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不服，一到山里肠胃就犯了毛病，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
在开幕式前一天的团长会上，由于团长徐寅生同志还在路途中不能与会，我和张全胜代表徐团长与会。按惯例，这天的团长会仍由国际奥委会主持，主持人是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德。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斯米尔诺夫、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主席洛佩斯和本届冬奥会组委会两位主席米歇尔？巴尔涅和世界滑雪冠军基利都出席了团长会。大家提出了不少问题，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后我主动与国际奥委会的几个熟人进行了攀谈。由于组委会主席之一的基利先生将通过本届冬奥会竞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所以，我还特别向他表达了祝贺与期望，祝贺他本届奥运会组织的有特色，期望他早日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他也对我国体育代表团和北京申办工作表示了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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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团长与获首枚银牌（1）
2月8日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开幕式，充分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奇特性和创造力，几乎每一个编排都令人惊叹。徐寅生团长指定我参加代表团入场式，他请译员陪同他上看台观看开幕式。当著名足球明星普拉蒂尼和一个小男孩一起手持火炬，从我们身边跑过共同点燃奥林匹克圣火后，运动场四周骤然冒出一圈几十米高的充气圆柱体，随风摆动。加上灯光效果，十分热闹、新奇、壮观。开幕式在人们的激情顶点戛然结束，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晚上9点我们就随车回到了住所，但唯独不见徐寅生团长回来。一问他的译员才知道，开幕式散场时，由于法国总统密特朗等贵宾离场，把徐团长与副团长、译员等冲散了。丢了团长岂不是笑话！有同志给我宽心说：“没事，再等等警察就会把徐团长送回来。”我立即询问组委会交通部、安保部和村内国家奥委会接待中心等有关单位，均答复没有见到我所描述的徐团长的身影。我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深夜10点仍没有消息，我急忙报了警。我与当地巡警部门交涉后，直到10点半，仍不知团长的去向。我也有点慌神了。当地巡警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是个部长级的人物后，一下又增派了三辆警车在阿尔贝维尔小城挨家饭店、酒吧进行查找。
正在我们焦急等消息之时，值班电话突然响起，张百发副市长从电话另一端告诉我们，徐寅生团长正在他那里吃饭。我们心头一块大石头落地。经过通话了解到，原来开幕式后，徐团长一行被法国总统一行贵宾冲散。他正犹豫时，张百发同志看到了他，就坚持拉他去山上北京奥申委代表团下榻的饭店吃饭。山路难行，当时又没有广泛配备现代化的通信工具，直到徐寅生同志抵达张百发同志住所才和我们联系。一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丢失”事件才告结束。
随着冬奥会竞赛项目的展开，申办工作也逐渐由饭店转向赛场。
2月10日举行女子500米速滑决赛，团部所有人员都出动去助威。徐寅生团长派凌宁同志把考察团的人员也都组织了起来，大家在场地上扯起四面五星红旗。拉拉队一会高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会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为我女运动员加油。叶乔波、薛瑞红等不负众望。在全场的欢呼声中叶乔波滑出了40秒51的优异成绩，为中国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枚银牌。实现了我国冬季项目奖牌零的突破。薛瑞红也滑出了她自己冬奥会上的最好成绩。当时新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托马斯？巴赫先生与他的两位朋友就坐在我身边，他的两位朋友加入了我们的拉拉队，并和大家一起
1992年2月，与徐寅生团长共祝叶乔波获冬奥会
第一枚银牌，实现了中国冬季项目奖牌零的突破
又摇旗，又唱歌。巴赫先生笑着对我说：“没想到中国人也这么开放”！
时隔四天，叶乔波又参加了女子1000米速滑决赛。那天赛前，徐寅生团长召开了全团教练、干部会，他对赛场上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绘声绘色地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如何对待困难与胜利、乐观与悲观、掌声与喝倒彩、情绪与错判、内圈与外圈等讲了许多道理。我当时想，如果不仅是教练和干部，也让运动员直接聆听徐团长的讲话收效就更大了。
叶乔波比赛当天，正好是西方的情人节（2月14日）法国组委会颇有人情味，送给村里的女选手一人一束玫瑰花。我开玩笑地问乔波：“怎么这么早就把晚上决赛的鲜花送来了？”而她心中的目标更高，对我说：“鲜花前三名都有，我要的是奏国歌！”以乔波当时的最好成绩，她与美国选手、上届冬奥会冠军鲍尼？布莱尔还真有一拼，鹿死谁手很难说。比赛当晚，在我们摇旗呐喊声中，乔波滑得十分出色。但鲍尼发挥得同样出色。结果乔波仅以002秒之差再次屈居亚军，她感到很遗憾，惋惜的眼泪挥之不去。国际奥委会何振梁副主席为鲍尼、乔波以及第三名颁发了奖牌。这是中国冬季军团在阿尔贝维尔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银牌。
在另一个有望冲金的项目女子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比赛中，我国年轻但有实力的选手们一路领先，眼看中国在冬季奥运会上第一枚金牌即将诞生时，我队最后一棒运动员张艳梅领先滑到距终点还有最后20米时不慎跌倒，留下了极大的遗憾。我至今对那个场景记忆深刻。但是当时年仅15岁的花样滑冰女运动员陈露在这届冬奥会上初露头角。虽然她的服装、音乐设计都不理想，但是她基本功不错，尽管在规定动作比赛中排在第11位，其创编动作却完成得相当好。最后一组是由规定动作的前6名进行创编动作决赛，小陈露只能和我们一样在旁边观看。大概是由于紧张，前6名几乎没有一名选手不摔跤。美国的前世界冠军摔了一跤还得了第一名，法国的“黑珍珠”博娜丽？苏尔娜居然在现场几千名同胞的喝彩声中连摔五跤，极为失常，而小陈露则被大姐姐们的摔跤表演推上了创编动作的第5名的位子，加上规定动作的分值，陈露最终获得冬奥会女子花样滑冰第6名，这也是中国参加冬奥会以来最好的花样滑冰成绩，开启了中国女花登顶问冠之路。
1992年2月，在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与
花样滑冰运动员陈露（左）和她的教练
我团的第三枚银牌则来自女子短道速滑500米比赛。我国派出李琰、张艳梅和王秀兰三名颇具实力的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有的专家称之为“夺金三保险”。赛前大家一致看好的张艳梅又是一跤把自己跌出了决赛圈，十分可惜。王秀兰则因为在争夺前八名的比赛中被人挤倒而失去决赛权。只有李琰一人十分注意保护自己，连挤带钻顺利闯过三关进入前四名的决赛。在决赛中她敢抢会拼，在起跑落后的情况下，最后一圈居然差点冲金，以004秒一刀之差获银牌。我们全体都起立为她的拼搏精神和优异成绩热烈欢呼。
在我们体育代表团争金夺银拼搏的同时，几个从不同角度做申办工作的代表团人员也充分利用比赛这个大舞台与众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和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接触。我运动员的好成绩也为他们提供了交谈的话题，增强了申办的体育基础。
从水上到冰上（1）
从阿尔贝维尔冬奥会返回北京后，我立即投入到第二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接待准备工作中去了，并两次前往全国6000万残疾人的总部中残联办公楼参加邓朴方主席召开的联席会议。当年3月，我赶往广州参加残运会。由于全国残运会邀请了国际残奥会的领导人和一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来观赛，我作为残运会组委会分管外事接待的副秘书长，自然要早到一些，以配合亲临广州坐镇指挥的中残联邓朴方主席。北京奥申委张百发副主席和万嗣铨秘书长也率团抵穗，利用残运会做有关国际官员的工作。这届残运会在广东省、广州市两级领导的共同努力下，举办得相当成功。我们也与国际残疾人体育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4月初，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联赛主席奥斯瓦尔德先生来京考察2000年奥运会赛艇场地——顺义潮白河向阳闸。奥申委秘书长万嗣铨同志陪同考察，我作为国际赛联理事和亚赛联秘书长也参加了考察工作。奥斯瓦尔德先生对我们拟利用潮白河自然水域作为训练场地，另在边上开辟一人工比赛场地的方案十分赞赏，他认为人工与自然水域相结合，体现了保护环境的现代意识。
1993年5月，陪亚赛联主席、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与国际
赛联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奥斯瓦尔德内部会晤，
作者时任亚赛联秘书长
何振梁主席与奥斯瓦尔德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奥高度评价我申办工作，并从多方面分析了反对派可能采用的手段。
当年另一个重要的申办舞台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383人组成，北京奥申委派出35人代表团，另有技术官员团、记者团、考察团，我国共派出611人赴巴塞罗那参加第25届奥运会。我们国际司也全力以赴，英、西语的骨干力量均派上了用场，全司最终派出四分之一的人员去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四位司领导只留下我一个人“看守内阁”，魏纪中、屠铭德和石天曙同志均去了巴塞罗那的申办和竞赛第一线。正是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16枚金牌，共54枚奖牌，大大突破了代表团行前内部预定的6—10枚金牌的目标，使我代表团的金牌和奖牌数均跃居奥运会排行榜的第四名，在运动成绩方面为北京的申办工作做了良好的铺垫。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借巴塞罗那奥运会这个大舞台积极认真地做了更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
1993年新年伊始，我就投入到参加国际赛艇联合会特别代表团大会的准备工作中。四年一度的特别代表团大会于1月21日至24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本届大会将修改章程，并且要决定我们议了多年的将轻量级赛艇项目列入奥运会事宜。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两次参与我们的代表大会和理事会，我与他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态度很明确，如果将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应将男女轻量级项目一并考虑。
这次特别代表大会会前，我以亚洲赛艇联合会秘书长的身份对亚赛联各会员协会进行了动员。号召各协会务必派代表与会，实在不能与会也要委托投票权。中国赛协则派出秘书长杨和华同志和国际司分管赛艇项目的陈春新同志与我一起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赛联特别代表大会。
我们一抵达会议举办地匈牙利布达佩斯，就根据与会代表的出席情况，与未派代表的亚洲国家驻匈使馆或代表机构进行了联系。我们向他们说，赛艇是身高马大的欧美人占优势的传统项目，要真正发展这个项目，必须考虑和照顾到亚、非、拉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体重较轻、身材较矮小的特点。我们建议在未来的奥运会赛艇比赛中减少公开级项目（男子最佳身高在1米90以上，女子应在1米80以上），增加轻量级项目（男子体重72公斤以下，女子60公斤以下）。本届特别代表大会将对此提案进行表决，因涉及修改章程条款，必须获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因此我们期望亚洲国家积极支持，派代表与会。在大会前召开的理事会上，我与国际赛联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奥斯瓦尔德，执行主任马特？史密斯及南美洲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伊万？迪波斯等共同商议了工作的策略。奥斯瓦尔德主席认为阻力主要来自欧洲，由他和马特去做工作。亚非拉的问题是与会代表太少。四天后表决，尚有时间，他建议由我和迪波斯先生负责分头做工作，发急电，再次要求各协会派代表或委托与会。当夜我和陈春新与迪波斯先生一起起草了给亚、非、拉相关赛协的急电，由国际赛联代为发出。第二天早餐，我会见了从印尼、朝鲜、越南驻匈使馆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表示已收到国内指令，要支持轻量级列入奥运会赛事。
从水上到冰上（2）
午餐时，我作为国际赛联亚洲代表和亚赛联秘书长召集了已抵布达佩斯的亚洲赛协代表的会议，布置了发言顺序和重点。下午大会讨论轻量级问题时我率先发言，全面阐述了将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的重要意义。随后巴基斯坦、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和部分非洲、拉美代表相继发言，形成了良好的氛围。
23日当晚，从迪波斯先生和非洲代表处了解到，明天他们的部分使馆代表将与会。我觉得我们又朝胜利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经过分头统计，奥斯瓦尔德主席告诉我，尽管你们做出了巨大努力，预计表决结果可能还差一两票达不到三分之二票数，希望我再次动员。我也劝他多做欧洲代表的工作，共同努力。中午，我再次召开了亚洲赛协会议，通报了形势并布置表决事宜。下午，中国台北赛协两名代表抵达。为确保提案通过，我请陈春新同志再次与尚无音讯的印度驻匈使馆联系。对方答复：没有国内指示，他们不敢与会。我又急忙与印度国内赛协联系，直到夜里他们也未答复。陈春新当夜一点钟又反复向印度使馆文化处一秘解释原因，对方感到此事政治性不强，允向国内汇报。
24日上午，大会即将表决时，一位身着印度纱丽的女外交官迈着沉稳的步伐翩翩进入会场，吸引了所有会议代表的目光。这是第一次在国际赛联代表大会上出现色彩斑斓的民族服装。我主动上前作了自我介绍，感谢她的与会。但能否通过轻量级提案，我心中仍忐忑不安。
上午11点左右，奥斯瓦尔德主席宣布表决结果，支持81票，反对39票，一票弃权，会议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在未来奥运会赛艇比赛中以三项轻量级项目取代三项公开级项目”的决议案。许多亚、非、拉代表当场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不少代表跑过来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也向印度女代表表示祝贺，认为她的最后一票是关键票。
在这次酝酿表决的过程中，我与国际奥委会在国际赛联理事会的三名委员奥斯瓦尔德、伊万？迪波斯和阿尼塔？德弗兰茨女士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1993年1月，作者（左二）与印度、日本和韩国代表
在布达佩斯国际赛联特别代表大会上
国际赛联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只是轻量级走向奥运会的第一步，下一步则是力争获得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我们一回京立即向国家体委副主任、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和亚赛联主席的何振梁同志作了汇报。
何主席委托我以他的亚赛联主席名义分别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主席沙特里耶委员和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金云龙及奥斯瓦尔德，并动员亚赛联各会员协会通过适当方式向国际奥委会表达支持轻量级列入奥运会的意向。
2月11日，我们收到奥斯瓦尔德主席给何振梁主席的密电，商讨关于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内批准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的工作策略。何振梁主席叮嘱我，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他向我做了具体交代。我即起草了回电，从多方面向奥斯瓦尔德提出了建议。
1993年3月18日，经上述有关人士共同努力，这其中当然不乏萨马兰奇主席的推动，国际奥委会执委终于批准了国际赛联关于将轻量级赛艇列入未来奥运会的决议。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将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