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 第6部分

　　　　为了获取一个画面，你可能会让自己身陷险境。有时你专注于构图，完全忘了这一点。很多摄影记者都觉得，只要手持相机，就有种要报道真相的使命感。问题就在于，尽管你幻想你手持揭露真相的武器，但是这部相机并不会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保护你。我曾经就为了拍摄一些有震撼力的照片，身陷危险之中——比如说，在阿富汗距地面14000英尺的黑鹰直升机上冻得瑟瑟发抖；受到北极熊的攻击；在塞拉利昂钻石矿周边，和手持铁锄的愤怒男子对峙。

　　　　对我而言，塞内加尔的那个戴着脚铐的小男孩就是众多饥饿的面孔之一。这些戴着脚铐长大的寄人篱下的孩子们，需要残酷的老师来养活，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呢？在过去10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目睹过各种悲剧，也了解饥荒所能引发的痛苦，有时这些画面让我深感绝望。每当我站在镜头后，我都告诉自己搜集证据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图像迟早有一天会帮助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这就是我在情绪上的应对机制。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切还是让我觉得沉重。

　　　　几年前，我做了次背部手术。当时麻醉感还没退去的我，从病房出来的时候神志不清，德文陪在我身边。她之后告诉我，她那次仿佛听到我“心碎的声音”。我一直在呜咽，“那些苏丹人民，他们都在垂死挣扎。母亲们无法帮助她们的孩子。没有人懂这一切。人们都在先后死去……我也无能为力……没有人在意……还有生活在乍得的人民……他们也命不久矣。我拯救他们的速度还不够快。不论我怎么努力……”德文诧异药物作用居然让我说出了这些话——我们发现，这是藏在镜头之后、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我刚刚结束了一段为期一周的旅程，其间我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许多都有独特的意义。我发现，如果你向别人展示你拍摄的一张痛苦的小孩儿的照片、一张航拍的难民营的照片，或者一张被砍掉了树木的山坡的照片，就能很有力地让别人也感同身受。摄影已经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是如何最大化利用我的40次机遇的。
故事5　　因为“阿尔打电话来了”
　　　　德韦恩·安德烈亚斯（DwayneAndreas）才华横溢但个头不高。所以，那天当我抬起头看到他略显笨拙地拖着一大摞有两英尺高的书刊报告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肯定出什么事了。那是1994年，我当时还在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Daniels…Midland，ADM，中文简称阿丹米公司）工作。阿丹米公司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大豆加工企业。而德韦恩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一般不会自己亲自送书刊信件，而那天他把一大摞书堆在我桌上，大声说：“豪伊，阿尔打电话来了，我们要帮他摆脱麻烦，让股份公司的那些家伙接受生物多样性这件事，要快！”

　　　　我已经在阿丹米公司工作两年了，是董事会的成员。我肩上的担子不少，既要开拓中美洲的市场，担任阿丹米公司的官方发言人，还要负责关注公共政策。我的办公室紧挨着德韦恩的侄子——阿丹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马蒂·安德烈亚斯（MartyAndreas）的办公室。德韦恩告诉我他想要我通读这些材料，然后写一篇专栏文章，争取在下周之前把它刊登在某个主流报刊上，随后转身就走。我知道马蒂一定听到了德韦恩刚刚和我说的话，于是我走到隔壁，问马蒂：“谁是阿尔啊？”@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马蒂微微一笑，“美国的副总统——阿尔·戈尔。”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与第一届地球高峰会议时隔20年。那次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主题是气候变化、发展与生物多样性。1992年，戈尔当时还是参议员，他在峰会上倡导生物多样性并警告气候变化的危险。两年之后，他成了美国的副总统，但仍然受到来自大企业各部门的阻挠。那时，美国参议院刚刚否决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特别是代表畜牧业游说议员的团体最为反对美国政府加入此公约，而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及之后，已有168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戈尔给德韦恩打了电话，他坚信阿丹米公司以及所有的农业企业都应该支持保护生态系统。德韦恩拥有一种从纷乱局势中审时度势找出问题关键的天赋，并且以在政界友人众多而著称。他知道如何维系这些朋友。

　　　　现在我回过头来想，那一堆摞在我桌上的文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从事农业是我自己身体力行去应对粮食问题的方式，摄影是我的感情应对方式。但是这个项目却为我提供了一个知识框架，让我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问题的全貌，了解到环境保护和农业问题彼此交织、相互联系，而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说实话，如今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联系。

　　　　在阿丹米公司的日子

　　　　1982年，德文和我已经从加利福尼亚搬回奥马哈了。我开始自食其力，靠耕作和在埃塞克斯公司（EssexCorporation）工作来谋生。埃塞克斯是奥马哈市的一家多元化建筑公司。我热爱耕作，享受在埃塞克斯的工作，但我还是略感不满足，老惦记着祖父的事业。

　　　　我的祖父，霍华德·H·巴菲特于1943~1949年担任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其后又在1951~1953年再度当选。他的家庭从事杂货生意，在投身政界之前，他就开始经营自己的股票经纪事业。他是一位彻底的共和党人，坚信民主至上的价值观，认为民主值得美国公民去珍惜和保护。然而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父亲沃伦不仅是成功的资本家，也是位民主党人。我的父母最初都不是民主党人，但在后来的民权运动中转向支持民主党。我完全赞成公民权利，这点和我父母如出一辙，但在政治上却与我的祖父站在一边，因为我喜欢一个有智慧、精简而又仁慈的政府。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我。

　　　　我对政治总是很感兴趣。1988年的一天，我在看《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WorldHerald）的时候读到，道格拉斯县委员会10年来首次有两个职位面向社会公开竞选，而且不允许现任者参与竞选。我给德文打电话告诉她我想去竞选。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县委员会？”她问我。我不知道。

　　　　我给母亲打电话，让她帮我出出主意。县委员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数量很多，不比地方国会选区少多少，“你应该先去竞选教育委员会，”她说，“一步一步来，慢慢进入县委员会。”

　　　　虽然这个建议合情合理，但我还是觉得当选的概率不小，因为有两个空缺的席位。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了。所以，我去问我的父亲：“如果一个人竞选失败了，人们会看轻他吗？”

　　　　“绝对不会。”他答道。

　　　　如果他说会，我可能就不会去竞选了。父亲的回答开启了我的政治生涯。

　　　　我对竞选流程不是太了解。带着几分担忧，我参加了竞选。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而且天性乐观、坦率直白，这点貌似也很吸引选民们。一天晚上，我本应去参加一个在奥马哈市为候选人举办的冰激凌之夜的社交晚会。这个活动是由一个大多数为民主党派人士的团体举办的。我跟父亲商量要不要费神去参加这个活动。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困惑不解地看着我说：“豪伊，只要你不做什么傻事，他们就会觉得你很优秀。”看着如今上演的一出出滑稽戏，有的甚至在国家层面上，我真的希望更多的候选人能采纳他的建议。

　　　　在任何时候，竞选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我经常带着孩子们去竞选。有一次，我带着5岁的HWB站在一个教堂的前面发传单，一位老人走过来说：“霍华德！能看到你再次来竞选真是太好了！”HWB疑惑不解，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小声对他说一会儿再解释。随后笑着感谢那位绅士的支持。后来我对HWB解释说，我猜是40年前那位绅士曾为我的祖父投过票。当他看到“霍华德·巴菲特”的名字又在竞选者之列时，估计他把我误认成祖父了。

　　　　父亲对我的竞选很支持，但是支持的程度却很难拿捏。如果他完全不支持吧，看上去会很奇怪。但如果给我太多的竞选资金，又显得不太恰当。最后，他决定，我每拉到10美元赞助他就会给我1美元的支持。当人们向他问起我的竞选时，他就会打趣说道，豪伊每次签“巴菲特”这个名字的时候都应该用小写，因为他没什么资金。

　　　　要想赢得竞选的胜利，我必须全力以赴。虽然这次竞选没有在任者参加，但是我们四位竞选者中的三位都身世显赫，除我之外，一位是美国参议院议员詹姆斯·埃克森（JamesExon）的儿子，另一位是深受欢迎的已故奥马哈市市长伯纳德·西蒙（BernardSimon）的儿子，西蒙是在职的时候去世的。我们的女性竞争者，林恩·巴伯（LynnBaber）想出了一句很聪明的口号：“我不是大人物的儿子。”

　　　　选举之夜如期而至，我坐立不安。在我们家族中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我祖父在国会选举的那晚，还没等到选票结果公布，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一位记者打来电话，让祖父说一句可以见报的话。他答道：“我坚信查尔斯·F·麦克劳克林（CharlesFMcLaughlin）在未来两年会为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民很好地服务。”记者一头雾水地说：“可是您当选了啊！”如果你是个旁观者，自然会觉得这个笑话好笑，但是作为竞选者，你坐在电视机前，感觉民意似乎偏向另一个党派，只能干着急。

　　　　父亲和我一起熬夜看选举结果。大概凌晨1点的时候，我们都熬不下去了，就去睡觉了。形势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在官方公布选票结果之前，我是不会宣布胜利的。最后我果真当选了。我很享受我担任行政委员的时光，感到我们的确是做了一些好事。没多久，州长凯·奥尔（KayOrr）任命我为内布拉斯加州酒精委员会（NebraskaEthanolBoard）委员，这份差事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1992年时，我4年的任期即将结束，新的人生篇章即将展开，而这个新篇章也跟务农没有多大的关系。

　　　　宏伟的商业愿景

　　　　多亏了我有酒精这个行业的相关经历，1991年时，我加入了阿丹米公司的董事会，而它们公司的产品之一就是酒精。加入这个公司的机缘是德韦恩·安德烈亚斯想让我加入他们公司，然后竞选内布拉斯加州州长。竞选州长很诱人，但是我意识到，我更喜欢由别人来掌管这些国家大事。我不想当个全职的政客，也不愿意放弃我跟家人一起相处、务农或是花在其他兴趣上的时间。

　　　　不过，就在我拒绝那个机会不到一个星期时，阿丹米公司回头找到我，并开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即让我成为阿丹米公司的主管，从公司内部学习大型综合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前提是我要搬到阿丹米公司的所在地——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市。一开始，我觉得这完全不可行。但是他们不断说服我，而我也意识到在迪凯特市周边有着大量的农田。德文和我都觉得这可能成为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而且，阿丹米公司准备支付给我更高的薪水，这下子我们就能够买一栋更大的房子，给孩子们更多的空间。所以在1992年，我们搬到了伊利诺伊州。

　　　　我在阿丹米公司工作了三年半，这对我们日后的生活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我爱奥马哈，但是在迪凯特，我们能过上低调的轻松生活。除此之外，马蒂·安德烈亚斯也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我们趣味相投，彼此激励。我们会一起探讨照相机的镜头和摄影技巧，出差时也会一起带着我们的照相机。我还积极参与了公司在中美洲组织的企业收购活动，并在墨西哥交到了一些终生的挚友。另外，我还经常接触到一些公司外部的人，他们想要说服阿丹米公司支持其政策或是其他非商业活动。渐渐地，我对国内外政治、市场和监管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了德韦恩的话，学习了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如今，更多的人了解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当时对此知之甚少。在那时，媒体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论证都是通过药物的角度去阐释的，因为大部分医学药物最初都是从世界各地的植物中提取的。虽然“下一种将要灭绝的植物可能就是治愈某种癌症的良药”这个想法确实令人信服，但是我开始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这重要。

　　　　当一种重要作物到处疯长，或是在一种新病毒面前不堪一击时，农业科学家们总是对该作物进行杂交，或用同个物种的另一个品种来替代它，以消除威胁。以19世纪的法国为例，一种叫作木虱的葡萄根虫让葡萄种植户们很是头疼。解决方法就是从美国引进一种对木虱有抵抗力的“砧木”，并把一些葡萄品种，诸如霞多丽或者卡勃耐嫁接到砧木之上。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业已存在的某种植物遭受到来自南部的叶枯病菌的威胁时，玉米品种的多样性帮助它们渡过了难关。

　　　　但是，对我来说，生物多样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土地的使用。作为一个农民，我知道种田绝不是想在哪里种什么就种什么。我在探究这个主题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联系，那就是如果不在诸如美国等拥有肥沃土壤、良好灌溉条件的地区使作物产量最大化，则会威胁到那些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

　　　　雨林和其他生态系统是成千上万的物种的家园，而且这些物种对地球、空气、水以及土壤的全面健康至关重要。它们相互协调配合，确保各层次物种的生存，使得生物多样性成为可能。雨林隔离了大量的碳。非洲的稀树大草原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干旱状态，不适合发展农业。但是这里却适合动物的迁徙，重要的物种能够在此安家，并生存繁衍下去。那时候，我开始研究全球森林的情况，结果让我幡然醒悟。在1993年这一年，我发现在美国有将近5000万英亩的优质耕地闲置，而印度尼西亚却不得不毁林开荒，将150万英亩的热带雨林变成大豆种植地；厄瓜多尔以每年2％的速度毁林开荒；亚马孙雨林的很多地区已被烧毁，只为给牧牛场腾出地方。

　　　　人们对热带雨林存在一个误解，以为它们生长于肥沃的土壤。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地区是从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进化而来的，其土壤缺乏营养。但营养储存在植物本身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让它们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长，不横加干涉，那么不论是对这个地区还是这里的物种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了。相反，刀耕火种的农业只能带来短短几年的粮产，而且因为土地养分枯竭，几乎会导致颗粒无收。此外，因为失去了树木和其他植被的保护，剩余的土壤更容易受到侵蚀，进而导致泥石流、泥沙沉积和水污染。

　　　　2012年，我去了萨尔瓦多共和国。我们沿西海岸飞行，去参观一个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