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问：“您是哪儿人？在武汉发什么财呀？”
王师傅瞥了我一眼，显然是认为我打听多了，但还是礼貌地回答：“河南许昌人，跑业务。”
我连忙递上一支烟，旁敲侧击地问：“就您一个人？没有一个老乡在武汉？”
王师傅并不接我的烟，他吃了一口面后说：“不，还有一个侄子，他也在跑业务。”
侄子？我还以为他是“万军”的父亲。我问王师傅，怎么没有看见你的侄子，他说已经去上班了。“上班？这么早就上班了？”我明知故问地说。
他没有回答，借故要到外面倒开水，“赶”我离开他的房间——我“关心”太多了，他下起了逐客令。怕他怀疑，我只好去吃早点。等我回来时，他已经锁好了房门。据旅社服务员讲，王师傅已上班去了。我问服务员，他和他的侄子做什么工作，住了多久她说，听说是做业务，住了有20多天了。至于进一步的情况，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在旅社“守株待兔”，等候“万军”的出现。不，不是“万军”，如果那位“王师傅”没撒谎的话，“万军”应该姓王。
到了下午4时多，王师傅回来了。我上前跟他打招呼，他还是很冷淡，只回应了一声，便走进了他的房间。
过了几分钟，我敲开他的房间，递上一支烟，他勉强接了。给他点火时，我说我从湖北孝感来到武汉有一个多月了，但还没有找到工作。今天想麻烦王大哥给我介绍一个工作，当然能不能介绍并不重要，介绍后成功与否也不重要，关键是认识王大哥很高兴，今天就请他到餐馆喝酒，算是做进一步的认识。他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淡淡地说他不会喝酒，所以不能奉陪了。与他拉拉扯扯时，我乘机问他：“您一个人带着侄子出来跑业务，侄子的父母放心吗？”
王师傅还是淡淡的语气：“跟着我有什么不放心的，难道我还会害自己的侄子？每个月都给他的爹妈寄很多钱，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王师傅脸“刷”地一变，大约警觉到自己说漏了嘴。然后称自己很累了，要休息一下，对我下起了逐客令。
“万军”的父亲还活着！这再一次证明“万军”“父母到深圳打工，回家时父亲被汽车撞死”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我骇异了。先前我想，“万军”的父亲也许是真的离开了人间，他们叔侄二人联合起来骗人，没想到“万军”的父亲还健在。既然“万军”的父亲没有“被汽车撞死”，那么他母亲“整天哭哭啼啼，因此患了脑血栓，治病花了近2万元”也就顺理成章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了。
晚上7时多，一直守在旅社门口的我，终于见到了“万军”。他一身疲惫，低着头脚步沉重地走进旅社。走到门口时，慢慢抬起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白皙的脸“刷”地一片绯红——他认出了我。随即迅速钻进房间，“啪”地关上了房门。
过了一个多小时后，估计他们的情绪平息了后，我准备敲门进去，而王师傅和“万军”已清理好行李，那样子是准备离开了。我想找“万军”聊聊，可看到他们有些愤怒的表情，遂只好作罢。
4、街头的“万军”们
“万军”和自称是他叔叔的“王师傅”究竟是何许人？为什么会想起联手编造“遗像”的骗人乞讨方式？这些谜团终究没有解开。但“万军”的名字是假的，父母的悲惨遭遇是假的，“遗像”是假的，这些是可以肯定的了。
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在汉阳钟家村的人行道上，我又看到了两个女孩头缠孝布跪在地上行乞。两个女孩面前纸上写的“遭遇”与“万军”几乎一模一样，连最后的四句话都没有区别。我很怀疑，她们和“万军”是不是一伙的。
年龄大的女孩十五六岁，穿着一件红上衣，戴着孝布，双手捧着一个遗像。年龄小的女孩看起来只十一二岁，穿着十分破旧。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遗像上的人戴着一副眼镜，长得眉清目秀，怎么看都与两个女孩的穿着和气质有极大的差别。
我让旁边一个发广告单的小伙子帮忙给两个女孩拍照，小伙子远远地把镜头对准她们，姐妹俩左避右闪，并用胳膊拼命挡住自己的面部，同时取下孝布，收起遗像，急匆匆跑上人行天桥逃之夭夭。在人行天桥上，她们还回头看那个拍照的小伙子。看他并没有跟上来，才放心地朝古琴台方向走去。我则跟在后面。
姐妹俩上了一辆开往武昌火车站的公交车。在公交车上，大女孩还很恼怒，忿忿地对小女孩说，那个该死的“记者”破坏了她们的好事。
到了武昌火车站，两个女孩下了车，径直朝一条小巷迅速跑去。她们到了一家招待所门口，对站在门口的一个中年妇女说了一句什么，便钻了进去，一直没有露面。
在招待所斜对面的一家餐馆，我坐下来点了两个菜后，向老板打听刚才那两个女孩的情况。因为刚才两个女孩经过时，和这家餐馆老板打了招呼。
老板向我透露，两个女孩是姐妹，在招待所住了一两个月，经常到他这里吃饭，点的都是一些素菜。看她们的样子，不像是学生。老板说：“是学生怎么会一直住在招待所？”至于每天做什么，靠什么为生，他问过两个女孩两次，她们也没有说。最后，老板说：“看她们的长相，也不像是做什么坏事的。”
是的，这两姐妹和那个“万军”走在人群中，看起来都是很朴实、很纯善的弱者形象，怎么也看不出她们是靠在街头骗人谋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但是，她们又的确是在做着骗取有良知的好心人钱财的勾当。是谁教坏了她们？她们以后的路会怎样走？这些问题一直叩击着我的心扉。
两个女孩最终没能跟踪下去，因为觉得没有必要了，其背后的内幕和“万军”大同小异，无非是乞讨的主体不同而已。在这个都市行乞群落里，骗人的手法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一种新式乞讨方法出来后，往往会以很快的速度广泛传播开。如这种披麻戴孝、手捧遗像式的乞讨方式，10月份之前在武汉还比较少见，但出现了第一个“万军”之后，只要这种方式能够奏效，不出一个月，再走在闹市区，走在乞讨者比较集中的地带，你就会看到第二个、第三个装扮、道具都如出一辙的“万军”。
我曾经问过一个跪着戴孝的“学生”，许多人知道你们是骗人的，你们为什么还要跪立街头？他无所谓地说，是的，很多人明知道我们是“冒牌货”，但还是要施舍，可能他们认为自己在行善积德吧。据他讲，武汉街头长期靠此手段行骗的“学生”至少有20人，年龄都在20岁以下，很少有两人是同一个地方的。
听了他的介绍，我的心情很复杂。对这些年轻的“学生乞丐”，该不该施以同情，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扶危济困是一种美德，但明知是骗人仍然无原则地施以同情，虽然给了对方物质上所需要的帮助，但对其骗人的行径和心理，无疑是一种纵容。
第十六章 200多人的“乞丐村”
1、200多人的“乞丐村”
——在武汉的贺家墩，租住在这里的乞丐和流浪汉竟有200多人！
——乞讨成了他们致富的门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回家，都带着彩电、影碟机，有的还配上了手机。
——据村干部估计，甘肃岷县农村人到城市乞讨的粗略数字至少有1000多人！
“母子”式的乞讨者
在我体验流浪生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两次奇遇令人难忘。一次是在本书第十章写到的，和安徽“磕头帮”里一位中年男人在旅馆里的邂逅。再一次就是下面将要写到的和一对甘肃母子的邂逅。两次邂逅都证明着，都市里的许多乞丐都以团体的形式存在着——如果你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地点，看到两个乞丐从乞讨方式到行装打扮都极其相似，那么或许他们就是一伙的。
那是2002年11月下旬一个周六的晚上，在汉口江汉路与中山大道岔口处的人行天桥上，我曾看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怀抱一个小孩坐在台阶上乞讨。两人的打扮很特别，妇女头戴一顶已经显出旧颜色的草绿色大沿帽；孩子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头上也戴一顶帽子，上面绣着大团的红花，两边还各吊一串红须坠子，很像哪个少数民族的服饰装扮。妇女低着头，但目光漂移，打量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口中并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塑料碗很长地向行人伸过去。
看女人的模样，很年轻也很健康，并不能引起行人的同情。倒是怀中的孩子，显出病恹恹的神态，缩在那里一动不动。本来以为这是一对很普通的母子乞讨者，我并没太留意，但走到天桥的另一侧，竟发现在另外的两个台阶上，也分别坐着两对和她们穿着打扮几乎一模一样的母子。这让我感到惊异！这三对母子显然是一伙的，她们分工明确，各路“人马”分守一侧天桥。这么多的母亲和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从她们的长相、装扮看，似乎来自哪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个有着独特风俗的省份。并且她们在这个天桥上乞讨的时间不长，因为我时时路过那里，像这种衣着打扮的乞丐以前没有看到过。我问一个怀抱小孩的妇女：“你们是哪个地方的人？”
她盯着我看了足有半分钟，大概看我的打扮并不像“施主”，没有回答。我索性和她并排坐在一起，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丢在她的碗里，这一次她开口了，说她是从甘肃来的。
然而任我再问其他什么问题，她都使劲摇头，甚至把头偏向一边，还说“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劲地催我走。
实在从她口里问不出什么，我于是起身到天桥另一端两对母子那里，她们的态度如出一辙，问什么都不理睬。但听口音，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是一伙的，也的确像甘肃一带的口音。
一连串疑问扣击着我：这些“母子式”的乞讨者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大的群体？她们从哪里来？或者说是怎么聚合到一起的？但很显然，这些东西暂时不可能从她们口里“挖”出来，我便假装“撤退”。我一走下天桥，桥上几个妇女马上集合到一处，对着我指指点点起来。
我在天桥附近晃悠悠转到晚上10点多，一直到她们“收班”。看着她们走下天桥，我便尾随其后跟着，但还是被她们发现了。她们停下来看我，我知道跟踪已经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了，只好掉头自己走了。
接下来几天，我又在汉口的六渡桥天桥、武汉广场、中山公园、同济医院等处看到装束打扮和那几个妇女小孩非常相像的乞讨者，一问都是“甘肃”的。这愈发让我惊讶：如果她们都是一个团伙，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2、巧遇“甘肃母子”
12月中旬一个细雨飘飞的下午，我再次转到汉口火车站的广场前。流浪的初期，我曾在这附近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对这一带还比较熟。
天空中飘着雨丝，广场的地面湿漉漉的，但这里的人气还是吸引着不少的乞丐。
三个10岁上下的小乞丐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们的着装似曾相识：头戴绣花的遮耳帽，上穿蓝色袄子，下穿蓝色裤子，很像是甘肃那帮乞丐的打扮。在一个月以前，我还在这一带流浪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几个小孩子，显然他们是新来的。
三个小男孩个子都差不多高，有两个长得很像，可能是兄弟俩。他们站在候车大厅的门口，遇到刚赶到车站广场的乘客，便上前拦住讨钱。若对方不给，他们或拉住衣角，或跪在地上抱住对方的腿，迫使对方掏出钱来。许多乘客急于赶车，被他们拉得烦不过，也就掏了钱包，给个1元2元的了事。我观察了一下，他们的“收入”不错，一个多小时，每人讨了不少于20元钱。
我上前拉住其中一个，用普通话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为什么没有上学？”
小男孩上下打量着我，转动了一下眼珠，也用一口普通话回答我：“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然后迅速跑开了。我于是去找另外两个男孩，他们也同样对我躲躲闪闪。
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三个男孩才收手，一起朝汉口火车站对面的贺家墩走去。贺家墩是一个民房区，辖区内招待所、餐馆众多，同时外来租房者也较多。三个男孩一路走一路跳，逗逗打打地穿过一排招待所，走进一条很窄的巷子。走过巷子，拐过两片楼房，最后闪进了一栋五层高的居民楼。
我跟到楼下，抬头向上观望了一阵。正准备上楼，又看见几个牵小孩的大人，朝这栋楼的方向走过来。夹在中间的一个妇女，正是上次在江汉路人行天桥上看到的那个30多岁的女人，身旁的小孩子依然戴着那顶绣花朵的“民族帽”。当时的我又是一阵“天助我也”的惊呼。
——这下，撞到她们的老窝里来了！
3、“甘肃帮”住了一栋楼
我隐在一边，看他们说说笑笑地进了楼。
在楼下观察了一会儿，我也上了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门开着，房间里可以看见三张床，摆放得比较整齐，床上的被絮也放置得有条有理。这与我以前所见大多数流浪者、乞丐租住的房间有很大差别。三个中年男子正在里面煮饭，我敲了敲一侧的房门。
我佯称是租房子的，问这栋楼还有没有空房出租。他们中一位男子告诉我，房东不住这里，租房子要找房东。我正要继续问房东住在哪里，另一位男子开腔了，说大兄弟你不用找了，这里楼上楼下基本上人都住满了，没有空房可以出租。
我装作很遗憾的样子，并没有出去。他们对一位陌生人的造访似乎也并不介意，继续忙他们的事。我问其中一位中年男子：“请问你们是哪里人？”
那男子正在用纸包烟卷，他停下手中的活，很热情地回答道：“甘肃。你是哪儿的？”
我说我是本省的，刚流落到武汉，在外面睡街头太冷，想租个便宜的房子住，顺便问在这里租房子每月需要多少钱？
中年男子告诉我，他们这个房间住了三家人，大人5个，小孩4个。房租每月100元，包水电费。
我故作惊讶地问：“一间房住9个人？你们是干什么的？”那男子笑笑说：“我们是捡破烂讨饭的，100元钱房租我们还嫌贵哩。楼上还有住十几个人的。”
“楼上住的，也和你们是一起的吗？”
那男子说话倒爽快，他告诉我，这栋楼里住了几十人，大部分都是他们一个县的，只是乡镇不同而已。我问是哪个县，他回答道：“甘肃岷县。”
我们聊得越来越多。那男子告诉我，他叫张俊杰，是甘肃省岷县中寨乡乌洼村一社人，他们那儿靠种小米和土豆过日子，平时就吃土豆和面条。田地很窄，一个人才四分地，今年庄稼遭冰雹袭击，没有吃的，无奈才带着老婆和孩子出来乞讨。才来个把月，老婆和小孩乞讨还没有回来，乞讨的“收入”很差，一天才弄个二三十元钱。自己白天给人擦皮鞋，“收入”更差，只能搞三四元钱。他们准备乞讨到2003年4月份种庄稼时再回家。来时大人和小孩车费用了400多元，恐怕到时候车费都“赚”不回来。说着，张俊杰还拿出擦皮鞋的工具给我看。
张俊杰把自己的生活讲得很惨，他说因为乞讨不到钱，只好烧柴了，柴是到处捡的。但我看他的生活过得并不差，从他买的菜看，甚为“丰盛”，有包菜、土豆、芹菜等花色菜，还有肉、鸡蛋等“上档次”的菜，完全不像我以前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