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皆�1979年再次提出恢复席位问题，苏方已决定给予完全支持。
莫斯科奥运会组委会两位副主席分别在泰国曼谷和捷克布拉格作出了类似的表示：“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如果准许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接纳她加入国际奥委会，我们将非常高兴在莫斯科接待中国的代表团。”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认识也在变，西方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对中国的认识也在变。双方的变化使尽快解决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问题成为了可能。
在元旦《告台湾###》发表前两周，为了进一步了解国际奥委会领导层的态度，并促使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能早日推出合理的决议案，我在西班牙、法国执行完任务后，专门在巴黎与何振梁同志会合并一起赴瑞士，拜访了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维迪堡，与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贝丽乌夫人进行了长谈。贝丽乌夫人是法国人。她睿智、干练又富有工作激情，对整个国际奥委会行政机构的运作把控严谨。基拉宁主席很尊重她的意见。她认真听取了何振梁同志介绍我方的观点，并表示将如实地向基拉宁勋爵转达。她个人认为1979年内有几次重要会议，希望我方重点做好相关委员的工作。
根据《告台湾###》的新精神，我们在内部讨论中又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应该说在新的认识上又有了较大的突破。为了争取国际奥委会更多的支持，在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基础上，我们又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奥委会，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1979年1月，作者（右）与宋中秘书长（中）、
屠铭德同志赴洛桑
1979年1月24日至2月9日，我和屠铭德同志陪同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同志赴法国、瑞士，做相关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并在洛桑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会外工作。在洛桑，宋中同志向基拉宁主席等介绍了我们的一些新想法和建议。尽管我们的想法与国际奥委会主要领导人的想法还有不少差异，但基拉宁主席似乎仍十分感兴趣。他明确向我们表示，很高兴知道我们的一些新想法，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也希望我们积极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的工作，但仍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最后要由全体委员作决定。我们抵达洛桑的第一天，就先行会晤了苏联委员——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三副主席的斯米尔诺夫先生，证实了由于来年举办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的需要，他的态度已完全转变，将积极支持恢复我国席位。
1979年2月17日，我国相关部门根据《告台湾###》的精神提出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具体规定。在策略问题上呈现出巨大的灵活性，为我们这些在一线为恢复我国席位而努力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工作空间。这一得到中央批准的文件明确提出：“凡按有关国际组织或会议章程规定，一国除全国性机构外，还可有其他非全国性的机构参加者……我可允许台湾的有关非政府机构作为非全国性机构参加，其机构名称必须用‘中国台湾××××机构。’同期，中央也批准了我们起草并与有关部委会签的‘关于争取国际奥委会解决我代表权问题的方案的请示’及‘补充请示’”，请示中明确了“必要时可以提出台湾可用‘中国台湾奥委会’名称（即不坚持用中国奥委会台湾分会）”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名称不得冠以“中华民国”的字样，等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奥运模式”逐渐形成（3）
1979年3月，在王猛主任和于步血、路金栋副主任多次听取我们的汇报后，决定兵分三路，与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和有关朋友交流我们的新精神、新想法。
1979年3月，作者（右）与楼大鹏（左）、赵启鑫同志在瑞士
我们这一路由主管国际司组织工作的司领导宋中、何振梁带队，我和楼大鹏同志陪同，可能还有另一位成员。我们的任务是先参加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并作陈述，然后再赴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地亚出席国际奥委会第81次全会。出于工作策略的考虑，在1979年3月的洛桑执委会上没有作出关于我国席位问题的最后决定，执委会只是建议由国际奥委会出面安排我们与台湾方面进行会晤，解决海峡两岸自己内部的问题。后来，虽然我方同意晤谈，但台湾方面却拒绝了国际奥委会的建议。
1979年4月初，国际奥委会第81次全会在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地亚举行，王亦洲同志替换我，与楼大鹏同志一起陪宋中、何振梁同志与会。后来，梁丽娟老师曾在她所著的《何振梁与奥林匹克》一书中以“舌战群儒”为小标题详细描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本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全会前已通过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决议，但由于台湾方面的逆向工作，使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了亲台委员们的修正案，企图造成“###”。
尔后，宋中等同志又于1979年6月赴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大会联席会议期间开展会外工作。台湾方面也同期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会外工作。但基拉宁主席通过与台湾方面的接触更加坚定了他要尽早解决中国代表权的决心。在这次执委会上成立了由当时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突尼斯部长后来曾担任突尼斯总理的姆扎里为组长，与我方友好的罗马尼亚执委西贝尔科和亲台执委、新西兰的克劳斯为组员的三人小组，委托该小组起草关于恢复我国代表权的决议草案。基拉宁主席是在经过慎重考虑和选择、充分照顾到代表性才建议执委会通过了这个组成。该组成对我方十分有利。国际奥委会在讨论由西贝尔科执笔起草的决议草案时，受到了克劳斯的非议。执委会决定进一步了解各方意见，将表决推迟到当年10月的名古屋执委会会议进行，然后再由全体委员通过表决方式予以批准。
决议草案主要内容是：一、确认以中国奥委会的名称承认会址设在北京的奥委会。二、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继续承认会址设在台北的奥委会，条件是后者的歌曲和旗帜必须有别于目前为止所使用的“中华民国”的歌曲和旗帜。
在决议草案的起草进程中曾征求海峡两岸代表团的意见。但由于三人起草小组同意支持我方的力量占优，特别是执委会中正义力量呈强势，所以决议草案基本反映了我方的观点，也充分照顾到了台湾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应享受的权利。但台方认为，“这个建议草案矮化了台湾”，“完全改变了蒙特维地亚全会的决议，是不能接受的”，等等。
我们在认真研究了当时形势后，于1979年7月下旬正式答复国际奥委会，同意该决议草案。因为这一草案，实质性地确定了中国奥委会作为全国性奥委会的地位，而台湾方面则必须以中国的一个地区使用“中国台北”，不能再使用所谓“中华民国”的旗帜和歌曲。但是，当国际奥委会要求“海峡两岸”均要对此决议草案表明态度时，台湾方面立即表示了“坚决反对”，并发动亲台委员围攻基拉宁主席。台湾方面的做法激怒了基拉宁勋爵，反而促使他下决心要在当年10月名古屋执委会上解决问题。
决战名古屋（1）
1979年10月23日至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我国席位的决议案。为了开展会前工作，由秘书长宋中率领由我和屠铭德、蔡季舟同志为团员的中国奥委会代表团于10月19日启程赴名古屋。我和屠铭德、蔡季舟同志除了分别担任法、英、日语翻译外，还作了详细分工。
我们搭乘的中国民航飞机经上海一路东行，倒还顺利。但我们快抵达东京时，飞机突然振动，猛起猛落。机上100多人大多数是美国的老年乘客，不少人惊叫，还有人在念念有词，不停在胸前画十字，脸色苍白。我下意识地望着窗外，大风夹着雨点敲打着机窗。直到临近着陆，飞机仍然东摇西摆，跌跌撞撞。不少人呕吐了起来。当飞机贴近跑道时，几乎所有人都把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只听见“轰、轰、轰”三声起落架撞地的巨响，飞机硬是来了个“三级跳”。先是飞机的左前轮单独着地，接着是右前轮单独着地，最后是三个轮子都着了地，滑行起来。机舱里顿时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不少人耸肩膀、摇头，又笑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我们是赶在1979年第20号台风在东京登陆过后抵达东京机场的。本来日方是坚决不同意降落，经中方地面站和机长多次交涉，日方才勉强同意着陆。好在该机飞行员是101期的高手，技术好，我们算是平安着陆。但由于台风影响，飞机舱门不敢打开，怕飞机被大风兜翻。所以飞机在机场被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避风处让我们下机。这次出师算是有惊无险。
后来听说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贝丽乌夫人也乘另一架飞机与我们同时抵达东京，但由于降落风险大，而不得不改降在附近风小的机场。
从下机开始，宋中秘书长就成了几十家日本媒体追逐的中心人物。日本奥委会的清川正二、村冈久平，日本体协的伊藤公、森本哲夫和名古屋市代表等二十多人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才避开了媒体的围追堵截。
当晚我们在东京下榻新大谷饭店，晚9—11点我们出席了国际奥委会日本委员竹田恒德亲王的宴请并了解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的一些情况。
从1979年10月20日起到29日返京，日本朋友的热情加上我们做工作的需要，每天包括早餐在内的一日三餐，几乎顿顿是公关应酬。再加上我驻日外交人员和华侨华人的好客，使我们有点应酬不暇。
以下是我们10月20一天的日程安排，由此可见一斑。
8：00团内4人研究工作并进早餐。
9：00公使吴曙东夫妇看望宋中秘书长。
10：00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清川正二与我们交流情况。
12：00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白土吾夫会长宴请。
14：00宋中举行记者招待会（10个通讯社30名左右记者）
16：00宋中分别接受共同社宫川毅、路透社电话采访。
17：00会见日本登山协会负责人等。
18：00会见日本体协饭前先生、会见日本奥委会主席柴田先生等。
晚上（时间待定）参加日体协和日奥委会宴请。竹田亲王、我使馆人员参加。
22：00内部研究工作会。
1979年10月21日是星期日，我们一大早离开东京乘###赶往名古屋市。在名古屋火车站受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后藤钾二一家和爱知工业大学几百名学生的夹道欢迎，我们感受到了后藤一家和当地日本青年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一抵达名古屋，草草用了午餐，宋中秘书长就带我们一行去了记者招待会现场。当时国内有关方面对记者招待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少人唯恐言多易失，犯政治错误。而宋中秘书长却有不同的看法，谈到言多易失时他总是拖着他那浓重的山东口音说“跟记者还是要说，我们不宣传，人家怎么了解我们。不能怕说错了就不开口，那是因噎废食。要学会跟记者交朋友。”现场大多数记者都是日本人，新华社也有两名记者出席。宋中秘书长介绍了我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记者们随后发问。问题的重心还是围绕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能否保证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等，没有太刁钻的问题。
在名古屋市，我们和国际奥委会的代表们均下榻名古屋城堡饭店。饭店位于名古屋城堡的西侧，风景十分优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员均住在九层，我们在六层，台湾同胞代表在四层。这是日本东道主的精心安排，避免我们住同一层造成的“不便”。因为当时台湾方面宣传我们仍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决战名古屋（2）
1979年10月，中国奥委会代表团拜访日本友人后藤淳家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我们随宋中秘书长去拜访后藤钾二先生家，看望了后藤钾二先生的夫人及全家。宋中秘书长和后藤钾二老先生均是中日乒乓球交往的推动者，也是1971年在名古屋世乒赛期间开始的中美乒乓外交的见证人。他们曾结下深厚友谊。可惜后藤钾二老先生当时已仙逝，未能与我们分享恢复我席位的欢乐。宋中秘书长把在国内请我国著名画家、书法家、苏州费新我老先生创作的字画“子孙百代，友谊恒长”送给了老夫人。以表达对后藤钾二家人的敬意。我们在日本，特别是在名古屋逗留期间，得到了后藤一家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们的代表小佃佑右先生从我们一踏上日本国土就与我们形影不离，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帮助，一直到把我们送上返国的飞机，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一抵达名古屋市，我就与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贝丽乌夫人建立了“热线联系”，先是了解执委们的抵达情况。当时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组成除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爱尔兰）之外，我记得的还有萨马兰奇（西班牙）、姆扎里（突尼斯）、博蒙（法国）、斯米尔诺夫（苏联）、清川正二（日本）、沃拉尔（加拿大）、西贝尔科（罗马尼亚）、克劳斯（新西兰）和吉朗杜（象牙海岸）（现中文译名为科特迪瓦）等。到1979年10月21日晚，知道支持我方立场的姆扎里和法国的博蒙伯爵均因国内事务缠身而不能前来与会。我受命于当日夜12点与北京通了电话，告知国内二人缺席情况，请国内与他们联系，希望他们将自己支持恢复我国席位的立场迅速告知在名古屋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
当晚，我们的台湾朋友也没有闲着。他们的代表分两批抵达名古屋。第一批由丁善理先生、徐享先生带队，早于我们抵达名古屋。但据日本朋友说，他们活动并不多。第二批由时任台湾奥委会顾问、台北清华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沈君山先生带队，1979年10月21日晚才抵达名古屋。与沈先生同来的成员是杨传广、纪政等大名鼎鼎的奥运奖牌选手，还有专程从东京赶来的辜宽敏为他们当日语翻译。沈先生一行一到名古屋，就立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由纪政女士唱主角。她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应该让讲英语的记者感到满意。我国新华社记者刘文玉和小张也前往参加。我在会间曾进去坐了一会儿，看了看会场反应，由于在座的大部分是当地记者，能真听懂英语的似乎并不多，主要听辜宽敏的翻译。我回来向宋中秘书长介绍了台方记者招待会情况。
当夜，宋中秘书长又召集我们一行四人研究了工作，听日本朋友通报了情况，约定了第二天的工作日程，直到夜里两点才得以休息。
1979年10月22日是星期一，早餐时我再度与贝丽乌夫人确认会见时间。直到近11点她才抽时间与宋中秘书长晤谈，我和屠铭德一起参加。贝夫人表达的观点十分明确，宋中感到很满意。因为她向我们转达的基拉宁主席的观点和决议草案的基本内容，符合国内批准的精神。同时她还告诉我们，突尼斯的姆扎里先生发来了传真，旗帜鲜明地支持执委会的会议内容。但法国的博蒙先生却未回复。
中午12点30分，我们又按事前的约定去拜访了当时唯一一名来自黑非洲的执委、象牙海岸的吉朗杜先生。虽然当时我国与象牙海岸尚无正式外交关系，但吉朗杜先生却很有正义感。由于他是位大使级高级外交官，讲话很有条理，也十分礼貌。他明确向我们表示：“支持恢复八亿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