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的铁路，还配备了大型谷物升降机，对这样的农田行之有效的技术，却未必能解决脆弱农民的粮食问题。要知道，数百万的农民住在偏远的地区，那里只有泥土路，他们除了把粮食一袋袋地扛到商贩那里去卖，或者把种子和化肥一袋袋地扛回农场之外，别无选择。
人们最终走上务农这条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人是第6、7代农民，他们完全习惯了代代相传的某种特定的务农方式。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绕了一大圈才发现务农适合我。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农民种地，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全球粮食生态系统很复杂，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粮食从哪里来，种粮食的人有什么困难。我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农民是我的第一职业，我裤子的膝盖处可以证明这一点。
故事4 德文的礼物
记忆中有个关于白色条纹的故事，它强烈而鲜明，就像是老师在黑板上的某个关键词下用刺耳的声音重重地划了一条白线。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我当时在塞内加尔，天气炎热，没有一点儿风，让人窒息。我坐在一部丰田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发动机在运转，所有空调的通风孔都对着我猛吹。我对于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始料未及，也完全不敢相信。村里的人开始在我刚刚离开的院子门口聚集起来，他们的对话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充满敌意。刚刚跟我一起在院子里面的两个人正试图回到车上。村民们围绕并怒视着他们，还用手指着我。这一切的起因就是放在我腿上的照相机。
半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波澜不惊的景象。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场景，我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拍摄一个穿着亮绿色衣服、头戴紫色头巾的美丽的小女孩身上。我此次的行程是由非政府组织世界宣明会（WorldVision）安排的，目的是考察农业条件。在塞内加尔，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是沙漠，所以我们驱车来到这个镇上，想喝点儿水，活动下筋骨。这时，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走过去，和站在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旁边的男子交谈。他是当地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身边围绕着很多小孩儿，当这个戴头巾的小女孩看见我手持相机时，就向我走过来，并开始摆造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相机镜头。我开始给她拍照，其他的小孩儿也蜂拥而至，然后她溜到人群的后面，暗示我在别的地方给她拍摄。她想成为主角，让我只给她一个人拍照。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她想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可。
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我们给世界宣明会的那位工作人员取了个化名——查尔斯。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如果我对他的描述再详细一些的话，他的性命或许仍会因站在我的立场而受到威胁。查尔斯和那个开奔驰的男子交谈完之后，就让我们坐上陆地巡洋舰，然后开走了。他边开车，边和我们解释道，那个男子是个北非伊斯兰教隐士，一位很有影响的宗教领导；所谓北非伊斯兰教隐士，指的就是开办传授《古兰经》学校的伊斯兰教苏非派穆斯林老师。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人告诉我，这里的很多做法都不被主流穆斯林所接受。这种学校也只在北非偏远的小地方才有。
我看得出来，查尔斯心不在焉，而且有点儿心烦意乱。然后，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沮丧和气愤了。他边摇头边说，在我们刚刚停车的那个院子里面，有很多上了镣铐的小孩儿。
查尔斯这么一说，立即引起了我和车上的一位来自非政府组织的美国同事的注意。我们坚持让查尔斯把车掉头。在往回开的路上，查尔斯跟我们解释说，这个教派的一个特点就是男子可以娶很多老婆，组建一个大家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养活那么多人。所以他们就会送走一些小孩儿，去北非伊斯兰教隐士那里，被灌输这种宗教，顺便讨口饭吃。同时，为了支持日常生活体系的正常运营，隐士会让小孩儿上街乞讨。小孩儿痛恨这样做，曾试图逃跑。所以，隐士下令让他们戴上手铐或脚镣，彼此拴在一起，或是拴在树上，这样一来，他们就跑不了了。
查尔斯把车停在院子旁边。奔驰车已经开走了，他下了车，径直走向把守在院子门外的男人。没多久，他神色紧张地走回来，告诉我们，那个守门人是隐士的儿子，我们只能进去待几分钟，而且只能带一部照相机，不能带额外的胶卷（我那时还没有用数码相机）。我们的车开过了第一排门，接着我们步行走进第二排门，然后我们看到至少有50个小男孩，铐着手铐或脚镣，一些被彼此拴在一起，一些被拴在树上，我们震惊不已。我不知道查尔斯跟门卫说了些什么，总之那个放我们进来的门卫还允许我拍几张照片。我假装聚焦在地面或是院子的建筑上，但实际上我在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拍摄这些孩子。院子里有些成年人，他们有所顾虑地看着我，然后聚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表情也越来越吓人。查尔斯察觉到我们或许越界了。他要我赶紧撤出院子，并和另外一名同事在一边掩护我，分散这群人的注意力。我好不容易撤了出去，爬到车里。另一个和我们同行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坐在车后排等我们。
刚刚那一幕太让人震惊了，而且天气炎热，更加让我吃不消。当你透过镜头，看到小孩儿们被拴着链条，你要不断提醒自己这是21世纪，这一幕不是什么不真实的噩梦，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他们的脸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脸上写满悲伤和疲惫，然而又因为有人注意到了他们而觉得好奇。有时，这些学校会说，他们正在让这群孩子体验乞丐贫困的生活，从而强化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回馈社会的意识。然而从我那天的所见所闻来看，我觉得这样做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家长要把小孩儿送到那里去？
然后，我看到一个白色条纹状的东西向我们的车冲过来，是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年轻男子，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面露凶色，猛地把车前门打开。他坐上驾驶位，伸手想要摸到变速器操纵杆启动车子。我从后面抓住他的手臂，这样他就不能把变速器从空挡变为一挡。另一个同事见状，赶紧跳下车，打开驾驶位的车门，然后把这名白衣男子拖了出去。这时候查尔斯和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也撤离到了车里。这群暴徒围绕在车子周围，查尔斯慢慢开动车子，即使他们大喊大叫，不断靠近我们，一些人还用力敲打我们的车，查尔斯也没有刹车，最终我们终于突出重围，开走了。
查尔斯告诉我，根据他对这个教派传统的了解，穿白衣服的男子想要开车直接撞墙。如果他撞毁了我们的车子，造成我们的死伤，就算他自己跟我们同归于尽了，他也会被这群愤怒的人当作英雄一样来对待。
我们在那个院子里面停留的时间很短，其间我只拍了一卷胶卷，36张照片。对我而言，最让人心酸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剃着光头，戴着脚链坐在地上的悲伤的小男孩，他正在读一本宗教的书，他把一些旧袜子垫在踝骨处，这样一来，脚链就不会硬生生地摩擦脚踝。我把这些照片冲洗出来，寄回塞内加尔。我的一个联系人把这个小男孩的照片和其他几张照片一道拿给了当地政府官员，控诉这个院子里的小孩儿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一开始，官员对此予以否认，但是照片却铁证如山。据说此举的成效就是，医生可以进入院子里给小孩儿进行身体检查。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的照相机给我惹了多少次麻烦了，要么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该看到的东西，要么是因为我铤而走险拍摄各种各样的动物或者地貌。但是分享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现在我已经不能把我的慈善事业和摄影分隔开来。我已经出版了几本摄影作品，内容有关濒危物种和栖息地，以及全世界穷人的生活经历。我用摄影来解释我在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这样做——即使在可怕的或者被忽视的环境下，人们依然顽强地和暴君对抗，和命运抗争，我想做的就是让人们见识到他们这群人的高尚和尊严。我曾亲眼目睹苦难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个人伤害和群体伤害：例如容纳了上万名难民的难民营，没有人愿意想起这些难民或是和他们打交道；又或者是正在侵蚀雨林的刀耕火种式农业。有意思的是，我对摄影的热爱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然而一开始我并没有这个追求新鲜刺激的爱好，它是来自我妻子德文的一个礼物。她认为，拍摄大自然能够让我静下心来，变得有耐心。
我们的西部
在我二十几岁操作着一些大型设备从事耕种的这一段冒险经历中，我娶了一个名叫马西娅·邓肯（MarciaDuncan）的奥马哈女子。虽然我们本意都是好的，但是最后我们并不合拍，所以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我当时还很年轻气盛，焦躁不安，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我要干什么。我向父亲征询意见，说我想去由他敬重的人开办的公司里学习学习。我们讨论了几个选择，都是伯克希尔公司控股的不在奥马哈的公司。父亲说，他会帮我找一份工作，“但是你要从底层做起”。我完全可以接受。最终我选择了加州的时思糖果（See’sCandies）。
我一开始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和时思的一位备受信赖的资深维修工程师一起出差。时思糖果的店面几乎千篇一律，色调永远是黑白相间，地板也是由黑白相间的瓷砖拼成的。大多数销售员都是女性，身穿带有黑色蝴蝶结的白色连衣裙。每年，工程师都会从加州去得州和西部的其他州出差，检查大量的时思糖果店铺，以确保每样东西都得到很好的维护，还会给这些店铺来个大清洁。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个80岁的老头，但是我知道他实际上要年轻得多。当然，和一个以自己工作为荣的同事共事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之后调到了生产和包装部门，在那里，我负责订购每天的订单所需的包装盒。
订购包装盒听起来小菜一碟，但是它的数量要与产量相一致。如果订购出现错误，不能满足糖果订单的需求，就会对生意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订多了，盒子又会积压在走廊。我们定期会有消防检测，如果走廊堆满杂物通行不畅的话，整个工厂可能会被勒令关闭。
时思的一些员工并不待见沃伦·巴菲特的儿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有一次，一个同事订购了两三倍于我们通常所需的包装盒，就是想引发刚刚我说的消防检查的问题。我的上级把我叫过去，说我犯了个这么低级的错误，要解雇我。他给我看了看包装盒的订购单——签的是我的名字，但是我指出这一看就不是我的字迹。之后他们进一步调查，发现是他人所为，而这个人一直对我获得这份工作的方式感到愤愤不平。
我父亲想让我在这个行业里至少待上两年，真正学到些东西，我也答应了。我还算喜欢这一行，在时思也交了些朋友。然后我遇见了德文。
当时除了时思糖果，我的另一个选择是纽约州的《布法罗晚报》（BuffaloEveningNews）。我遇见德文之后，心想：“谢天谢地我没有去布法罗！不然我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德文。”她那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而且是位极为出色的母亲。我在时思的最后一年，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与此同时，我也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念书，这一次的目的是发现我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么做，才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但是我一直很怀念奥马哈。尽管我很喜欢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上课，但我还是想和德文结婚，也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如果在南加州定居的话，我觉得有点儿不合乎情理，所以我们搬回到奥马哈。之前我在那里学习如何使用重型设备，所以还有些朋友熟人，一回去我就承包了一个项目，修剪河边几英里堤岸上的杂草。我们结婚之后的两个月里，德文就怀上了HWB。
当我们搬回奥马哈之后，我开始更加认真严肃地对待务农这件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内心平静下来了。务农对我有种神奇的作用，特别是种植和收割。尽管对于那些不习惯干农活儿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单调无味，没完没了；但是对我而言，花时间驾驶农业设备在田地里做些基本的农活儿让我觉得非常踏实，精神焕发。
当你坐在一台拖拉机里，或者开着一辆收割机时，你必须注意你手头的工作，从而简化了你的视觉世界。我开始看到一些以前从未注意过的东西：鹰和草原狼；日落和月出；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一天之内不同的时间，玉米秆会呈现出黄色、橘色或其他颜色；下过雨之后，土壤会在太阳出来的时候闪闪发光，变干的时候会从黑色变成褐色；狐狸飞奔进玉米地；亮绿色的迪尔设备立在金灿灿的、被风吹打的谷物旁边。
我那时还没有相机，但是我很想向德文和孩子们展示我在地里看到的景象。HWB那时还小，但是我们有四个女儿，她们都很喜欢拍摄动物和大自然。德文的女儿埃琳有一部傻瓜相机。我问她可不可以借我用来捕捉我在地里的某些瞬间，这样我就可以跟家人分享那些令人陶醉的美景。
德文知道，拍摄这些景象似乎开启了我内心的一扇门。我之后听到她跟别人说：“豪伊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严肃认真，而且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他变安静了，不再到处开玩笑或是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大自然的光线、颜色和景象都深深地触动着他。人们都说从豪伊的摄影里仿佛看到了他的灵魂。”
德文去内布拉斯加家具城（NebraskaFurnitureMart）给我买了部很好的相机，是一款宾得35mm单反相机。我立马上瘾了。我对饥饿问题的认识之所以越来越深，摄影功不可没。从那以后，我对相机爱不释手。
早期的时候，我每次去旅行，都会拍摄自然风景。但是即使我的任务是拍摄大猩猩、北极熊或者美洲狮，我也会鬼使神差地把镜头转向那里的人。生活在那些濒危栖息地的人们通常一贫如洗、饥肠辘辘。
为了捕捉最好的摄影画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注意诸如光线和空气质量这样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村落里，会有有毒的烟雾，村民完全暴露在这些贴近地面的有毒烟雾里，时间长了，对肺部有害。烟雾可能来自垃圾焚烧，或者是残留的炭火。不论来自什么，这种难闻的烟和气体对身体都是有害的，对小孩儿更是如此。它存在的原因是人们很贫穷，不论烧的是什么，都是村民迫于维持生计。
另一个让我着迷的原因就是，不论被拍的人多么清贫，他/她总会有几个小宝贝，或者一些表明他们身份的东西。在难民营里，曾有妇女拿给我看带有子弹孔的锅或者沾有血渍的裙子，这些都能证明她们曾经有过的可怕遭遇。一些小孩儿，可能会给你看对他们有特殊意义的小玩具，比如脏兮兮的小娃娃或者小型玩具车。当你拍摄他们的宝贝时，他们特别自豪。因为这证实了他们的宝贝确实非同一般。
为了获取一个画面，你可能会让自己身陷险境。有时你专注于构图，完全忘了这一点。很多摄影记者都觉得，只要手持相机，就有种要报道真相的使命感。问题就在于，尽管你幻想你手持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