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同分，有酒同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道多开心。张鸿听从了他们的话。两年多的时间，他随他们在石首、沙市、监利、白罗、黄冈等地的渡口，上海、厦门、广州、重庆、青岛、福州等地的夜宵摊上唱过歌。
4、每月纯收入2000元
2002年3月，听一个流浪歌手讲，在武汉的公交车上唱歌收入很不错，也正好没有一个好去处的张鸿，便来到了武汉。
在夜宵摊上和轮渡上唱歌时声音小不要紧，在公交车上唱歌就不同了。公交车上人多，声音嘈杂，如果还是那样唱，乘客听到的仿佛是蚊子在耳边聒噪。张鸿特意买了一个拾音器、扩音器、充电器，练习了一段时间的肺活量，在武昌石牌岭租了一个房子，开始了公交歌手生涯。
初次上公交车，张鸿一开口表述自己，一个女孩就不屑一顾地说：“唱歌又唱得不好，在这儿混钱。”张鸿一愣，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有唱歌，就说我唱得不好，是混钱的，看样子武汉不好唱歌？但既然来了，也已经开口了，就不能退却。张鸿不管她后面说什么，都镇定自若地唱起来。一曲唱完，出乎他意料的是，对他不屑一顾的女孩竟带头鼓起掌来。这个女孩说：“没有想到，你跟别的唱歌的不一样，你的歌唱得真好！”并给了张鸿2元钱。
这只是开始，后来张鸿经常碰到不理解他的人。一次，两位老年人为他唱歌争吵起来了。一个说，张鸿在车上唱歌纯粹是好逸恶劳，不想做事，不应该给钱。另一个却反对说，唱歌也是一种劳动，应该尊重。现在是很少，等到哪一天公交歌手多起来了，人们习惯了，就会成为一种职业。
还有一次，一个女乘客坚决不给钱，她的老公却说，人家付出了劳动，为什么不给钱，并坚决要给张鸿5元钱，两个人争吵起来。张鸿很过意不去，连忙阻止他们不要争吵，并向他们赔礼道歉：“对不起，一切都是因为我，破坏了你们之间的感情。”女乘客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张鸿发现，武汉市民对公交车上的流浪歌手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可能是他们唱歌并不怎么样，只是混钱才引起武汉市民的反感。他一定要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乘客，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为了使自己的歌唱得更好，他买回电视机、影碟机、吉他教材，每天下午都练习声乐和新歌，并视听众情况选歌唱：如果车上外地人多，就唱《流浪歌》；如果老年人多，就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如果年轻人多，就唱《踢出个未来》。2002年中秋节时，张鸿唱《回家》，把许多乘客都唱哭了。
在许多人的眼里，公交歌手就是为了钱，但张鸿绝不，他如果唱得不好，就坚决不收钱。还有，遇到了外国人他也不要钱。一次，在522路公交车上，一个俄罗斯女孩听张鸿歌唱得很不错，要给他5美元，他说：“thankyou！”“thankyou！”并婉拒她的钱。俄罗斯女孩不依，坚决要给他。拉扯了好半天，最后他还是没有接。其他乘客不理解，你唱歌不就是为了钱吗？张鸿说：“是的，我唱歌是为了钱，但我只要中国人的钱，不要外国人的。这关系到我的尊严问题。”乘客们听了，有的竖起了大拇指，有的则鼓起了掌。
在公交车上唱歌收入很不错，张鸿每天可以收入100多元，好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元，一个月除去车费、生活费等，纯收入不会少于2000元。在常人眼里，他们公交车歌手唱唱歌就有这么高的收入，多轻松，但他们也很辛苦，每天唱得嗓子受不了，过几天就得输液、吃药，以保护它不嘶哑。
2002年11月份，汉阳曾发生了一起公交歌手打伤乘客眼睛的事。报纸报道后，很多乘客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公交歌手。张鸿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现象，但乘客也不能怪罪所有的公交歌手。的确，有些歌手素质比较差，但一个并不能代表全部。后来，许多市民在报纸上讨论能否出台一个在公交车上唱歌的管理规定。
张鸿说，如果能出台这样的规定，自己肯定是举双手赞成的，他希望有一个部门管理他们，给他们办证，收他们的税，使他们合法化，就像武汉吉庆街的歌手一样，大胆地唱歌。张鸿期待着那一天。
张鸿最后说，虽然目前唱歌收入不错，但他的目标并不是做一辈子流浪歌手，因为唱歌挣再多的钱，都有一种流浪的感觉。他准备挣几万元钱后，找一个心仪的女孩，承包一个门面，做自己的烧烤店，那时，他才会感觉到人生的归宿。
第十三章 一个村的“流浪部队”
1、夜遇郭新民
武汉的冬夜，刺骨的寒风刮过大街，行人直打哆嗦。我刚在武昌邓家湾与一个乞丐朋友分手，抖抖缩缩地准备离开。还未走出湾子，就看到一个乞丐打扮的老人，头戴一顶黑帽，身背一篓子木头，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艰难地向前移动。老人的样子很可怜，我动了恻隐之心，便走过去关切地问：“老师傅，您是住在湾子里的吗？来，我帮您背吧！”
他缓缓抬起头，声音显得很苍老：“，就住在前面，不用麻烦你了，师傅。”
在我的坚持下，他只好把一篓子木头交给了我。我们慢慢走着，他告诉我，他叫郭新民，是河南省兰考县刘集镇人，今年54岁。
“兰考？是焦裕禄治理过黄沙的那个县吗？”
郭新民语气缓慢地说：“是的，他是个好县长，他在我们县治理了好多地方。但兰考县地盘太大，有的地方治理好了，有的地方还没有治理好，我就我就住在没有治理好的地方。”
很自然地和郭新民聊起他们家乡都种什么庄稼。郭新民说：“还能种什么呢？就种一季包谷（即玉米）。”谈起庄稼，他显然提高了嗓门。
我显出不大相信的样子：“种一季？一年只种一季？”
郭新民看了看我，似乎认为我见识太少了，说：“是的，只能种一季包谷。因为风沙大，其他什么都不能种。”
我没有去过兰考，但一些基本的农业常识我还是知道的，只种一季包谷，生活一定很成问题。果然，郭新民说：“我们家一个人只半亩地，平时我们吃包谷馍、喝包谷汤。每年包谷不够吃，只好向亲戚朋友借口粮。唉！”
我的心情随着郭新民的叹息变得沉重起来。我们继续缓缓而行。我问郭新民的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4年前，家里盖房子，不小心从屋顶摔下来，落下了残疾。他又说如果不是残疾，自己也许根本不会乞讨，身体好好的咋地也能养活自己。
郭新民说，自己到武汉才来10几天，武汉城市虽然大，但讨钱的太多了，不好要。他最多的一天讨过5元钱，最少只讨了1元多钱，今天只乞讨到2元多钱。因为今天讨的钱只够付房租，又没讨到吃的，所以除了早晨吃了点面条，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饭，人饿得没有力气了，说话都没有劲。
看郭新民的样子，不像在说假话。我曾接触的乞丐，每天讨几十元、上百元的大有人在，像郭新民这么惨的，还真是少有碰到。我问他这些木头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刚刚在垃圾堆跟一个捡渣子的人抢来的，捡回去做饭。因为没钱买煤，只好捡木头回去烧。唉，真是一个苦命的人，50多岁了，还要跟人在垃圾堆里争抢几块木头！我不禁越来越同情起他来。
“每天讨这么少钱，哪来钱租房子呢？”我疑问又起。郭新民解释道：“不是我一个人租的，我们有6个人住在一起呢！都是一个村的，都是第一次出来讨饭，以为讨的钱够交房租，哪知道来了10多天，连生活费都讨不到。”
我有些惊愕：6个人一起出来，租住在一个房子里？我问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郭新民答应得很爽快，说只是房子内太乱，坐的地方都没有，怕委屈了我。
2、六位老人的晚餐
从我和郭新民相遇的地方，到他的租住地，正常人行走最多5分钟，可我和他走了近20分钟。
他住在一间当地村民搭建的简易房里。门前，三四个老人围在一起，蹲的蹲，站的站，在那里做饭。烧的是一种很古老的钢灶，这种灶只能烧木材、棉梗等物。我和他们打招呼，几位老人对我很客气。我就站在门口看他们做饭。屋外没有灯或蜡烛等照明物，墙面被烧得漆黑。他们的灶临墙而放，一个很破旧的锅内，正煮着满满一锅面条。烧的木头是很不规则的，甚至还有很难烧的夹板。
郭新民要我到屋里坐。走进屋内，乱七八糟的景象映入眼帘。这是一间仅十一二个平方米的砖瓦房，左边是一张床和一个地铺，上面垫的是破烂不堪的棉絮，被子也显得很脏，胡乱地堆在那里。右边堆着一些木头、木架子和几个缺口的碗、瓷缸。抬头上望，顶棚是几张发黄的篾席，最靠里边的两张破了个大洞。我问郭新民：“郭师傅，那里不漏雨吗？”
郭新民随便往地上一歪，点燃一支“游泳”烟，依然是那样一副缓慢的语气：“是呀，一下雨就漏。”
这样的环境怎么睡觉呢？尤其是睡在地铺上的人。旁边坐着的一位老师傅插话：“不好睡觉也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钱租好一点的房子。上一次下雨时屋内到处是水，晚上不能睡觉，只好坐到天亮。”
“这样的房子租金不是很贵吧？”我问。
刚才插话的老师傅叹了口气说：“武汉市哪有便宜的房子哟，如果住一个月，房租就是140块钱；如果住半个月，那就是一个人一天两块钱。”
这种价格，相对于这种房子来说还是算贵的。我坐在地铺上，和刚才插话的那位老师傅聊起来。我注意起他的打扮，他头上戴着一顶很旧的帽子，衣服很脏乱，抽的也是“游泳”烟。我问：“老师傅，您贵姓？”
老师傅说话的底气倒是很足，一副粗嗓门：“哈，我叫郭振华，今年70岁了。”
“那您和郭新民师傅是家门呢！”
郭新民“哈哈”一笑，这是自我们见面后他第一次发出笑声。他说：“小师傅，你不知道，他是我父亲！”
我有些吃惊：“他是您父亲？您们一起出来的？”
“这没什么奇怪的，到外面来讨饭的很多都是一家人，这样有个照应。”他指着外面说，“在外面做饭的，还有两个人是亲兄弟呢。”
在他的引见下，我见到了在屋外做饭的那对老兄弟。他们是哥哥秦文庭，今年78岁，弟弟秦文魁，今年63岁。另外的一个叫张先红，今年58岁，还一个叫秦德明，今年64岁。6个人都是一个镇上的（据郭振华介绍，他们镇就相当于村的级别），平时总在一起做事、晒太阳，这次是相约一起到武汉乞讨的。出来时，每个人带着一床被子或垫絮，指望能讨一些钱回家过年。
大约晚上10点，6个老人的晚餐煮好了，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秦文庭说，面里除放了少许的盐，其他什么也没有。另外，面条底下有稀饭，是用讨饭时别人施舍的一把把的米煮的。
“油也没有放吗？”我觉得不可思议，这可怎么吃呀。没想秦文庭却说：“有这吃就不错了。我们讨一天，付房租都不够，哪还有钱买油、胡椒、味精？”
秦文庭、秦文魁、张先红三个人端着碗从锅里挑面条。挑好面条后，将锅底的饭倒入一个盆子内。没有锅铲，秦文庭端锅，秦文魁和张先红用筷子使劲地向外扒饭。他们配合的动作很滑稽，三位老人还开着玩笑，可我却笑不出来。
看到三位老人吃这样的“晚餐”，看到他们难以下咽的样子，我心里酸酸的，喉咙里似乎被一个硬物塞住。他们说，自从来武汉后，每天都是这样吃的。如果在街上运气好的话，捡到别人丢的吃剩的盒饭，那就可以加一次餐了，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已是11点多了，我找了理由，向他们告别。临走时，我说还会来看您们的。6位老人非常客气，争相送我出门。街上寒风嗖嗖，走在路灯昏黄的光影下，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曾经面对过许多生活艰难的流浪汉和乞丐，但都不曾像这次这样感伤，也许因为他们是老人的缘故。可以说，这是我体验乞丐的过程中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3、和郭新民一起乞讨
第二天，我起床很早，8点钟的时候就赶到郭新民的住处。我想用一天的时间，陪郭新民等老人一起出去乞讨，看看他们在都市里乞讨是否真如所说的那般艰难。
赶到时，6位老人还没起床。约摸半小时后，他们陆续从床上起来，依然是下了一锅面条，吃过后，稍事休息便一起出门了。
走出邓家湾，6位老人互相道别，说些“祝您今天发财”之类的话，然后各走一个方向。我则与郭新民一道。因为腿不方便，他走一段路就停顿一下，走得很慢。看到迎面走过来人，便伸着碗过去讨钱。我发现，人们大都很厌恶郭新民，老远看到他便绕道而行，惟恐避之不及。即使走到了别人的跟前，别人不是“去去去”地赶他走就是视而不理，将脊背对着他，甚至还有人口里连说“个板妈”（武汉骂人的粗话），并要对他施以拳脚。有好心人给钱，那也是给1角钱、2角钱的。在别人家门口乞讨，有的人会给他一把米。
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武商亚贸广场门前时，他只讨到了8角钱、三把米，捡了两个矿泉水瓶、几块烂木头。讨到中午12时左右，收获依然不大。在武商亚贸广场旁的石牌岭路上，郭新民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边喘着粗气边说：“哎，走累了，休息一下，看样子今天又讨不到钱了。”我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便到一家豆浆店买了两个油饼、一杯豆浆，说是请他吃的。他一再推辞不要，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他还是接过去了，声音哽咽着连连说：“你真是一个好人哪！”
坐了一会儿，郭新民的身子有些发抖。他说年纪大了身体也差，畏寒，要不是别人给他衣裳，说不定自己已冻死在武汉街头了。虽然没有讨到钱，但好心人给了他衣裳，总之武汉人还是很好的。“讨不到钱，不能怪别人不给，是自己没有用啊，有能力养活一家人还会沦落成乞丐吗？”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又哽咽起来，头压得很低。我是一个男人，能体会到他伤痛的心情。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郭新民站起来继续乞讨。我跟着他朝广埠屯方向走去。我们走得依然十分缓慢，他边乞讨边注意捡地上的矿泉水瓶和木头。在街道的十字路口，他很远看见一个矿泉水瓶，正准备俯下身去捡，对面跑过来一个年轻的乞丐，赶在他前头把瓶子捡走了。我正要上去和那个年轻乞丐论理，郭新民一把把我拦住，说：“每个‘叫花子’都不容易，何必为了一个瓶子争抢呢？”
郭新民有着农村人的质朴和善良。在广埠屯，一个比他年龄还要大的老乞丐在路边自来水管接水喝，拧不动水龙头，他便上去帮那个乞丐接了一瓶水。接完后，郭新民还是喃喃自语地说着那句话：“每个‘叫花子’都不容易，能帮别人就帮别人一下。等自己年老了，不能动了，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在广埠屯电脑城附近，我们遇见了秦德明，这时太阳已经西下。虽然他们每天下午都会在这里相见，但还是分外亲热。秦德明也讨得不如意，只讨到了6元多钱。他们一起坐下来，边抽烟边感叹“生意”不好做。发了一通牢骚后，两人各奔东西。郭新民对我说：“我走得慢，现在得往回走了。”
4、准备扒车回家
郭新民今天的“收入”又非常差，只讨到5元6角钱、六把米，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