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奥纪实- 第3部分

震荡前进的两年（1）
如果说1975年恢复我国席位的第一次冲击的近期目标是为了参加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21届奥运会的话，那么自1978年后半年开始的第二次冲击，我们的近期目标则是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尽管最后我们没有派体育代表团去莫斯科，那是后话。
　　在两轮冲击之间，特别是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也影响到我们为恢复我国合法席位而开展的工作。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
　　——1976年上半年，“四人帮”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凶猛。
　　——1976年4月初，人民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四人帮”伺机把邓小平同志整下台。
　　——1976年7月28日，我国河北唐山地区发生震惊中外的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
　　——1976年10月9日，中央一举打倒了“四人帮”。
　　我作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大多数体育外事工作者一样，在心理上经受了失去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总理的悲痛，也压抑着对“四人帮”再次打倒邓小平的愤怒，更享受了打倒“四人帮”的欢乐。也是在这一年，我的家庭遭受到重创。在军队医院当医生的大妹妹不幸在唐山大地震救灾中牺牲，父母因悲伤过度均引发了心脏病而住进医院。天灾国难和家庭不幸更加磨炼了我。
　　1976年3月30日，经请示当时司里的几位老领导，我作为国际司年轻的支部委员组织国际司70多名共产党员集体去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以悼念周总理。当时纪念碑前已有40多个花圈。没想到“4？5”###后，这次活动竟成为“罪证”，连同我传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一起遭到了清查。甚至差点不让我作为法语同声传译人员参加5月份在朝鲜平壤举行的亚乒联盟会议和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幸亏分管外事的委领导路金栋副主任和宋中、何振梁同志据理力争，才放我去了平壤。
　　1977年2月，应国家体委广大干部的要求，中央再次调王猛同志和于步血、陈培民同志重返体委领导岗位。一直到1978年5月，这可以说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肃清极“左”流毒的一年。
　　王猛等同志到任后，大刀阔斧地从思想上到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和极“左”思想的影响。1977年5月14日，国际司“揭批查”领导小组成立，朱仄同志为组长，李甦光同志为副组长，成员有赵启鑫、张全德和我。何振梁同志被调到委里参与“揭批查”工作。“揭批查”工作是当时司里的重点工作。在半年紧锣密鼓、认真谨慎的“揭批查”工作后，路金栋副主任来司里传达了委办公会10月5日的决定：撤销国际司“揭批查”小组，成立国际司临时领导小组，朱仄任组长，宋中、李甦光任副组长，成员有何振梁、赵启鑫、张全德和我。
　　1978年5月初，于步血、徐寅生等委领导召集国际司领导小组开会。宣布了党组决定：由国家体委副主任路金栋同志兼任国际司第一把手，朱仄同志主持国际司常务工作，宋中、何振梁、李甦光、王文忠、张千、赵启鑫分管司里相关工作。张全德和我被解放出来，重回处里搞业务。国际司的“揭批查”工作基本结束。
　　1978年5月以后，国际司关于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合法席位的工作又被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并在思路和举措上开始新的探索。具体分管国际组织工作的司领导是宋中、何振梁同志。
　　由于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对“四人帮”的“揭批查”工作中，所以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进展迟缓。尽管如此，我还是抽时间参与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业务工作。如1976年我在赴法国奥尔良参加第三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期间，与国际游联领导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使他们了解了我方的原则立场。在此期间我还陪同路金栋副主任等领导会见了伊朗、突尼斯、乍得、越南、老挝、柬埔寨等驻华大使或参赞，通过他们做本国国际奥委会委员或体育领导人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9月我方首次接待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爱尔兰人基拉宁勋爵。基拉宁当时63岁，满头白发，性格为人与前任主席截然不同。由于他中学时在英国伊顿公学就读，尔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文学，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民主作风在他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他从21岁开始当记者，曾于抗日战争初期来中国采访，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1939年回到英国后就参加了英军担任指挥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曾在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银行工作，同时，他还致力于文艺创作，成功导演了多部电影，撰写了许多著作。基拉宁先生酷爱体育运动，年轻时曾是马术、赛艇和拳击好手。1972年他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曾表示，如果他当选，将在他任期内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为此，他一直就此问题不断同各方面进行协商。

震荡前进的两年（2）
在他当选主席后的第二年，即1973年的全非运动会开幕式上，我国体总秘书长宋中同志和何振梁同志曾与之会面，了解了他愿与我方洽谈的意向。后来，围绕邀不邀请基拉宁主席访华事宜在我委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至邓小平同志都不得不表态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邀请来吧。来过一次北京就不同了，他态度不好也没关系。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基拉宁终未能如期访华。
　　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9月，基拉宁主席由当时的日本国际奥委会委员清川正二先生陪同来我国访问，这应该说是我们体育外交战线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一个成果。当时，我们的接待方针是“对解决我代表权问题，如提出，可交换意见，但不急于求成”。委领导由路金栋副主任出面主谈，国际司领导宋中、何振梁等同志参加了接待与谈判工作。基拉宁主席等在会谈中提出如下设想，对我们打开思路很有益处：
　　一是提出让台湾方面改名为“台湾奥委会”的建议；
　　二是要求我体总修改章程使之符合国际奥委会的规定；
　　三是建议我们与台湾方面谈一谈。
　　这些建议现在看来是很实际的，但当时我们的工作思路仍停留在“纳我驱蒋”上，所以双方只是各抒己见。由于这是基拉宁主席第一次访华，第一次与我方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彻底了解了我方在代表权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所以国际奥委会方面认为这次会谈是建设性的，访问是有益的。我方也从会谈中了解了基拉宁主席等代表的大多数西方委员的主流观点。我们在工作思路上增加了新的内涵。
　　1985年7月，作者与国际足联阿维兰热主席
　　另一件必须提到的事情是，1978年5月国际足联执委会在阿维兰热主席的主导下作出了要所谓“中华民国足协”必须改名、恢复我足协席位的决定。并在这一年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批准。阿维兰热先生兑现了他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的一大承诺。可以说国际足联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解决中国席位的问题上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做法，即恢复中国足协的合法席位，同时让我台湾改以地区名义留在国际足联内的做法使许多尚未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国际体育组织，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在当时国际足联解决我国席位的这一做法显得十分超前，我们的整体思维与之还有一定差距。也正是国际足联的这一新做法给我们恢复席位的工作带来了新思维。后来，在1985年阿维兰热主席访华、参加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锦赛时，专门送给我一本国际足联成立80周年的大型纪念册。他高兴地在画册扉页上给我写了祝愿的话，并翻到书的第28页，指给我看书上的一段话：“阿维兰热博士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后，实现了他的各项承诺，在没有损害会址设在台湾的足球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足球大家庭。这是国际足联主席独开先河的行动，并得到了1978年代表大会的批准。这一决定得到了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效仿。”阿维兰热先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在我们后来两次申办奥运会的活动中得到了更加生动的体现。
　　还有一件必须提及的大事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7月复出。当年7月16日到31日，我们在京举办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我作为大会法文翻译参加，除了在团长会、技术会议、宴请、开闭幕等场合作翻译外，我主要陪同扎伊尔团长。7月30日，邓小平同志与李先念、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被“打倒”后首次露面，受到全场八万观众发自内心的热烈鼓掌欢迎。在仪式前，邓小平同志在休息大厅会见了各国足球代表团团长和部分驻华使节，当我们一一与小平同志握手时，我近距离目睹了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心中十分激动。我感到中国发展有望，预感到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也会有明显进展。
　　在打倒“四人帮”后的头两年里，我还曾陪同国际司另一位资深副司长周正同志赴喀麦隆访问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秘书长冈加先生（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刚果驻华大使），共商恢复我国席位事宜。我还分别出席了国际赛艇、国际击剑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大会，并相继做这些已恢复我国席位的组织中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为将来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我国席位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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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模式”逐渐形成（1）
作者与（左）都浩然（中）、孔庆文同志
　　在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委会上
　　1978年国际司新领导班子调整后，当年7月国家体委任命我到综合国际体育组织处担任副处长，与另一位副处长刘国常同志一起协助从外交部调来的袁载钧同志一道工作。从此，我更加专注地投入到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合法席位的工作中。
　　在此期间，我还参与了在已恢复我国席位的国际组织中扩大我方发言权的工作。我曾陪同排球界老前辈张之槐、马启伟同志参加国际排联大会，帮他们分别成功竞选为国际排联理事和规则委员会委员。陪同柏平同志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联大会，协助他当选为执行委员。
　　1978年5月和1979年5月我两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委会议，与刘觉俦、孔庆文一起配合何振梁、都浩然同志的工作，并协助都浩然同志成功当选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委会副主席。在此期间我还赴西班牙做了足球、射击、射箭等运动协会的工作，为最终解决我国参加奥运会问题铺路。
　　当时我们投入精力进行研究的最大热点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台湾问题。由于台湾问题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国际体育界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大会小会我们不知讨论了多少次，有时还把外交部等有关部委分管国际组织台湾问题的专家请来，或我们登门拜访，与他们一起讨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模式。尽管各部委从不同的工作角度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但我们总是感觉我们某些分管外事部门的主张同国际体育界的主流思维与建议无法对接，我们的政策和国际体育界的现实之间的缝隙无法弥合。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执行中央对台工作政策的灵活性与国际体育界大多数人主张欢迎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但不愿看到台湾被驱逐出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寻找一种解决办法既能恢复我国作为主权国家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又不排除我国台湾地区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权利，成了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思索、热议的唯一话题。
　　在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决议即“奥运模式”正式产生之前，当时国际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对改变我们的思维轨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79年元旦这一天，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提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早日实现“三通”与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我们所有长期从事恢复我国席位工作的同志们听到叶帅代表中央发表的《告台湾###》后，都十分兴奋，备受鼓舞，国际司内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因为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中央对台方针的重大调整和发展。《告台湾###》为我们解决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台湾问题指出了新的思维方向，开辟了新的工作舞台。
　　为了集思广益，虽然当时我们做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同志们已经分成综合国际组织处和单项国际组织处，但许多重大问题都是两个处一起议，对待国际奥委会的问题更是如此。司里几位外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如张千、魏纪中、楼大鹏、王正夫等同志多次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
　　我们的内部讨论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达到了高峰期。在叶帅元旦《告台湾###》发表4天前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我记录了与会同志们的如下几段发言：
　　“广交朋友、建立友谊，让朋友了解我们的想法和问题，要激发他们的正义感，而不是企图把他们都促成‘左’派。”
　　“与这些人谈话必须注意首先是尊重和平等，不能教训人家，欲速则不达，有时会适得其反。”
　　“以什么形式恢复我权利？我方可以灵活到什么程度？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在动什么脑子？他们的主体想法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寻求一条既不开除台湾又让我们进入的途径”。
　　“‘驱蒋’的提法不是上策，总目标是我进台留，一个中央加一个地方，加速统一的步伐。”
　　“指导思想要转变，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再是‘驱蒋’，而是‘留蒋’、改名。要力争实质上解决台湾问题。台湾体育组织的名称，不能让对方不能接受，我看可以用中国台湾省奥委会或中国台湾奥委会。”　。。

“奥运模式”逐渐形成（2）
由于是内部讨论，大家思想解放，各抒己见，发表的观点未必都可行。但却反映出在《告台湾###》发表之前，我们分管国际体育组织、恢复我国席位工作的同志们的认识已经有较大转变，处理台湾问题有了较大的灵活性，对理解和贯彻《告台湾###》的宗旨精神有了较好的思想基础。所以，1979年元旦《告台湾###》一发表，我们为恢复我国合法席位而工作的核心团队，无不认为《告台湾###》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立即就循着这一声明的主旨精神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外交成果往往是求同存异、双方妥协的产物。非政府外交也是如此。由于中美建交，由于苏联十分渴望成功举办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所以当时“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也多少受到这些外交和体育事件的影响。
　　关于中美建交的影响，基拉宁主席很快发表了谈话，他说：“这个决定显然会使处于奥林匹克运动领导位置的一些人改变想法。”“在现阶段，我只能说，各种方案均要予以考虑，但是最终决定要由全体委员会议作出。”
　　在王猛主任、陈培民副主任于1978年12月访问墨西哥时，墨体委主任向他们转达了苏联体育部长的口信：苏十分希望中国能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如中方在1979年再次提出恢复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