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或是大多数人只听到了“北京”就以为北京赢了而欢呼。好在萨马兰奇主席没有理睬大屏幕中的反应，在感谢完五个申办城市后，接着从西装上边衣袋中掏出了一个尚未打开的信封。他当众慢慢拆开，这时体育馆内寂静无比，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只听萨马兰奇主席宣布：“胜利者是悉尼！”场中央的悉尼代表团一下子跳了起来，其高兴的状态可以想象。与其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的是北京奥申委代表团。我们一下子惊愕得呆住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真的吗？不可能！但看看台上，国际奥委会几位领导人正在向高斯帕表示祝贺。再看看台下，悉尼黄绿军团喜极相拥而泣。我遗憾地拳掌相击，说不出话来。这时，只见身旁我们的少年合唱队的小姑娘们受不了这么突然而深重的打击，由惊愕瞬间转向痛苦的抒发，她们放声大哭。我们大人知道孩子们有权发泄。我们自己心中也很难受，但过了一会儿还是劝她们收起眼泪，要学会面对现实。
当晚，由于近千人同时退场，组委会车辆安排困难。我们乘车回到洛斯大饭店后，我就和体育团的部分同志徒步走回我们下榻的沙滩广场大饭店。天空仍是乌云笼罩，我们边走边歇，边议论边发泄怒气和怨气，这么一公里多的路我们居然走了近一个小时。在饭店一层大厅分别时，我与这批奥运冠军们挥手告别，宽慰他们说：“嘿，振作起来，告别这个黑色星期四，不就是办个奥运会吗？中国这么大，这次办不成，还有下次。”大概他们过去面对挑战、面对胜负输赢的场面太多了，心里承担能力很强，忘了是谁，代表这批奥运金牌选手说：“我们也不信天老这么黑，西方不亮东方亮，我们中国办奥运会只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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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没有投北京的票（1）
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对申办2000年奥运会举办地表决的第二天，我觉得应去看望一下在一线直接做委员工作的我的同事们。于是我先去市中心的大都市广场饭店，见到了坚守在办公室值班的国际司礼宾处长车向东同志，他陪我分别探望了屠铭德、吕圣荣、严建昌、费颐祥、于斌等几位同志。在饭店大厅还与国际足联秘书长布拉特（现为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赛联秘书长鲍特比等一批老朋友见了面，他们均对北京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擦肩而过表示同情，说了些宽慰的话。在大厅我还与即将启程的霍震霆、朱玲玲夫妇道了别。随后，我穿过大赌场广场去国际奥委会委员下榻的巴黎饭店看望何振梁夫妇，前台告诉我，他们已不在饭店，说是去隔壁会场参加全会去了。我心想，何振梁同志的心情肯定不好，因在国际奥委会内，他必须强打精神继续参加一些会议和礼仪活动。晚上我又和许放一起约在洛斯大饭店坚持工作的国际司刘宝利、李毓兴和王殿才等同志去尼斯散了步。
忘了是谁递给我一份国际奥委会蒙古委员马格万先生提供的前一天全会各轮表决票的汇总情况。这应该是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发布的材料，我略加整理下载于此：
北京 悉尼 曼彻斯特 柏林 伊斯坦布尔 出席委员
第一轮 32 30 11 9 7 89
第二轮 37 30 13 9 89
第三轮 40 37 11 88
第四轮 43 45 88
从上表可以看出，前两轮有89名委员参加表决，后两轮只有88名委员参加。那时候，各申办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均有表决权，但每轮表决完并不公布票数，只宣布被淘汰城市名称。第一轮淘汰了伊斯坦布尔，从表中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的7票分流给北京5票，曼彻斯特2票。第二轮淘汰了柏林，柏林的9票主要流向悉尼。第三轮淘汰了曼彻斯特，它的11票主要给了悉尼。每个人都能从表中的票数流向悟出不少东西。
我们在看到这张表后，一致认为，北京所得的43张票中，大多数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委员们的票。一些同志认为，柏林的9票主要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委员的票。这部分票在北京和悉尼之间最终选择了悉尼。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摩纳哥全会前两三年或国家解体或社会改制，不少委员受意识形态影响，而选择了悉尼。第三轮表决后，我们都不会怀疑，曼彻斯特的11票会主要流向悉尼，因为这11票主要是英联邦国家的委员。
北京以两票之差未能获得承办2000千禧之年奥运会的权利，当时许多同志都在问，到底是谁没投北京的票？在我们回到北京后，更有许多关心申办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有朋友在问我，是不是萨马兰奇在关键时候没投中国的票？是不是朝鲜委员？是不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委员？等等，猜测纷纭。
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谁投了北京的票，谁没有投北京的票，因为现场表决是秘密投票，不署名，除非有国际奥委会公布原始档案。对国际奥委会委员个人的投票取向分析，只能建立在长期共事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对我们与委员接触不深或根本未接触的不宜胡乱猜测、轻信流言、妄加评论。
因为社会上猜测和怀疑较多的几个人，如萨马兰奇、朝鲜的金俞顺委员和中国台北的吴经国委员等人又确实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同志（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认为最坚决支持我们申办的委员。他的夫人、人民日报高级驻外记者梁丽娟老师在她的著作《何振梁五环之路》中曾澄清这个问题。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根本不参加投票，就他的本意来说是希望北京能赢。对中国台北委员吴经国先生和朝鲜金俞顺委员，梁丽娟老师在书中写道：“中国台北的吴经国先生与何振梁有多次接触。这时澳大利亚也积极争取吴经国，甚至以要求吴经国支持为条件来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商谈我国台湾地区的航班直飞澳大利亚问题。据吴经国事后告诉何振梁，去摩纳哥前，他的父母交代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在投票时，与坐在相邻的哥伦比亚委员门多萨相互展示自己纸条上写的‘北京’。后来我国台湾地区当局确实派人传话，要他不要支持北京，他没有那样做。会后台湾有人说吴经国没有投北京的票，从他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处境出发的，他未否认或证实，而是强调投票是秘密的。他对何振梁说，如果有一天国际奥委会的档案公开，可以证明自己是投了北京的票。在北京下次申办时，他将不顾其他，在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支持北京。”后来，在北京第二次申办时，吴经国先生果然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公开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并多方帮助我们做工作，封堵住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流言蜚语。
对朝鲜金俞顺委员，何振梁同志认为：“本来他已经离开体育岗位，不再担任本国奥委会主席而出任朝鲜驻罗马尼亚大使，一般已不参加奥林匹克的活动。但是为了支持北京申办，他的国家支持他去摩纳哥投北京的票。”直到2006年11月；早已离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岗位的伍绍祖同志面对此问题不得不再次通过中央电视台站出来说明：“朝鲜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金俞顺同志曾经是金日成主席的警卫员，我与他私交很好，我了解他，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肯定投了我们的票。”伍绍祖、何振梁这些体育界的老领导、奥林匹克专家与相关委员十分熟识，他们或长年共事或交往甚密，相互了解。他们通过媒体和书刊的澄清，应是可信的。
至于说，人们的期望值与表决结果的反差之大令人难以接受，应归结于宣传的影响和我们的期望值过高。因为不管是我们代表团在一线做委员工作的同志们，还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同志都认为北京和悉尼是伯仲难分，旗鼓相当，胜负在一两票之间。但是当时宣传掌控不当，媒体对内炒作过热。一位领导批评说：“外宣找不到切入点，跟不上去。内宣一直过热，冷不下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志在必胜、战则必胜”只能赢不能输的局面。造成了过高的期望值和错误的心理导向。以至于一旦申办不成，就下不来台，绕不过弯来。我们的许多同志就要找外部原因，而不是寻找我们综合实力的差距和工作中的不足。
北京是否申办2004年奥运会（1）
9月24日，即国际奥委会蒙特卡洛全会表决的第二天上午，代表团团部在摩纳哥召开了内部总结会。有关领导发言后，李岚清副总理对“101战役”的结果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这次我们能得到43票，虽然以两票之差失去了承办奥运会的机会，但这已经反映出了中国的影响。通过这次申办，我们也看到了不足，经济实力还差，文明素质也有差距。”李岚清同志从综合实力的差距上点出了未能申办成功的症结，并暗喻我们工作中的不足。由于李岚清同志要于27日赴韩国访问，当天下午先行飞回了北京。
1993年9月，作者与奥运金牌运动员李小双、
伏明霞、陆莉和李宁（自左至右）告别摩纳哥
2003年9月25日，算是正式结束了在摩纳哥的申办工作，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蒙特卡洛，赶赴法国尼斯乘包机回国。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国家体委党组就召开了部分同志参加的申办工作总结会，在京国家体委领导伍绍祖、袁伟民、徐寅生和刘吉同志与会，当天刚刚赶回北京的何振梁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有关司长魏纪中、吴重远、易厚高、刘兴同志和参加101全会的楼大鹏、王正夫、许放、我及车向东同志均列席了会议。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会议，大家从国际大环境到申办的工作策略对申办工作进行了分析、研究和总结，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对群众提出的许多问题，如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搞申办值不值？国际奥委会是否值得信赖？是否要争一口气，以后不再求人？要不要继续申办2004年奥运会？等等，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申办不成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没有达到申办必成的高度。二是国际政治大气候恶劣，西方不愿中国发展。有的同志补充说，除了大环境和综合实力之外，还有个申办准备时间较仓促问题，有个申办经验不足的问题，尽管同志们的工作很努力，但内部存在不协调。有的同志认为，申办工作暴露出的最大的缺点是舆论上缺乏一个让别人听到我们声音的途径，整体舆论与中国敌对。有的同志分析说，总体上这是一场不公平竞争，但历来的公平是相对而言，在现代社会，实力是公平的砝码，只有中国不断发展综合实力，世界才会更公平地对待中国。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了才会拥有最深厚的申办基础，时间是在中国一边。
伍绍祖同志在归纳同志们发言的基础上提出了总结的要点，他认为：这次申办工作，一是宣传了中国，二是了解了世界，三是凝聚了人心，四是促进了工作，五是锻炼了队伍。他分别举例论证了以上各点。对下一步工作，他特别强调，对外、对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育界的朋友们要继续做工作。对真朋友要真诚相待。对坏朋友，说假话的也要争取，哪怕最后让他们做到中立也行，不能有他想。“中国特色”不与国际接轨问题，要慢慢来，有个更好的相互适应的问题。
对是否继续申办2004年奥运会问题，同志们从国际环境和继续申办的可行性等多方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何振梁同志向会议介绍了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希望中国继续申办2004年奥运会的建议。并具体分析了继续申办的条件，提出了许多有待改进的方面。伍绍祖同志也就是否继续申办2004年奥运会发表了个人意见，他认为应取积极态度给予认真研究。他认为申办有好处，可以利用现在打下的这个良好基础。他说：“澳大利亚是连续三次申办才成功的。但如提出申办2004年奥运会，在做法上要有所改进，不能大轰大翁，要扎扎实实地搞。”
在“十一”国庆时，伍绍祖主任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这次申办奥运会的情况。邓小平同志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以后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什么许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在一周后（10月8日）的全委人员大会上，伍绍祖同志就申办工作做了发言。他指出在选择1996年奥运会的举办地时，国际奥委会屈从于经济上的压力，选择了亚特兰大，而没有选择雅典，让奥运会“回家”。在选择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地时，国际奥委会又屈从于政治压力，选择了悉尼，而没有选择北京，让跨世纪的奥运会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举办。他们做出了两次错误的选择。他说，我们在这次申办工作中悟出了几个方面的道理：一是对西方要有清醒的认识。二是对待国际上的承诺，不要轻信。三是深刻体会到亚非拉是基础。四是我国人民通过申办更加成熟了。五是最根本的任务是把我们的综合国力搞上去。
1993年10月28日，何振梁副主任召集我们国际司领导和原奥申委公联组的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对蒙特卡洛投票结果进行了分析。关于是否继续申办2004年奥运会一事，他传达了###总书记的一段话：“反正申办过去了，较量过了。2004年不再说了。团结起来，把经济搞上去。”
通过第一次申办，从百姓到国家领导人都意识到了，我国的实力，包括文明素质等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还不够强。我们在国际体育战线工作的同志们，特别是直接在申办一线参加工作的同志们也深感我们的工作水平、工作策略等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确信，给我们时间，我们会做得更好！我们可爱的祖国和美丽的北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可爱和美丽，世界承认中国和北京有能力办好奥运会的日子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