你的可能是垃圾，也可能是躺在地上的醉汉、吸毒者或者甚至是死人！而大多数情况却是即使绊倒你，你还是无法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除开这些不知名的东西外，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里的死亡气味和街上居民毫无生气，死鱼肚般的眼白，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一种强烈的置身异域的感觉。我走过中国很多城市，也同样到过那些城市的所谓贫民窟或者盲流集中的地方，虽然那里也是垃圾满地。。。。。。有些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房屋破旧甚至只有铁皮屋，可是无论那里的气味还是人们的眼睛都给人一种希望仍然存在的感觉。
一个三十多岁的白人妇女单独住在这条街道的小公寓里，我已经不难想像那会是怎样一个人和怎样的一种生活。出了酒店，我找到一辆出租车，当我说出那条街道的地址后，四十多岁的阿富汗司机愣了愣却并没有发动车子。我知道他不想去，于是用标准的纽约英语又再重复了一次地址，他不请愿地启动车子。在路上，他用让人树起耳朵来才能勉强听懂的英语诉苦：到那个地区每次都是赔本的生意，收不到钱是常事，更糟糕的是还会被人抢劫，即使有时幸运地可以全身而退，可车子也免不了遭受啤酒瓶子的摔砸。看他说得实在可怜，我同意他把车子停在两个街区之外的地方，自己下车冒险走过去。
凯瑟林住在一栋三层高破旧小公寓的二楼，穿过大概用力一点都会倒下来的木楼梯，我找到了那扇门。大概是因为我之前打过电话来，没有敲几下门，就有人来开门：“你是中国来的杨？”
这是一个胖乎乎的白人妇女，我冲她边笑边点头，她一边让我进去一边自嘲地说：“对着镜子中我自己的脸和这副身材，我都无法笑出来，你有什么好笑的？”
我仍然对她客气地笑着。
我打量了一下房间里的一切，还不算太脏乱，大概是因为本来没有什么家具摆设的缘故吧。凯瑟林果然符合我想象中的那一种白种女人，不过好在不是那种皮包骨头的吸毒者或者由于浓妆艳抹每次皮笑肉不笑时都会簌簌地落下一层化妆粉的低级妓女。她是那种上下都象德国啤酒桶一般粗，手臂和我大腿差不了多少的胖女人。她的下巴好象一张没有叠好的餐巾挂在脖子上，随着她的移动而荡来荡去。
“杨，你随便，就当在自己家一样，我没有茶，喝点可乐怎么样？”
“好，谢谢！”我把从中国带给她的礼物拿出来，递给她：“一点小小的礼物，希望你喜欢。”凯瑟林接过礼盒，高兴地马上拆开。那是一条我特地挑选的中国丝绸苏州丝巾，她急不可待地把丝巾套在自己肥胖的脖子上，看到丝巾勉强合拢起来，我松了口气。
“杨，我是不是很胖？”她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就笑着说：“你不用回答呀，我不希望你嘴上一边说，‘那里呢，不会呀，你还可以嘛’，一边心里觉得好笑。其实我很肥胖，我知道。”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