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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忙坏了蔡季舟同志。我们陪宋中秘书长先后拜访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他又要联络日方各界又要当翻译，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名古屋市与南京市是姊妹城市，又由于1971年的中美“乒乓外交”始于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再加上对华友好的后藤钾二、石腾淳一家在当地的巨大影响，这些都为我们在名古屋开展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特别是日本体育界和日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都看到了台湾问题的实质，希望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能创造出一个让台湾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能参加奥运会的新模式来。 。 想看书来
决战名古屋（3）
晚上，台湾方面丁善理先生正式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但没有太多的新内容。倒是日本朋友传来了杨传广先生的岳父希望回大陆看看的话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杨传广是第一个在奥运会（1960，罗马）获得奖牌（银牌）的中国人，1954年第一届亚运会的男子十项全能冠军，被誉为“亚洲铁人”。如我们能为加强两岸体育界的交流做些工作，何乐而不为？
日本朋友的盛情实在难以推卸，晚上应朝日新闻电视台专务董事三浦先生之邀去吃日餐，自然又互通了些信息。宋中秘书长十分重视做新闻媒体的工作，在日本期间他几乎没有一天不见记者和电视媒体的。正是由于他对媒体的积极态度，那几天，日本的电视台和报纸一直在播放和刊载我们活动的消息，而且态度都比较积极正面。可以说，日本当地的媒体在为恢复我国奥运会席位鸣锣开道。
我们深知，不管各界舆论多么热闹，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国际奥委会。1979年10月23日星期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开会。在当天的会议前后，宋中秘书长分别会见了萨马兰奇和西贝尔科先生。他们两人均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新情况，并分析了通过执委会决议的可能性。其实，在前一天晚上，西贝尔科先生就与宋中谈了很多话题，当时由于我要整理台方22日记者招待会的情况而未能参加谈话。后来据宋中同志告知，西向我方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我从贝丽乌夫人处了解到，执委会24日下午才讨论中国问题。我们四人未雨绸缪，先行研究了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并准备了几套方案。大家详细讨论了通过第一方案后的表态中文稿，并分头翻译出英、法、日文稿。
那两天，新华社记者老刘和小张与台方沈君山先生有些接触。我们了解到沈先生的工作重点是保住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的权利。我知道沈先生下得一手好围棋，打得一手好桥牌。他提出要和我们谈谈相关问题并要下围棋。宋中同志认为他们的观点我们已清楚，暂不谈，待决议通过后再谈，以了解台方的新动向。
1979年10月24日星期三下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认真讨论了恢复我国奥委会席位问题。据与会的执委朋友告知，会上绝大多数执委观点一致，只有新西兰的克劳斯发难。他以维护国际奥委会宪章为由，在责令台方改名、改旗、改歌等问题设置了许多障碍，企图为台方保住一些带有“国家”色彩的权利。但基拉宁主席和萨马兰奇、西贝尔科等执委力主通过业经我们首肯的方案。双方争执不下，当天没有作出结论。
当晚，贝丽乌夫人举行例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和屠铭德同志前去听会。由于会议没有对中国问题作出决定，所以当有记者就此发问时，她只是简单地说“会议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原定如果这天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我将在会后直奔大阪总领馆，向国内报告消息。因为当时名古屋并没有我国领事馆，而向国内报告消息必须使用内部电话，最近的总领事馆在大阪。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中国重返奥运的决议。
图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吉拉宁（左一）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左二）
向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表示祝贺
1979年10月25日，上午继续开会。据说新西兰执委克劳斯在某些环节上已开始作出妥协，但仍在旗、歌问题上进行纠缠。基拉宁主席则明确建议，台方使用国际奥委会的旗、歌最方便。执委们在细节问题上发表了各种意见。从会场传出来的信息使人感到执委会的讨论有点“超民主”。一早，宋中决定让屠铭德着手准备这次会议总结，让我准备写一篇公开报道，准备送中国体育报发表。当会议尚在进行中，宋中秘书长又指示我，带上新华社记者小张先期赴大阪总领馆，到那里等名古屋会议消息，通过内线直接报国内，以保证让国内在第一时间了解会议结果。
我们二人乘###，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大阪。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关西重镇。我在总领馆碰到了在那里工作的老同学吴丛勇夫妇，当他们得知我们的任务时，十分兴奋，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我先与国内联系并向总领事等汇报了前期主要工作和我们对会议结果的估计。不久，下午4点多钟，屠铭德同志从名古屋打来电话，用暗号告诉我，决议已通过，如我方所愿。我心中自然一块大石头落地，高兴之余，急忙向国内通报了会议结果，然后速返名古屋。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决战名古屋（4）
当我们抵达名古屋时，贝丽乌夫人已向新闻界公布了会议结果。经过执委会一天半的认真讨论，克劳斯先生看到大势已去，在最后时刻，他一一撤回了自己的提案。
最后执委会一致通过了后来被称为“奥运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案，并决定当日将决议案寄送国际奥委会各委员，请他们在一个月内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将自己的态度反馈给国家奥委会。决议案由法、英两种文字写成，内容如下：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议
（1979年10月25日于名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
自从1958年我们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后，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问题一拖就是21年。21年来国际体育界一直维持着由中国的一个省代表整个中国的不正常局面。应该说，这个后来被我们称为“奥运会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是我国几代体育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海峡两岸工作者为使全中国的运动员都有权参加包括奥运会在内的重大国际体育比赛而作出的合理妥协的产物，也是国际体育界的朋友们不懈努力的结晶。这一模式开启了中国大踏步走向国际体育舞台的新时代。
1979年10月25日晚，我们参加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为执委会成员们举行的招待晚宴。由于会议决议已公开，例行的告别晚宴几乎变成了我们的庆祝晚宴。宴会规模相当大，摆了二十多桌。日本当地名流请来不少，十分热闹。我们一行反客为主，找国际奥委会、日本体育界、新闻界朋友一一碰杯，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晚宴后，近10点钟，后藤淳先生、村冈久平先生和小田先生等又来到宋中同志房间。看我们几个都在，他们打开专程带来的日本清酒与我们一起小范围庆祝，一直畅谈到后半夜才离去。
1979年10月26日，宋中秘书长率我们一行先后参观了后藤淳先生的爱知工业大学和爱知电气工业学校。中午应爱世克斯体育用品商老板之邀共进午餐。下午拜访了中日新闻社。
受宋中同志委托，由新华社刘文玉同志牵线和陪同，我在饭店内一个十分僻静的小房间内会见了中国台北奥委会顾问、台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先生。沈君山生于1932年，比我年长13岁。他是桥牌和围棋高手，也是台湾当局的政治谋士。他当时与连战、钱复、陈履安一起被台湾民间称为“四大公子”，是台湾有影响的人物。与之交谈，我自然不敢懈怠。我主要是听沈先生的表述。他告诉我们，今天台湾所有代表都回去了，名古屋只剩他一人。他想与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处理台湾体育界用旗的问题。
从下午4点半我们一直谈到5点半，刘文玉同志作了详细的记录，我回答得很谨慎。最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请宋中秘书长亲自与沈先生见见，待我上楼叫来宋中后，沈先生又把我们谈话的要点向宋中同志做了概述。宋中自然按我们的原则立场向他做了说明，关于中国台北奥委会的旗、歌、徽问题，我们将积极配合国际奥委会进行妥善处理。沈先生的主要出发点还是希望能使台湾运动员顺利参加国际比赛，而不能因为一些不合实际的要求而断送台湾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相对于台湾政界领导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沈先生的想法更实际得多。
23年后，我又与沈君山先生和中华台北田径协会理事长纪政女士在北京相约而遇。我们一起回忆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均感慨不已！
后来，沈君山先生在他的《浮生后记》一书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十多页详细描写了我们在北京见面时的对话。由于篇幅较长，这里我选择部分对话转载于此：
时间：2003年7月28日上午11时
地点：北京2008奥运会筹备委员会
对话人：沈君山、张清、纪政
张：欢迎你来北京。名古屋一别二十四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决战名古屋（5）
沈：是很久了，听说宋中先生已经过世了。
张：是的，宋中先生那时调来奥委会做秘书长，负责加入国际奥委会的事，已经交涉了很久，去名古屋要得个结果。听说你愿意出面，但不太清楚你的身份。那时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搞不好就戴个帽子，和特务分子来往。当时新华社记者也知道，我请他来旁听，宋中让我负责和你谈，后来主要就是咱们两个人谈的。我那时只有34岁。
沈：我47岁。
张：那是你少壮最红火的时候，看了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谈问题也很快直接切入主题。实际上，和你们一起参与奥运会是“一国两制”的一种实验，是邓小平亲自批的。
沈：我当时担任奥委会顾问，只是给###（时任台湾地区“外交部长”）和孙运璇（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长”）提些意见。和国际奥委会的交涉是由丁善理、徐亨等人在办。纪政还上过国际法庭和你们打过官司。
纪：那是代表田径协会，告的也是国际田径总会。
沈：那也是整个交涉的一部分。我1979年以前参与的交涉局限于学术界。当时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汉贼不两立”。对不起，把你们当贼，哈哈。具体规定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在1979年元旦叶剑英的文告后，我感到你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后来7月间天文学会的交涉，更得到证明，就把这些看法给上面说了。
从八、九月起，他们就让我加入台湾的谈判队伍，但基本上是独立行事。来名古屋之前，我和###说，中共现在是汉贼可两立了，而且他们的优势会越来越大，会籍问题得快点解决，快点解决对我们有利。
后来我们和更高层的领导谈了，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又得到默许可以见机行事。所以到名古屋，我就直接来找你们谈了。如按公开政策，是不能和你们直接谈的。所以不能被别人，尤其不能被记者看见。
那时我们住在三楼，记者多住在四楼，你们住在七楼。总之中间隔了几层楼，不能坐电梯，电梯会碰到人，只有走楼梯，还好你们住七楼，如住在十七楼就麻烦了。
张：当时听说你要来，我们都有点意外。宋中拍板，由我先见你。如必要，再由他出面和你谈。我记得约定的时间一到，你敲敲门就进来了。
沈：对，我很少那么准时的。
张：主要就咱们两个谈。
沈：当时我们判断你们的底线是三点：
1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2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最重要的是在奥委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台湾要让它进来，不进来就会跑掉了。
这是邓先生的意思，是1979年初才定的，是不是？
张：7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大部分比赛都由你们代表中国，你们在里面我们就不进来，也就是只要有台湾参加的，我们都不参加。后来觉得不对，1979年起就改了。
沈：是叶剑英的元旦讲话形成了基本政策的改变？
张：那也不是叶剑英委员长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议由叶出面来说。也就是“一国两制”的开始。
沈：“一国两制”的词，1983年大陆才说呀！
张：但意思那时就产生了。要有个实践过程，奥委会就是第一个例子。在那个讲话之后，我们觉得对台湾那样搞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要变。
沈：我记得当时争的是NOC这个词儿。国际奥委会的会员都是NOC。台湾原来也是，假若大陆进来，两个NOC，不就是###吗？
张：我们有些部门也这么说。总之，只能有一个中国，这是底线，是原则，不能变。但具体解决办法总可以商量。
沈：我们也知道这是症结。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给上边说，在许多学术团体，也常出现Country、Nation等名词，但后来都注明，是泛指有独立学术活动的地区，并无政治意义。后来丁善理他们和国际奥委会交涉，国际奥委会说同意加注说明，但大陆最初还是不同意，说Nation就是国家，会引起误解，最后还是邓先生拍板的？
张：对，我们内部辩论得也很厉害，最后是小平同志拍的板。香港奥委会的问题也是这个原则。总之只能有一个中国。
沈：后来双方同意，两边同时以NOC参加国际奥委会。旗帜的问题比较麻烦，不能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那时你们建议用党旗。
决战名古屋（6）
张：我们的意思是可以接受党旗。
沈：国民党里有些人说可以用党旗。我说不能用，因为随时可以换执政党，那怎么办？而且，中共用五星国旗，我们用党旗不就矮了一截？所以后来就设计了梅花旗。参加奥林匹克有三种旗：国旗、会旗、队旗。大多数三种旗都一样，只有台湾不一样。
我们台湾那时有个七人小组，由政府高层人士组成，我虽然不是正式成员，也去开过两次会，他们需要一个信得过的非政府的独立人士。去名古屋的谈判队伍有七八个人，我是正式成员，包括杨传广，纪政是我们拉她去的。但和你们直接谈，只有在台湾的两三个人知道，后来我也没说。直到两个月前，纪政碰到你，回来告诉我你问起，才回想起来。
最后问题在名字上，你们坚持Republic of China和ROC都不能出现，我记得宋中只说了一句“1949年后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