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给予的。身为任何一个单位的从业人员、一分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是维持这个单位的正常运转，一切个人的极端想法都会和单位的整体运行机制相悖。说白一点，报社的管理规定不允许一名记者长期脱岗，去从事某项单一的社会体验或新闻采访，他们更看重的是一名记者每天能搜罗回来不同内容的新闻信息，充实业已半商品化的每天的报纸版面。所以，在思考、犹疑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我选择了离开《楚天都市报》——这家能带给我荣誉感、给我丰厚薪酬、效益和发展势头都不错的新闻媒体，而投身那更能震颤我内心、长期以来充盈我整个躯壳的乞丐梦想！
这里我要提到两个人，也就是这本书的另外两位著者：高汉明和李宇新，他们曾是我在报社工作期间的两位铁杆通讯员。高汉明是武汉另一家报纸媒体的编辑记者，李宇新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摄影师。他们在我离开单位、变成一个流浪汉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其中高汉明受我的影响，2002年10月29日也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和我一起深入乞丐群体，体验那种露宿街头、食风品雨的浪者况味。李宇新则在他工作的闲暇之际，拿着他的专业照相机，跟随我们，记录下40多天来我们所遭遇的乞丐百相。
第二章 黄鹤楼下的柳州“花脸”
1、15元的“乞丐服”
——“我的脸？被蚊子咬的，后来用洗衣粉洗，一洗就发炎了，留下这些疙疙瘩瘩。”
——他明明流着泪想家，可电话打到家乡，回家的机会摆在眼前，他却令人费解地把它放掉了。
——这个柳州的36岁的男青年，还会这样地在外面漂流多久？
15元的“乞丐服”
2002年10月23日，一个有着阳光的午后，从记者变成自由人的我来到武汉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流中。
我的流浪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我知道，这样的天气对小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出行日。他一定会在武昌最繁华的中南商业大楼附近，惬意地徜徉街头，看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群，观摩商场前为顾客准备的各种免费促销表演，然后等待中午餐馆消费高峰的到来——捡食客们吃剩留在桌上的饭菜，或是捡商店、公司门前被员工丢弃的盒饭。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在这样的繁华地段，很容易找到属于他的美食。
午后时分，果然，在中南路行人匆促的人流中，我找到了目标。他正拎一个捡垃圾用的蛇皮袋，一瘸一拐向前走着。猛然抬头看到我，他露出了一口灰脸衬托下的白色、欣喜的牙。
“记者，你来了！”他从不当面喊我的姓，只叫我“记者”。
我和小曹并排坐在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行阶梯上。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从今天起，我们在一起生活一个月，可能更长。你愿意吗？”
小曹的脸滑过一丝喜悦，“是不是你们报社又派你来采访我？我是不是又可以见报了？”
“是的。”我干脆将错就错，“报社这次派我来和你一起住，和你一起过流浪的日子。不光采访你，还要采访你周围的那些朋友。”
“那太好了！”小曹想了想又问，“晚上也和我住在一起吗？不会像我一样睡马路吧？”
“我跟着你，你睡哪儿我就睡哪儿。”
下午2时许，我和小曹来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夹杂在人群中翘首等待着521路公交车的到来。按照小曹的提议，做乞丐必须得有个乞丐的样儿，而我西装革履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得换一身“行头”。小曹建议我到武昌中华路码头附近的旧衣市场去买一件旧衣服。“那里的衣服便宜，几块钱一件，虽然不是新的，但穿起来一样暖和，很多民工都是到那里买的衣服。”
52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便是中华路。那是一辆新式公交车，车身采用流线型设计，车的内饰和座位都比较豪华。2002年下半年，武汉市公交大“换脸”，一批旧式公交车被淘汰，521等线路纷纷换成“子弹头”和现代化的公交车，它们在城市中穿梭，成为都市里的一道风景。坐在公交车上的小曹有些异常，很拘束的样子，不敢抬头看周围或站或坐的乘客，我甚至看到他额头有津津汗渍。“这车好高级！”小曹偷偷地小声对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坐过这样高级的车。”“你在武汉没坐过公交车吗？”我问。“没有。不敢坐。”小曹小声地说。一种酸酸的味道突然涌向我的鼻腔。我没想到，和普通市民日日打交道的再普通不过的代步公交车，在小曹眼里居然也成为一种奢侈品和敬畏物。
车到中华路。一下车，小曹便导游一般带领我光顾那里的一家家旧衣店铺。看得出，他对这一带很熟。
紧挨码头有一处较大规模的露天旧衣市场，成排成排的衣架上，挂满了各种成色、各种式样的外套、毛衣、裤子。小曹帮我看中了一件黑色套面、有绒毛内胆的厚茄克。他欣喜地把这件衣服捧给我说，穿这衣服晚上不怕冷，还可以过冬。我拿过衣服一看，上面有几个似乎是被烟头烫破的洞，布面皱巴巴的，还有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但的确很厚实，里面的绒毛还算干净。老板娘喊价18元，最后讨价还价到10元，买下了这件衣服。随后我们又在那里挑了一条裤子，咖啡色的，虽然很旧，裤口还有些破损，但一样有结实耐用的特征，花费是5元。
购置完“新衣”，我和小曹有些欢天喜地，一路说笑着沿江边走到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下的一处观景平台。在那里，我换下身上的一套西装，穿上带破洞的茄克和咖啡色的长裤。
茄克罩在身上，一股霉味顺着领口蹿入鼻孔，我赶紧把拉链拉严，让那种刺鼻的味道减少一些。小曹站在一旁边欣赏我的“新衣”，边笑嘻嘻地说道：“有点像我们流浪汉了！过两天等你的头发乱了，脸脏了，就更像了！”正常人和乞丐的区别无非就是一套衣服——看着自己5分钟内突然“换”了一个人，我的脑海蓦地蹦出这么一种想法，但随即又觉得这种理解虽有道理，却并不严谨。
我提着装有衣物的塑料袋，小曹提着他的蛇皮袋，我们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去。然而就在这一刻，我的流浪生活就这样地开始了。
2、花脸乞丐谭东
实在不知该到哪里去。也许这就是流浪，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有的只是大把的时间。
我提议去找小曹所认识的乞丐朋友。小曹若有所思，突然一脸兴奋地对我说：“‘花脸’！对，我们去找‘花脸’吧！他就在附近的黄鹤楼下面，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小曹像是想起了一个久违的老朋友，幻想着见到他时的愉悦。
“‘花脸’？”
“是他的绰号。他满脸都是红疙瘩，所以我们管他叫‘花脸’。他好可怜的，总说想回家却没有路费。对，你是记者，你可以想办法帮他回家吗？”
武汉的黄鹤楼，临江而峙，高耸于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段的蛇山上。从我们所站的江边观景台往东走几十米，顺一蜿蜒的石阶而上，就可以直达它的正门入口处。作为武汉最有名气的旅游景点，黄鹤楼的入口处人群熙攘，到处都是挎着相机、戴着旅行帽的游客。我跟着小曹在人流中搜寻半天，没有找到他所说的那个“花脸”。“他平常都在这里的，今天天气好，他肯定会来这里捡东西。”
“他住在哪里？”我问。
“没有固定的地方，但就在附近。我们在这里等等吧，他一会儿肯定会来。”
小曹言语很肯定，也许是“同行”的缘故吧，他更了解“同事”的出行规律和习惯。事实证明小曹的推测是正确的。我们仅在黄鹤楼入口处的石阶上坐了10分钟，就看到从远处的人流中冒出一个男子身影，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背上背着一个大布袋，手里还拎着一个垃圾袋，眼睛搜寻着地面的扔弃物，慢腾腾地朝这边走来。发现目标的小曹忙不迭站起来，喊一声长长的“喂”，向对方一瘸一拐地跳去。
那男子看到小曹，脸皮扯出弯弯的笑，站在那里拍小曹的肩膀和他说话。两人像久未见面突然在某一隅邂逅的老友，有很多话想要吐露。那男子被小曹拉着带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才看清，果然，他的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红里带黑、如粉刺般的圆疙瘩，从额头到脸颊再到耳根，几乎是一个挨一个。大多已经蔫萎，但斑疤很明显，配上那副没洗干净灰蒙蒙的脸，乍一看着实会让人竖起几根汗毛。难怪小曹管他叫“花脸”。
我跟“花脸”打招呼，说是小曹的新朋友。“花脸”很老实的样子，只冲着我笑，并不说话。半天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你不是讨饭的吧？看着不像。”
我感觉自己扮相的失败。也许是头发梳得太顺溜，脸上还太干净，再加上说话没有乞丐的江湖味，“花脸”对我有明显的警惕性。小曹忙在一旁解释：“他是昨天才到武汉的，刚开始讨饭，让我介绍朋友给他认识，我就带他找你来了。”
好半天，“花脸”终于消除了对我的戒心，开始畅所欲言。我问他什么他也如实回答，我们谈得投机起来。原来，“花脸”真名叫谭东，36岁，是广西柳州柳江县白鹅村人。1999年，他和同村几个年轻人扒货车离乡，先后到过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宝鸡、郑州等地。给别人打过短工，后来被炒了，于是开始四处流浪。听别人说武汉地方好，几个月前和一个东北人扒货车来到武汉，没信心找工作，干脆过起了流浪生活。每天晚上露宿街头，白天就在黄鹤楼下捡瓶瓶罐罐的卖钱过活。
“现在东西不好捡。这一带虽然游人很多，但捡垃圾的人也多，一天捡20多个瓶子，5分钱一个，也才卖一块多钱。反正我是捡一点算一点，捡够了3块钱，我就买酒喝。我的原则是饭可以不吃，酒是不能不喝的。”谭东的话里有着浓重的广西口音，很多话需要仔细听才能听懂。
谭东讲他的流浪经，讲着讲着总会绕到喝酒上去。他很认真地劝我和小曹，在外面闯荡一定要喝酒，常喝酒就会百事无忧。“我为什么要你们一定要喝酒？出门在外最怕传染病，我们捡别人丢的吃的，本来就是脏的，不够卫生，要是再吃出个传染病来，那我们就完蛋了。千万不能病，病了没钱治，那岂不是只有等死？所以我劝你们喝酒，有钱就去买酒喝，度数越高越好，因为酒可以杀毒，可以防病，还可以保养身体，特别是现在天冷了，晚上不喝酒会冻死人的。”
“你的脸是怎么搞的？是不是长的粉刺？”
问这话时，我很怕伤了谭东的“面子”，不想他竟毫不介怀：
“最开始是长了几个粉刺，后来我就抓，抓烂了。还有我扒货车的时候，脸上被蚊子咬过，也被我抓烂了。刚来武汉的时候天还很热，脸上很多油，我就经常用洗衣粉去洗，没想一洗就洗发炎了，成了这个样子。”谭东拿手在自己的脸上比划着，露出微笑的样子，“前几天我用别人的洗面奶洗过一次，乖乖，真是舒服，不像用洗衣粉，脸上辣辣的皮肤还发紧。洗面奶就是好！”谭东说着说着还把脸伸给我和小曹——
“看，脸上是不是光滑多了？”
3、帮谭东联系“家”
不知不觉时近傍晚，白天的最后几缕阳光斜扫着黄鹤楼下渐渐散去的人们。对“花脸”谭东来说，一天的忙乎也可以就此收工了。
我们三个人顺阶而下，沿刚才上来的路准备回到江边。在那里，有谭东每天缴纳“战利品”的收购站，一天的劳碌可以在那里变成放进口袋里的几块钱。
那是离江边码头不远，紧挨居民生活区的一个私人办的小型废品收购点。几间破旧的门面房，里里外外堆放着一大包一大包捆扎好的大袋子，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包扎的物品杂乱地散落一地，矿泉水瓶、易拉罐、废报纸、破铜烂铁，什么都有。谭东提着袋子走过去，门面房里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来，在门口迎住谭东，把袋子底朝天倒出瓶瓶罐罐，一五一十地数了片刻，然后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把钱来，抽出几张递给谭东。整个交易过程持续了两三分钟，两人没有任何言语交流，甚至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就这么简单、默契、例行公事，仿若早年无声电影里的某个简短的片段。
谭东笑巍巍地向我们走来了，手里捏着刚获取的一元四角钞票。这个时刻，对谭东来说是幸福的，他可以从手中垃圾物兑换成钞票的过程中找到成就感，甚至是满足感，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一两块钱。我想也许正是这每天都能收获到的满足感支撑着这个柳州汉子在异地漂泊的信心，并把它习惯成一种有滋味的生活。从他久久停留在脸上的愉悦表情里，我读到了这一切。
“今天晚上又可以喝酒了！我们三个一起喝吧，我请你们！”
谭东言语里露出几分慷慨，对我和小曹的邀请也是真诚的。“不过我喝酒其实喝不多，每次喝三两就会醉，醉了就会乱说话，有时还会哭的，你们到时不要怕我啊。”
“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小曹插了一句。
“你不知道，喝醉酒就会想很多以前的事，还会想家，一想家就会控制不住自己，要流泪的。不过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很舒服的。”
“对了，你不是说等你攒够了路费你就回家吗？还差多少？”小曹问起谭东回家的事。看得出，小曹很关心这个柳州汉子，还在黄鹤楼下等待谭东出现的时候，小曹就反复地央求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回家，他说回家是“花脸”最大的愿望。
“别提了，每天卖的钱都被我买酒喝了，看来回家是没指望了。要是能联系上我家里的人，他们来接我或是寄钱来就好了。”
从废品收购点出来，我们三人边走边聊，走到黄鹤楼脚下一处正施工的工地旁边，找一条长石板坐下，我们听“花脸”谭东聊起了他的家事。谭东说，他的父母三四年前相继离开人世，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六个，都还住在广西柳江县白鹅村。家里人只知道他去了西北，并不知他流落到武汉。“他们要是知道我现在的样子，肯定会让我回去的，我也好想他们的。”
我问他成家没有，谭东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敏感，有些不大愿意说。好半晌才开口：“我有老婆的，不过现在没有了。女人的事别提了，不想提，提了难受！”
“你可以跟家里的兄弟姐妹们联系啊，让他们到武汉来接你回去！”我提醒谭东。
“怎么联系？打电话？长途，太贵了，哪有钱打？”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我帮你打。”我边说边从装衣服的塑料袋里摸摸索索掏出一部手机。那是我随身携带的便于流浪期间跟外界联系的手机。拿出它我有些顾虑，怕引起谭东的某些怀疑。
“你有手机？我说看你不像要饭的，你到底是做什么的？”谭东话虽然说得温和，但还是引起了他的戒心。
“你别管我是做什么的，我肯定不是坏人。来，你说号码，我帮你打。”
谭东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把我盯了半天，又看了看我掌中的手机。说：“家里没有电话，但可以找村委会，他们可以传话的。”
村委会的电话，谭东也说不知道。感觉他并不像有意隐瞒，并且流露出一副很想和家里人联系上的神情。
“没事，我有办法帮你联系上。你把家庭住址再跟我讲一遍。”我说。
谭东不知我有什么办法，有些好奇，又有些兴奋的样子，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广西柳州柳江县城团乡白鹅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