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小张和老陈倒茶的间隙，我俯下身套小孩的话：“你一天可以赚多少钱呀，小朋友？”
“我不晓得，他们把钱给我的爸爸和妈妈。”那孩子天真地说。
果然！孩子不是老陈的。我接着问：“那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孩子刚想回答，看看小张和老陈已经回来，就闭嘴不做声了。
4、“冤家”路窄
吃完炒粉，小张和老陈并没有回到招待所，而是朝另一条巷子里走去。我问他们去哪儿，小张说去另外一家旅社，看他的另外几个老乡。我说你有多少老乡在这里，他说现在不多了，只有十几个。我说闲着无事，跟他们一起去看看。
小张带着我们走进了附近的一家旅社。在里面一个房间的床上，躺着两个人，我抬头仔细一看，不禁吓了一大跳——
那两个男子中的一个，分明就是一个星期前在佳丽广场前跪着磕头乞讨的胖中年男子！我一愣，想回避来不及了。干脆镇定下来，装作不认识他，与他们两个人打招呼、递烟、点火。
我一坐下来，那胖中年男子就对我开了口：“老板，我认识你，你好厉害的。”语调完全不像初次遇到时的孱弱，吐词清晰且话语犀利。
我还是装作莫名其妙地问：“你叫我老板？我想你认错人了。我是打工的，不是老板。”
胖中年男子说自己绝对没有记错，他对我有深刻的印象，并说出了“佳丽广场”四个字。他一再强调，对我们做“记者”的很敏感，所以我不用装糊涂了。房间内其他人一听我是“记者”，都不再做声，只听着我们两个讲话。
我问胖中年男子贵姓，他说既然我了解了他们的很多事情，并“打”到了他们的老巢，姓什么就没有必要知道了。然后他很伤感地讲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两年前，他花3000多元钱，买了一个四川子（方言，指四川女人），可那个子生了一个小孩后就跑了。家里田地很窄（少），收的粮食不够吃饭的，上有几十岁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出来搞几个钱怎么办？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谁愿意不要人格，在街头作践自己呢？这且不说，跪着磕头非常累，每天膝盖都跪肿了，腰也很酸疼，头经常痛。尽管这样，为了生活，只得忍受着身体的折磨。
房间内只有他一个人在倾诉，我们都默默地听着。他说完这些，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每天都看报，我晓得很多法律方面的事。我们只是讨几个生活费，并没有犯法。我并不怕你曝光，你想报道就报道呐！”
我知道此时跟他解释我是不是记者，为什么要跟踪他们意义都不大了。我说，你们讨钱并没有犯法，不错，但以小孩子为借口欺骗别人，这种做法就不对了。在法律上，这就属于诈骗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男子不语。
我问：“那些孩子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胖中年男子回答：“反正我们也准备离开了，武汉现在不好混，说给你听也无所谓。我们许多人带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要向他们家长交10元钱的租金。”他边说边露出一副轻蔑的笑：“这些城市人一个个都是傻×嘛，哄了他们还不知道！”
原来如此！难怪这些孩子和大人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缺少一种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原来他们是被人利用来骗钱的一种道具！
胖中年男子还说，武汉市几乎所有磕头的乞丐其实都是他们一伙的，都来自安徽淮北，最鼎盛时曾有三四十人，白天分头“工作”，夜晚就都回到这一片居住地。这段时间因为武汉要召开“两会”，且快到年关，对他们的管理严起来了，有一部分人已经转移到其他城市去了。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磕头帮”内部约定，凡有人打听他们是哪里的，就都统一口径说是河南的。他们还分工协作，将武汉人流集中的地区分成片，每个片划给不同的人，以免内部产生“冲突”。
谈起收入，胖中年男子也不掩饰，说每个人、每天的“收入”都不等，好的话一天可以搞几百元钱，差的话只能搞几十元钱。这一“行”，相对于其他的乞讨形式而言，他承认是属于“高收入”的一类。
“但我们也很辛苦，每天磕完头后，脖子都快要断了。”胖中年男子一说，屋内其他人也都纷纷为自己叫起苦来。看着这些身强力壮却又显得灰暗萎缩的男人，我不知该对他们抱以同情，还是该用另外一种心情或态度去审视他们。
晚上，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着这群磕头的乞丐们，不时有一些酸楚的味道涌上心头，为这些跪地磕头的七尺男人们，更为那些被父母租给他人充作乞讨工具的孩子们。然而一想到那些广大的、因被蒙蔽而施舍给他们的善良的人们，我的心头又立刻填满一些叫作“义愤”的东西。
第十一章 “街头书法家”李宗秋
1、拜“写字老人”为师
认识李宗秋，是在2002年11月25日的上午，在武昌中南路的一条商业街上。当时，他正趴坐在人行道上写粉笔字，一手楷体字写得苍劲有力、飘逸潇洒。许多路人都驻足观看，不时有人把5角、1元、2元的硬币或纸钞丢进他面前的瓷缸里。他一直低头自顾自地在地上写字，旁人七嘴八舌地评说，甚至拍照都丝毫没影响到他，惟有好心人丢钱到他的瓷缸时，他才微微抬一下头，朝那人点点头或说声谢谢。
在武汉，在一些人流集中的地段，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在地上写粉笔字的乞讨者，他们靠着一手好字来赢取人们的同情。相比其他类型的乞讨者来讲，人们对这种“街头卖艺”式的讨要方法还比较宽容，也乐于施舍。
我看了一下他在地上写的内容，抬头是两个大字“求援”。下面分行整整齐齐地写道：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
游客及社会各界人士千
禧马年首先祝您全家幸
福老少平安万事如意恭
喜发财一年四季大发财
我是河南人现已六十岁
跟前无儿无女是个无依
无靠的孤苦老人饥饿冷
暖衣食住行以及患病卧
床均无人管万般无奈才
外出谋生来到贵地流落
街头只好乞求大多数善
良的人望你做点好事伸
出你的援助之手就是给
丢上一分钱也是您的好
心意使我万分感激终生
难忘您的助人为乐的高
尚品德一定会千古传颂
地上的粉笔字写得很工整，并且是用不同颜色的粉笔错列着写的，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前半部分是介绍老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后半部分则是《周公解梦》的一些内容。
我在一旁看了很久，为了跟这位写字老人接触，我想佯称拜他为师。我蹲下来，和他搭话。见他对我并不反感，就接着说，自己是一个流浪汉，想拜他为师学在地上写字，也像他一样靠“手艺”吃饭。他抬头看了看我，说行，收我为徒没问题。接着他又颇为得意地说，你不是第一个朝我拜师的人了。据他讲，两年前，一个李姓大学生在路上遇到他，看他的字写得不错，也坚决要拜他为师。他看那大学生心诚，就收下了。小李学字非常勤奋，只要有休息时间就到他住的地方去学，很快，粉笔字也写得很不错了。他说，现在小李已经大学毕业，分到武汉市一家报社做了记者，还经常买酒和菜到他住的地方去，师徒俩一起对饮。
谈起他的这位姓李的徒弟，李宗秋脸上满怀笑意。那种笑，包含着些许的骄傲和满足。一个乞讨者，能有一个大学生徒弟，而这个徒弟工作后仍然不忘恩师，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拜我为师的还不止他一个。”李宗秋一边继续写字，一边慢悠悠地和我讲着话，“也是在前年，一个捡破烂的中年人也要拜我为师，我收下了，可他的基础差，学了大半年，写的字还是不行。后来，他没有信心再学下去，就又去捡破烂了。”
李宗秋又陆陆续续说了一些人，也都是拜他为师的，都因没有耐心而最终放弃了。我说，是不是在地上写粉笔字太难了，不像在黑板上写那么容易李宗秋也说是，在地上写粉笔字的确不容易，跟在黑板上写，跟写钢笔字大不相同。但他又说，只要用心，没有做不成的事。“只要下功夫，再高的山都可以爬过去，再深的水都可以过去。”
李宗秋问了我的学历，我说是高中毕业。他微微一笑，说以你的学历，写好粉笔字应该是没有问题，你在我的这些徒弟中，学历算是很高的了。这时，和我一起的摄影师李宇新提出要将他写在地上的字拍下来。李宗秋一下来了兴致，说：“我在地上写字有五六年了，许多外国人还都给我拍过照呢”这时，他的脸上又露出了自豪的神情。
2、“书法大师”上过6年学
李宗秋的字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不时有人往碗里丢钱。我看他写在地上的《周公解梦》，就问“收入”的好坏是不是还跟写的内容有关。
他说对，不光字要写得好，内容还要贴近老百姓，要别人愿意看。他说最开始在地上写字的时候，是写诗歌，许多人根本就不看；写名人名言，大家也不太感兴趣。而《周公解梦》，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如“梦见棺材，要发财”、“梦见日出，前程无量”等，这些内容很多人都感兴趣。
此言不虚。一群人在围观李宗秋写字的时候，当场就有人请教他：“前些时梦见自己的上牙掉了一颗，这怎么解释呀”李宗秋沉思片刻说：“说了你可不要见怪，可能是要遇到什么灾难了”那人“哦”了一声，自言自语道：“还真灵咧做完梦后，我马上打电话到东北老家，家人告诉我奶奶在那个晚上去世了。”又有人问：“昨晚我梦见踩了小孩的巴巴武汉方言，大便的意思，这是什么预兆”李宗秋仍然慢条斯理地回答对方：“恭喜，你可能在这段时间要发财了”对方一听此言，不禁满脸堆笑：“哈哈，那不就是我的彩票要中大奖了。”不管是真是假，对方都似乎从“解梦”中获得了乐趣，解完梦后也都掏个1元、2元的，丢在碗里算作谢意。
能写得一手飘逸的字，并能背诵《周公解梦》当场给人作解答，我猜想李宗秋的学历不会低。果然，李宗秋说他上过6年学，在村里应该还算得上个“秀才”。他出生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掖县廉村乡王店村，今年62岁。因为家里非常贫穷，上了6年学后只好含泪离开学校。但当时他就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逢年节或乡邻办红白喜事，都要找他写对联。虽然李宗秋为很多结婚的新人写过对联，却始终没能为自己写上一副，家贫的原因使他终身未娶，一个哥哥也是孤家寡人。李宗秋说他一直都很想有一个伴，但太穷了，没有哪个女子肯向他抛红绣球。
离开学校后，他就四处流浪，先后到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20世纪80年代，他流浪到了武汉。从此，就一直呆在这里，中间偶尔回一趟老家。谈起辛酸往事，他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悲伤，也许是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使他早已习惯了人世的沧桑。
李宗秋最先出外流浪时，靠捡破烂为生，但捡破烂挣不了几个钱，常常连生活都维持不了。来到武汉后，他想到靠乞讨生活。但街头讨钱的不是残疾就是年迈，而自己好脚好手，怎么向别人开口呢他漫步街头，拿着一个碗，在街上转了三天，同情他的人并不多。有一次，他在汉口中山公园前看到一个残疾人在地上用粉笔书写自己的身世，字写得不怎么样，但给钱的人特别多。他灵机一动，自己的一手楷书不是写得很好吗为什么不能也像这般地挣钱呢于是，他买来粉笔，第二天就在武昌中南商业大楼一带写起来了。果然，写字的效果比纯粹乞讨要强多了，人们都赞叹他的字写得很棒，纷纷掏钱。这一天，他讨到了30多元钱从此，李宗秋走上了写粉笔字讨钱的生活之路。
李宗秋说，自从开始写字讨钱后，不仅“收入”提高了，自我感觉“身份”也比其他的乞丐要高一些，因为自己是在凭本事吃饭。他甚至不喜欢别人称他乞丐，而愿意别人叫他“卖艺者”。看来，文人的清高依然留在李宗秋的骨子里。
3、到“书法大师”家中做客
太阳已经西斜，路上的行人明显少了。李宗秋收起粉笔，坐在那儿，开始和我聊起天来。
他掏出一支“襄阳”牌香烟递给我，我摆了摆手，说不会抽。我问：“您每天的收入应该还可以，为什么抽这一元钱一包的香烟呢”他吐了一口烟雾，慢悠悠地说：“收入也就每天二三十块钱，除开每月80元钱的房租和生活费，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所以只能控制开销了。”这一点，与我所接触的其他乞丐很像，哪怕平时“挣”再多的钱，也只抽一些低价香烟。
我说：“您不准备写了吗”李宗秋告诉我，一到下班时间，写字就不行了，看的人少，给钱的人就更少，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该收工了。他边说边开始清点一天的“收入”。他的神情非常专注，清点得非常仔细。清点完毕，他的神态明显有些失望，可能是今天的“收入”并不怎么理想吧。果然，他说今天不行，只挣了20多元，算是很平常的一天。我问他“生意”好时能达到多少他说一般在30元以上，“生意”好时在50元左右，高峰时能达到100多元钱。
李宗秋开始收摊子了。说是摊子，就只有粉笔、海绵擦和一个用来装海绵垫的蛇皮袋子。他将粉笔装进荷包里，拿起海绵擦将写在地上的字全都擦去。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将字擦掉呢李宗秋“嘿嘿”一笑，说这是他们的“行规”，把街道弄脏了，怕日后街道管理人员找他们麻烦。
擦完粉笔字，李宗秋热情地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吃饭。我问他住在哪儿，他说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井岗村，离这儿有三四站路。我提议坐公交车去，我来买车票，但他摆着手说，很近的，早就走习惯了。我又叫了一辆“麻木”（武汉方言，指三轮车），他也坚决不坐。无奈，我只好跟着他步行。他边走边说，走路既能节约钱，又能锻炼身体。
走在人群中，李宗秋的背有些微驼，但脚步健朗，穿戴还算整齐。如果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看上去倒很像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
我以为路程很近，谁知穿街走巷，七拐八弯，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井岗村。附近有一家菜场，我提议进去买点菜，算是作为拜师的见面礼。李宗秋坚决不同意，说我是客人，不能让客人破费。我们拉拉扯扯，引来了很多人观望。最后，我还是没拗过他。
走进井岗村，一间间民房横七竖八，显得没有条理。房子与房子之间只有窄窄的过道，屋前房后垃圾横陈，刺鼻的气味时时迎面扑来。李宗秋就住在这里一间三层楼民房的最上面一层。
穿过暗暗的、窄窄的楼梯，来到三楼，打开房门，一阵霉味扑面而来。房屋不大，大约十个平方。里面凌乱不堪，什物摆得乱七八糟。最靠里边是一张竹床，床单很脏，两个被子随便地铺放在床上。床的左上边，牵着一根铁丝，铁丝上面搭着几件衣裳。在床的靠左边位置，几块砖头架起一张长方形九夹板，这就是李宗秋的饭桌了。床的右边摆着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架着一个多用锅。这就是李宗秋的家，简单而寒酸。
在武汉，能租得起房的乞丐或流浪汉的家大凡如此——只要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