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以前接触到的乞丐，吃的非常寒酸。
我继续一层一层探访，走到一个开着门的房间，恰巧看到火车站广场前遇到的那三个小男孩，正在和一个中年男子坐在床沿边数钱。看到我，一个男孩急忙跳下床跑过来关门。等我好不容易把门敲开，三个男孩像箭一样“嗖”地从门缝里溜了出去。
屋里的那个男子坐在床沿，表情尴尬地望着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来租房子的，下午在汉口火车站前见到过那三个孩子，没想这么巧在这里又碰上了。那男子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
不过他还算热情，搬了张凳子让我坐。他说他姓李，也是来自甘肃岷县农村。至于那三个小男孩，他说是他的孩子。
孩子的父亲说，三兄弟出生后，家庭负担陡增，负担不起他们上学，只好一个个离开了学校，一个孩子读了二年级，两个孩子一年级都没有上完。这两年，庄稼又遭冰雹砸了，吃饭都很困难，乞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说，武汉市对抱腿讨钱的小孩管得很严，以前在武汉广场附近有许多这类孩子，后来都被收容遣送回家了。孩子的父亲显得有些担心，说他们到武汉来还不到1年，有些事情不太清楚。今年刚开始到武汉来时，三个孩子只是伸手向人讨钱，可别人施舍得很少。一个老乡告诉他，让孩子们采用抱腿的方式，也许讨的钱会多一些。果然，抱腿的效果不错，一天能多讨好几十元。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孩子被抓起来，即使不被遣送回家，也要交很多的罚款。
我们聊到孩子上学的事，我说：“你不让他们上学，他们长大了能干什么？一直在外流浪讨饭吗？”他有些尴尬，低着头沉默不语。
4、寻找儿子的后六有
走到三层最靠里面的一间房子，我正准备迈腿进去，一个中年男子连忙关住房门，将我阻止在外面。我硬着头皮敲门，中年男子说：“我们不欢迎生人！”
我在门外解释，我是一个流浪汉，来租房子，说了10分钟，他才很不情愿地将门拉开一条缝。我趁机钻了进去。
闲聊得知，中年男子叫后六有，35岁，甘肃岷县中寨乡葩地村四社人。因为儿子在2001年被别人抢走，所以对陌生人很有戒备心理。
我诧异地问：“儿子被人抢走了？”后六有顿时神色暗淡，讲起了儿子被抢的经过。
因家中田地很少，仅有1。2亩地，再加上连年干旱，无法维持生活，后六有只好于2001年春带着妻子李梅桃、大儿子后少强、二儿子后少广、小儿子后尕担来到武汉乞讨。当年11月21日下午4点多钟，李梅桃带着少广和尕担在汉口中山大道乞讨。这时，过来了一男一女，男的大约35岁，身高167米左右，留着短发；女的大约33岁，身高和男的差不多，短发、圆脸。他们在母子面前停留片刻，没有施舍的意思。李梅桃便没有在意，转过身继续乞讨，哪知那对中年男女踱到她和孩子的跟前，一一盘问着。对方的话叽里呱啦的，李梅桃根本听不懂，中年女人便拿出笔让李梅桃写字。可她没读过书，不会写字。这时他们拿出厚厚的一沓10元人民币往李梅桃手里塞，口里还是叽里呱啦地说着话。李梅桃揣摩他们是说将尕担卖给他们。李梅桃坚决不答应，并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一直乞讨的地方，走了好远。那对男女始终跟着，并趁她不注意，拉着尕担，吓得孩子嗷嗷大哭。李梅桃大叫起来，那对男女才放了尕担，但他们还是远远跟踪着。
次日早上8点多钟，李梅桃带着两个孩子走到汉口青年路武汉博物馆跟前，又看到了那对男女，吓得拉着孩子回到租住的房子里。
23日晚，李梅桃带着孩子乞讨归来，走到武汉博物馆旁的一条僻静的小巷时，三个男子将她和孩子拦住，厉声喝问：“干什么的？”她说讨饭的。三个男子说：“走，跟我们走一趟。”李梅桃以为是收容人员，吓得赶紧背起尕担，牵着少广，连连后躲。却被三个男子拦住，不让她出也不让她进，并将尕担一把抢过去，将李梅桃一脚踢倒在地。然后迅速朝停在路口的一辆白色小轿车跑去。挣扎起来的李梅桃看着上车的三个男子抱着尕担上了车绝尘而去，方醒悟过来，于是拨打110报警。后来，后六有夫妻到租住地派出所去过多次，向岷县有关部门反映了数次，都没有一点尕担的消息。
后六有语调缓慢，说话断断续续，一直沉静在失子之痛中。我问：“那你以后准备怎么办？”他几乎情绪失控，大声说：“自从尕担被抢走后，我们夫妻二人除报案外，一直在武汉街头寻找。我们发誓，一定要找到孩子，找到了然后回家种地，再也不出来，再苦再穷也要守着田地和孩子过活。”
后六有告诉我，1年多来，妻子和孩子乞讨来的钱几乎都花在了寻找尕担上，所以没有存到什么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找，因为，后尕担毕竟是他们的亲骨肉。
5、陪姚真平夫妻看病
后六有隔壁的一个房间，地上搁着四个床铺，床上很破旧，房间里十分邋遢，看样子这里住的乞讨者是“甘肃丐帮”的“贫民”。一打听，果然里面住的大多是老人、失明者、间歇性神经病患者，乞讨才一个多月，没有讨到钱。大人、小孩共10人中，惟一的一对夫妇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很年轻，都愁眉苦脸斜倚在床上，女人怀中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女孩。女孩左脸包着一块白纱布。
我俯身问女的：“你的孩子怎么受伤了？”女的神情凄然地说：“今天中午12点多钟，我带女儿乞讨时，她
不小心摔倒在一片破碎的玻璃渣上，刺破了左脸，到医院缝了10多针。”男的在一旁接过话头，没好气地说：“她这一折腾，花了217。88元钱，我们手头的钱还不够打针、换药呢！”
我明知故问：“你们是哪儿人？”男的回答：“安徽抚阳。”安徽抚阳？房间里全是甘肃人，他们一家子怎会插进来？明显说的是假话了。接下来任我再问什么，他们都不肯说了。他们对陌生的我有很大的防备！
估计一时问不出什么，但我发现他们身上一定有隐情，于是第二天早上又前往。恰好，我赶到时，他们夫妻二人抱着小孩准备去换药。我便尾随其后。出了贺家墩，他们朝复兴村走去。我提议我们坐公交车前去，他们依然不理我。我问这问那，夫妻也不搭话。他们只顾走自己的路。
就这样，夫妻两人换着抱小孩，一路走走停停，步行到常码头的一家医院，足足走了四五站路程。我和他们说话，他们还是爱理不理，但显然已没有像昨天那样反感我了。
换药时，医生要求挂号，男的一脸苦相地哀求医生，自己是来武汉讨饭的，没有多少钱，能不能不挂号？我立即帮他们向医生说情，医生终于答应了。可到换药交钱时，我看男的又是苦着脸。一定是钱不够或者认为医院收钱收多了。我从医生的话语中听出，的确是男的带的钱不够，医院要收12元钱的换药费，可男的手里只有7元钱。我连忙掏出5元钱交给男的。他看着我，不想接，但看我的样子十分诚恳，又看了看生病的女儿，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接了过去。此时，我发现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些。
走出医院，我说一起乘坐公交车吧，我来买票。夫妻俩摇了摇头，但他们开始消除了戒备心理，和我攀谈起来。男的说，他叫姚真平，24岁，只上过小学；妻子叫刘芳霞，22岁，是个文盲；孩子叫姚瑞霞，2岁多。因田地太窄，姚真平以前出外打工，搞过建筑、挖过煤矿，但不是工资太低，就是拿不到工钱，无奈的他只好在2001年4月携家带口跟着村人来武汉乞讨。白天，妻子带着孩子出外乞讨，姚真平则在租住的房子里做饭。但他们乞讨很差，往往连生活费都讨不到，现在连孩子看病都没有钱诊治。
联想到他们的住处，看看他们眼前的处境，我相信了，可他为什么要骗我说是安徽人呢？刘芳霞说，跟我不认识，当然要提防着我，这也是很多“甘肃丐帮”统一对陌生人的口径，其实，他们是甘肃岷县住塞乡牌地村三社人。刘芳霞说，看我不像是坏人，所以才告诉我实情。
6、200多人的“乞丐村”
还是回到前面，说头一夜探访“甘肃丐帮”的情况。
我挨个儿房间查看。正如张俊杰所言，在询问过的人中，除一家是做生意的外，其他全部是来自甘肃岷县的乞讨者，大人、小孩足有60人。这真令人惊讶！他们说起自己出外乞讨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庄稼被冰雹袭击了，生活不下去，刚刚到武汉乞讨。”这些甘肃流民还有一个共同之处是，几乎都是全家倾巢而出，女人带着小孩到街上乞讨，残疾人或年老者则单独出门乞讨，而女人的丈夫一般不出门，呆在家里做饭。
在四层的一个房间，我看到了江汉路天桥上乞讨的那几个妇女，她们正在边吃饭边逗小孩子。很快，她们也认出我来了，红着脸、抱着小孩纷纷回避。
探访到三层时，见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叫朱俊东，安徽省临泉县田桥乡大朱庄人。他说他是这栋楼上惟一一个做正当生意的，在这间房子里住了5年。说起楼上楼下的这群甘肃邻居，他显得有些义愤填膺，闲聊间倒了一肚子苦水。
朱俊东说，这群甘肃“乞丐帮”特别不讲卫生，在家里解小便，有时小便从楼缝里流下来，滴到他的床上。另外，他们做饭烧得是木柴，不仅把自己屋内的墙壁熏黑了，而且一到中午、晚上做饭时间，整栋楼里都乌烟瘴气的。烟雾倒是小事，最危险的是，他们的房间里堆着许多木材，万一哪家不小心失火，会引燃整栋楼的。这个位置又窄，消防车开不进来，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朱俊东说，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要不是这地方离做生意的位置近，他早就搬走了。
我问这群“甘肃帮”在这里住多久了？朱俊东说，有的是才来的，有的在这儿讨了好几年。他5年前住在这儿时，这儿就已经有了甘肃的乞丐。他们成群结队，一拨拨走了，又一拨拨地来。现在，乞讨成了他们致富的门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回家时，都是买了大彩电、影碟机带回去的。回家前几天，还会买一些好看的衣裳，打扮得清清爽爽的。朱俊东还说：“他们有些人买了手机，平时就用手机与家里通话联系。”
“乞丐用手机？”我不免有些惊讶。
朱俊东说：“手机又不贵，他们完全买得起，也用得起！你以为他们真的可怜，他们比我们做生意的赚钱还多。白天，女的带着小孩出门乞讨，男的就在家做饭、喝酒，有时把地毯一铺，围在一起打麻将、玩‘拖拉机’，不‘带彩’（指赌钱）的还不玩呢！”据他讲，他们打牌时大吵大叫，喝酒时更是闹得厉害，经常发酒疯，打架、骂人。邻居们是怨声载道。
我问朱俊东，这个“甘肃帮”是不是有60多人？朱俊东“哈哈”一笑，说：“光这栋楼就住了60多人，整个贺家墩像这样租给乞丐住的楼还有好多家呢。据我估计，住在这里的乞丐和流浪汉有200多人！”
为了证实朱俊东的猜测，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贺家墩一带寻访。在“甘肃帮”所住楼房的附近，靠武汉博物馆一边，我发现一些楼房大都和这栋“甘肃帮”楼房相似，住的几乎全部都是外来的流浪汉和乞丐。另一栋楼房的房东提供的数据，也基本上和朱俊东所说的情况相吻合。
为了证实这群数量众多的甘肃乞丐帮是否来自他们所说的岷县，12月14日，我打了一连串的长途电话，分别打给甘肃省岷县小寨乡、中寨乡及其他镇的多个村委会。电话里的村干部说，岷县好多年都没有下过冰雹了，因“庄稼遭冰雹袭击”而出外乞讨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倒是由于农村干旱，有的地方可能收成不太好，所以当地农村人才会一家老小、成群结队地到城里去乞讨。另外，村干部还谈到，岷县部分农村乞讨的历史悠久，10多年前就有人在外靠乞讨捞“收入”了，大都是到南方的一些大城市。许多乞讨者甚至成了当地的富裕户，靠在城市讨的钱置备了家里的电器，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还有人盖了楼房。也正是这些人的“榜样”力量，促使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往外跑。至于出外乞讨者的数目，据有的村干部估计，整个岷县至少有1000多人。
后记：与社会学专家对话“都市乞丐部落”睛
21阳光：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02年底，本书两位作者乔扮成乞丐进入都市乞丐部落，探寻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探访的地域，选取的是武汉这个城市。纵观全国各地的乞丐现象，您认为武汉一地是否具有广泛性的代表意义？就中国内地范围而言，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乞丐现象，是否存在着地域上的较大差异？
周：就全国范围而言，城市乞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每个城市的乞丐虽然各具特点，但在行乞原因、乞讨方式、生活状态等方面都大同小异。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的大城市、九省通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剖武汉一地的乞丐部落，对了解全国都市里普遍存在的乞丐现象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但中国太大了，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乞丐在数量、来源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差异。在中国，乞丐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还应是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北方和东部的两个经济最为发达的特大城市，在乞丐规模、乞丐来源的广泛性、乞讨手段的先进程度上，都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零点公司曾对京沪两地的乞丐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共有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的乞丐汇聚在京、沪两地。其中以安徽人最多（2693％），占到1/4强，其次为河南（2108％）、山东（1194％）、河北（445％）、四川（375％）；其他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山西、陕西等，则相对较少。而北京和上海乞丐的来源地构成又有所不同。北京以河南人为最多（28。99％），其次是山东（1723％）、安徽（1471％）、河北（756％）、北京（630％）、四川（546％）、江苏（504％）等；而在上海，则以安徽人（4233％）为最多，其次是江苏（2698％）、河南（1111％）、山东（529％）、上海（529％）等。
这些调查应该很具有权威性。从各地乞丐代表来看，安徽省最多，也比较典型。安徽之所以多，我认为他们到京沪打工的时间比较早、人员比较多，他们对城市取得经济收入的方式比较了解。河南也是乞丐的大省，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村一个村地出来，当地有乞讨的习惯和风俗。
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发达城市，乞丐的乞讨手段也慢慢和世界接轨，很多乞丐用英语乞讨，他们说钱都是说“money”。在上海的地铁里，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流浪歌手唱歌，乞讨的方式也越来越先进。
“不同时期，乞丐有不同特征”
21阳光：关于乞丐的起源，有没有可供考据的文字记载，证实中国最早的乞丐现象起源于何时？乞丐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该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目前国内有没有专门的研究，勾勒中国乞丐现象的“发展史”？如果没有，能否谈谈您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观点。
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推崇“仁”和“德”的国家，对乞丐的关注也很多。早在汉朝，就有人写了一本叫《乞丐赋》的书，这说明至少汉朝我国就有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