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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992年9月，国际司已调往奥申委十多名外语好的骨干人员。再加上后来外交部和北京市外办投入的精兵强将，在国际奥委会第101次蒙特卡洛全会前一年，北京奥申委已形成一支精干的突击队。
石天曙同志和我被正式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后，司里领导班子为4人。司长魏纪中同志兼任北京奥申委秘书长，屠铭德副司长兼任北京奥申委公关组组长，他们主要在奥申委办公。魏纪中同志交代我和石天曙同志说，他将两边跑，司里的日常工作由我们二人负责。他还希望我们少一些出国活动，要保持日常工作相对稳定。但到申办的最后关头，委里还是把我和刘宝利、孙伯清、李毓兴、林晓华等一大批懂英、法、西、阿等语言的同志又调到了奥申委，以部分解决当时奥申委领导已经感觉出来的“国际体育人头不熟、外语能力不强”的问题。
何振梁副主任在1991年10月24日向我们交代：“要抓紧研究一下在国际奥委会中增加第二名中国委员的事情，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长远问题。因为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里边孤军奋战，对北京申办很不利。不管怎么说，我们中国这么大，也应该有两个委员才说得过去。提几个条件供你们选人时考虑：这位同志一是要年轻；二是应该熟悉国际体育情况；三是要选在职的同志；四是要懂外语，否则无法独立在国际上工作；五是要能掌握政策。请你们抓紧物色培养。”虽然我们当时就提了几个候选人，但直到蒙特卡洛最后表决时也未能实现何振梁同志这一愿望。
海内外一大批企业家对我们的申办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特别是我们体育界的老朋友——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对北京申办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在一线主动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不少领导同志感触地说，有霍家父子相助，犹如我们又增加了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993年9月，当我国赴摩纳哥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的代表团组成后，国家体委国际司参加代表团的人员已到达了15人，另外，外交部除了原派来的人员外又加派了许多骨干、高级翻译，文化部等中央部委和北京市外办也积极派外语好的人员参加了我们的公关联络队伍。
记得当时我接触的做公关联络工作的人员有：
公联组：李国彬、车向东、杨建中、张美芳、江红、费颐祥、常东跃、严建昌、吕圣荣、杨启、于斌、孙小凡、刘文斌、张全力等。
其他工作组的人员有：孙大光、闫仲秋、赵军、张秋平、袁斌、王颖、周源、周建春、文治中、陈援朝等。
为了弥补我团外语力量不足的问题，我们又从各外事口调来陈庆红、赵立平、许晖、吴越、高红等18位各个语种的高级翻译。为了配合相关工作，时任我国驻重点委员所在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如驻法国大使蔡方柏、驻法文化参赞张崇华和驻德文化官员王殿才等都被编到了代表团内。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李贺普同志也是代表团成员。经过北京奥申委紧张的调兵遣将，不但代表团的外语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而且代表团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也配备得较齐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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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申奥百科全书
我们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和“给北京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申办的会徽选择的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天坛祈年殿加上奥运五环和“北京2000”字样的图案。有了好的口号和会徽，还必须配以一部翔实、有说服力又有前瞻性的申办报告。因为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也是我们宣传的需要。虽然我们长期从事体育外事工作的同志都了解，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投票选择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并不完全取决你这个申办城市的书面报告，而是取决于他脑海中的总体印象。但由于当时北京在所有申办城市中的知名度和印象分并不靠前，到过北京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只占当时全体委员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如何让委员们尽快真实地了解中国、了解北京，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除了邀请委员来访可起到“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外，另一条途径就是呈上一本像样的申办报告。所以北京奥申委一成立，就调集各方面的专家投入了我们称之为“第一部申奥百科全书”的申办报告的撰写工作。这部报告既要准确回答国际奥委会提出的23个方面的问题，又要如实反映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情，还要表达出对相关问题承诺的严肃性。因此有的领导称，“这部申办报告实际上是我们新中国43年的国情报告。”
这部“申奥百科全书”共分三卷，长达27万字，用英法文对照写成。第一卷是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我国的国内、国际特征，申办城市北京的介绍，入境及边检手续，气象、环境、安保及医疗健康等主要内容。第二卷是奥林匹克内容，主要包括奥运村、住宿、交通、竞赛日程、场馆、文化活动及青年营、国际奥委会全会及各种仪式等内容。第三卷是技术内容，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电信、数据服务和互联网、财政、市场开发、形象景观、奥林匹克主义、法律和办赛经历等内容。
为了表示对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同志分别签署了支持信。###主席在信中表示：“如能在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举办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亚洲和世界，都是极有意义的。中国人民愿意通过举办迎接21世纪到来的这届奥运会，为人类和平、友谊和进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宗旨——做出自己的贡献。”###总理则在信中庄严承诺：“中国政府和各有关机构及团体，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都将尊重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及其附则，尊重与奥运会有关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规定。我本人愿保证这些规则及规定得到执行。”
最初，参加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城市共有8个，除了北京之外，还有悉尼、柏林、曼彻斯特、伊斯坦布尔、米兰、巴西利亚和塔什干。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1993年2月1日为递交申办报告的最后期限。上述8个城市只有塔什干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提交申办报告，退出竞争，其余7个城市都如期正式递交了申办报告。但在此后不久米兰宣布退出竞争，在最后时刻巴西利亚也退出了竞争；参加决赛的申办城市还剩5个。
1993年上半年，国际奥委会派出了考察团到5个申办城市进行考察，对申办报告中涉及的23个领域进行实地调查。3月初，考察团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考察后直飞北京进行调查，考察团抵京前，奥申委进行了十分充分的准备，相关陈述材料准备得全面而扎实，而且进行了四次演练，接待工作热情而周到。考察团给北京打的印象分相当高。据魏纪中同志向我们说：“尽管考察团提出了许多细节的问题，但对北京的总体印象很好，至少和悉尼打成平手。但在接待工作中暴露出我们内部不少同志对应该了解的情况不清楚的问题，仍然是所谓‘以我为主’的思想在作怪，国际意识较差。”
由于我方申办报告的出色和迎接考察团工作的成功，北京的申办形势也朝有利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外交的先行官
周恩来总理曾把我国的国际体育交往誉之为“我国外交的先行官”。除了1971年由他老人家和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的“乒乓外交”这一典型案例外，1979年我国恢复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开启了我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国际比赛的大门，此后的大规模国际体育交往更验证了周恩来总理对国际体育交往的美誉。
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间，我国的国际体育交往活动大幅增加，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交流达8万多人次。新中国为22个发展中国家援建的体育场馆也达到了42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国际体育交往成了我国外交名副其实的先行官。
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先行官，利用国际比赛、国际体育会议的机会做好国际奥委会委员和有关国际体育组织领导人的工作。
1991年我们正式启动北京申办工作初始，北京奥申委内部的工作方针是“广交朋友，加深了解，多做工作，争取支持”。
1991年在我的工作笔记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大量的人员调整以外，还有几段具体的工作记录都突现出当时申办工作全面展开的态势。
1991年4月16日；奥申委刘文斌同志来电话，询问我有关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赛联主席奥斯瓦尔德和夫人的情况。因我是国际赛联理事、亚洲代表，应当尽力。
7月15日，在先农坛体育场贵宾室召开第15届亚洲自行车锦标赛组委会会议。奥申委秘书长万嗣铨、朱祖朴和张立华同志出席，万向我提出：“在北京办国际比赛，需要奥申委提供什么帮助，请尽管提出，我们是来领受任务的，最好能把国际自联主席请来。”似应研究。
1991年9月，作者（后排中）在埃及世界
潜联大会开幕晚会上与当地演员同台表演
8月15—25日，我作为中国赛协副主席率中国赛艇队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锦赛并出席了国际赛联代表大会。分别向主席奥斯瓦尔德、南美洲代表伊万？迪波斯和阿尼塔？德弗兰茨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了我申办情况。
9月14—20日，赴埃及红海边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参加世界潜水联合会大会，途经开罗，拜会了埃及奥委会秘书长，介绍我申办工作。
10月13日，霍英东约见何振梁、魏纪中同志。霍先生提出愿出高额奖金，奖励在明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取金牌和奖牌的运动员。霍先生指出一个国家运动员成绩的好坏，会影响申办工作的结果。
下午，委办公会，徐寅生发言：决不当头，但要有所作为，提建设性意见。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可安排在申办表决战前于1993年上半年在上海举办。项目不必太多，多请些委员来参观。
北京奥申委的专职工作人员几乎利用了所有在国内外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特别是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体育活动开展申奥工作。我们也动员国家体委系统一切出访团队、会议代表尽可能带上北京申奥的宣传品，利用机会多做申奥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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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1）
1992年是奥运会年，也是冬季、夏季奥运会最后一次在同一年举行。由于我的第一外语是法语，又在法国长期工作过，且在司里的分工包括分管冬季运动项目，所以领导确定由我作为我国参加第16届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的奥林匹克专员或叫奥林匹克联络员。在冬奥会开幕前十天，我只身飞往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法国阿尔贝维尔，提前去安排我国参加冬奥会代表团的证件、食宿、报名注册、交通、票务、安保等一系列事宜。
出行前，何振梁、徐寅生两位副主任分别找我交代了任务。1979年恢复我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合法席位后，我国连续三次派团参加了冬季奥运会（1980美国普拉西德湖，1984南斯拉夫萨拉热窝，1988加拿大加尔卡里），但均与奖牌无缘，最好名次也只是第16名。这次内定指标是要力争升国旗，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同时，由于我的语言之便和在国际上认识朋友较多，要求我借机做好申办工作。何主任还叮嘱我要注意政治问题，包括中国台北奥委会的旗、歌、徽问题。
阿尔贝维尔市是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城市。本届冬奥会是法国第三次在阿尔卑斯山地区举办冬奥会。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沙莫尼举办的，1968年第十届冬奥会在法国格林诺贝尔市举行。第16届冬奥会的举办地阿尔贝维尔离位于法国的欧洲最高峰——白朗峰（4807米）直线距离只有40多公里。这个地区是全世界的滑雪中心。冬季雪上温度常保持在零度左右，气温十分舒适，降雪量最大可达半米。在冬奥会的滑雪项目范围内就拥有62条滑雪索道。我们下榻的冬奥会奥运村布里德雷班是一个只有1300人的小镇，海拔600米。我一抵达这里，就沉浸在这漫天飞舞的大雪里，脚下的积雪已有半米深！
当地奥组委为我们配备了三名懂中文的助理。首先与我接头的小伙子是个福建人，名叫陈涛，是我国地质科学院的一名留法学生，工作很主动，帮我落实了许多问题。本届冬奥会共有14个分项133个小项，分布在10个比赛场地进行。场地之间看似不远，但由于全部是山路兼雪路，车轮要装上防滑链才能走，所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动辄两三个小时。这真应了我们中国那句老话：“看见山，跑半天。”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事，显得工作效率很低。一晃三天，我检查落实我国体育代表团在三个地方的住地和注册事宜后，又去落实了伍绍祖主任、奥申委张百发副主席和何振梁、梁丽娟夫妇在国际奥委会总部饭店及周边饭店的住房问题。他们住的饭店全是四星级饭店，但在海拔2000米的山上，条件已经十分不错了。
关于旗帜问题果然如何振梁同志所料，法方组委会是按巴黎出版的一本所谓旗帜样本手册行事。中国台北代表团使用的是1979年名古屋决议之前的旗帜。我当然不同意，耐心向注册中心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作了解释。他们又找国际奥委会的总干事去核实了此事。在检查运动员报名单时，我又发现对方居然漏输入我11名运动员。后来又在制证升级问题上与法方组委会争执了起来。直到第一批人员抵达奥运村，上述问题还没有解决利索。后来我团主管报名、注册的专家张全胜和王雪涛同志抵达后，才彻底解决了有关问题。
在阿尔贝维尔第16届冬奥会开幕前几天，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行，奥申委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夫妇，奥申委副主席张百发一行以及体育考察团相继抵达法国。
各路人马一抵达驻地，就相继开始了申办和考察工作。伍绍祖主任由魏纪中、宋鲁增和王金榜等同志陪同，马不停蹄地拜会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当地组委会官员，并由我国驻法蔡方柏大使和文化处张崇华参赞等陪同到我们奥运村看望了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员。
何振梁夫妇一抵达国际奥委会委员下榻的饭店就与我联系上了，叮嘱我每天要向他报告一下奥运村的情况。后来由于他的工作太繁忙，也不可能每天听我汇报了，但他还是到村里看望了我们代表团，并和徐寅生团长一起做了动员。他还挤出时间与美籍华人夏元春女士一起请叶乔波、王秀丽等著名速滑运动员共进晚餐，做运动员的思想工作。
由张百发副主席率领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包括副秘书长、公联组长屠铭德、副组长李国宾及外交部的赵力平等同志。张百发同志可能由于水土不服，一到山里肠胃就犯了毛病，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
在开幕式前一天的团长会上，由于团长徐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