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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也是源于仁学。孔子认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立德之功仁者既已有之，就应该成人之美。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使天下人都受到同化，唯有如此才能至善归仁。――这就是“博施济众，天下归仁”的内涵所在。教化济民不仅仅是孔门的治国之术，也是他们的使命。因为孔子认定，接受过“君子政治”教育的做官者（君子儒），其德行与才智是远远要高于民众（小人儒）的。
二、孔子：仁学招牌的杂货铺（4）
孔子的教化之道，首先是以身作则。他认为，从政做官就是力行仁学原则，“仁”是官员修身的起点。“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修身以正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认为，以身作则是收效最快而且成功的治国之术。如果可以以身作则的话，那就可以“不令而行”，甚至“无为而治”了。
实际上，从《论语》中的对话也可以看出，孔子平时传授给弟子的，多半就是这些教化民众的治理之术。他心目中的教化之术注重培养个人的品格，并不注重智识与技能，即使是那些射御之术也只是熏陶人格，并非强身健体的锻炼，更没有谋求生计的考虑。所以孔子的仁本政治对于后世那些终身未能获得仕途的读书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灾难，尤其是落魄之后容易掉入到游民群体之中，成为颠覆社会的力量。――这大概是孔老先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现代政治认为，政治不外乎治人和治事。孔子秉持的观点则是“政者正也”，认为政治就是教化人民，既不是治人也不是治事，政治等同于教育，君主与老师一样。这大概是因为孔子教书先生的身份使然。国家官学本来就有庠、序、学、校等，大概孔子要将政治机构看做是培养全体国民人格的伟大组织吧？
孔子的治国之术还有政刑之道。他的所谓“政刑”无非是典章法令以及文武方策。孔子大概相信，教化之功可以收到无为之效。但是，他也相信，人类天赋参差不齐，天资聪慧的与禀性愚钝的总是存在。天下百姓之中，不能教化和教而不化的榆木疙瘩也的确不少，所以国家不可能废除法令、惩戒作奸犯科之人。但孔子仍然觉得政刑之功实在有限，只能充当弥补连教化也无能为力挽救的顽冥之徒，充当辅助教化的工具而已。可见孔子的治国之术天然地倾向于扩大教化、缩小政刑。
思想毛坯，管理阙如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
孔子在世的时候，因为教书、编著获得了一些名气，行走于列国之间叫卖他的那一套标榜仁义为本的政治思想，想要捞一个一官半职实现他的治国理想。但现实却很无情，并没有得到哪一位君主的青睐，所以始终还是没有诉诸制度的设计，也就没有像样的管理制度问世。也就是说，孔子只是提供了一大堆思想的毛坯，杂乱不堪，而且最终还没有成型，所以后世的儒生将其解释得歧异互见。这也并不奇怪。
实际上，孔子这一套以“仁学”为主旨的治国之术恐怕很难付诸制度的设计，因为太主观了，没有标准，而且难免自以为是，又是一家之言。貌似轻松的坐而论道，若要行之于实实在在的管理就有点勉为其难。萧公权先生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不过是“仁治”与“从周”，两者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孔子希望治国者都是民众的道德模范，能够以身作则，做全民的表率。这在当时就行不通，诸侯之间没人理睬；后来也只是读书人做官以后标榜的口水，很快就流于虚伪。所以，孔夫子难免和柏拉图一样被人讥为堂吉珂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化为理想的泡沫。
民国时代，重读经典的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做了如是断论：“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不过，仁这东西，作为私人道德并不好衡量；作为社会伦理与治国原则又太笼统，既然不能行之于法，光凭道德鼓吹当然无济于事。先秦之后，法家抢了儒家之先，稳坐了一段时间的宝座，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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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庄：清静无为之治（1）
老子和庄子的身世已经很难考证，尤其是老子。据说老子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春秋时代，熟习旧礼，做过周代守藏室的官员，被孔子请教过有关“礼”的典故，周亡以后避官隐去，过函谷关时应关令尹喜之请，著书上下篇五千余言，言道德之意而去，后不知所终。先秦典籍对此也只有零星的记述，即使像《庄子》所说的老子之死，也多半被人看做是寓言而已。东汉中，道教将其神化，奉为祖师。
庄子也是“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据说做过宋国蒙地的漆园吏，楚威王重金邀请他出为相而被拒，自认为卿相也不过是郊祭之牛，宁愿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得其乐，也不想被国事牵累，断了做官的念头。
与儒家想以仁政参与治国的积极理念不同，老庄显得消极无为，而且还以柔顺保身之道著称于世。孔子施教的目的不仅是个人修身立德，还要兼善天下。老子年长于孔子，身处晚周“无道”之时，诸侯列国侵夺虐杀，君主卿相掠民伤财，王族世臣篡权弑君，苛政法令多如牛毛，深感社会###的原因不在于政府制度的好坏，而是制度本身也不足为治。所以，老子倡导“无为”的治国理想，暗贬暴君苛政，认为社会制度中凡是不利于个人的东西都应当裁抑或者减少，否则就会捉刀自伤，危及政权。
处世与治国
老子的治国之术源自于老子的哲学，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即所谓道，大道之存于天地，然后道生万物，所以各人有各人的解读，歧异并存。因为老子身世模糊，后人难以体味其真实的意图，而《老子》一著微言大义，又以其文句洗练、含蓄、模棱两可，极富玄机而且几乎不可言说，类似于算命先生那样掐头去尾的谶纬之语，自然可以有多种角度的解释。历代学者各有自己的人生况味，理解也迥异。总之，既有处世之术，又有治国之道。――这两点倒毋庸置疑。
萧公权先生认为，“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是老子道术最简单的说明；又说濡弱谦下、宽容逊退是老学的要旨；还说天道循环，正反轮替，一言以蔽之：“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思想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这恰恰说明，老子思想的笼统与驳杂，是一言两语所难以穷尽的。从个人行事到君主执掌权柄，“勇于敢则杀”，“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几乎可以说是对君主暴政的一种警告，因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弱柔足以自全而刚强必折，个人处世固然如此；而濡弱谦下之道用之于政事，则可安内和外。另外，“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不尚贤使民不争”，奉行宽容之术，不加计较君主个人的得失，不与民众争利；而且“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也”。从处世的角度说，老子是重个人而轻社会的，貌似消极，实际上消极之中饱含积极因素，因为“反者道之动”也；从治国之术来说，如果一国之君能够如此行政，就达到了他所说的清静自然、返朴归淳境界。
老子的濡弱谦下之道，从个人的处世之道来说，是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而从君主的立场看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如果治国驭民者能够奉行老子治国之术，虚君民治，放弃专制独断与强令威迫，让天下万民各行其是，各安其生，那么国家政事简单，相安两全。
到了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结果使各学派之间的融合与渗透成了一种大势。老子的一些思想与刑名之学结合而成了黄老之学。黄老学派主张清静寡欲、养神致寿等理念，进一步引申、阐发老子的论述，认为一国之君“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究竟是不是“南面之术”或“帝王之道”？是不是驾驭臣下、控制人民、巩固权势的权术呢？历代解读各异，见仁见智。老子本反对法令，而申不害、慎到、韩非等法家诸子既学黄老道德又主攻刑名法术，更以其权势的观点阐释、批评《道德经》，韩非就撰写过《解老》、《喻老》等篇章，从君主的角度阐发了“术治”的深意。倒是庄子仍以一贯恃才放任的态度解说老子的思想，“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老庄道家渐成一股潮流。 。 想看书来
三、老庄：清静无为之治（2）
无为无不为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源于自然之道，所以教人返本，以虚无、宁一、自然为贵；其本身也有慈善、谦退、俭约、清静、质朴、寡欲等等主张，如果将其应用到国家政事之中去就是清静无为之治，所谓“清静为天下正”是也，而且“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老子的想法里，君主也应该有圣人的典范，也就是道德上应该是国民的楷模。
老子哲学如果应用到政府管理，那“无为”就是第一要义，即减少政府的功能，收缩政事的范围，最低最小就是“无为”。老子大概是觉得，天下之事，如果放任百姓自为，那就上下相安，各得其所了。如果政府动辄横加干涉，大兴土木，结果当然是劳民伤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就是“有为政治”的恶果。实际上，乱世之君难免暴政驭民。老子身逢乱世，深知苛政病民的政策不外乎厚敛、重刑、黩武三种，“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这是赋税过重所造成的社会贫富两极的现实；而严刑重罚最后总会带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反抗；尤其是诸侯争霸，穷兵黩武就会有“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在老子看来，儒家那套仁义忠孝之德和礼乐制度之文总是于事无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仁义礼节违背了自然的根本，以此救乱就是扬汤止沸。想要除去苛政暴君，只有“镇之以无名之补”，所以老子也引用先贤的语录，“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此语最能呈现清简政治的意境，而无为之治恐怕还不仅仅只是如此，因为政治的无为和有为都取决于君主及其政府管理，而政府又是听命于君主的，所以君主的个人私心是乱政的主因，所以老子认为，君主如果能减少一点个人的私心，那就少了苛税役民之政，政治清静，“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天下也就太平了。虽然人类都有贪多进取之心，但老子又认为，贪婪诈伪的行径，往往又都是因为人类智慧而引起的，所以君主想要实施自行无为之治，就必须“常使民无知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是君主的寡欲之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是君主驭民的弃智之说。然而，老子又强调，“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提倡最低限度的生活，摒弃人类文明的享受，如此的“无为”之治又实在是矫枉过正了。
有学者认为，老子的无为之治，其实与欧洲近代以来放任的自由主义颇为类似，而又与无政府主义有所区别。老子的治国之道最高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政治上的无为并非就是毁弃君臣之制，回到像禽兽一样无所羁绊的时代，而是合乎老子理想标准的社会，这就是无为之治。――无论是儒家主张的仁义之政还是法家的刑名之政都是“有为”之治。有为之治往往容易导致暴君苛政而使王朝覆亡，而老子心中的理想政治组织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将老子的治国理想与晚周政治相比就可以发现，时代的迁移已与老子当时的想法格格不入，尽管有传说认为老子活了几百年，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见证者。诸侯列国之间或侵掠或会盟，所谓的周室名存实亡；普天之下，齐国、晋国等春秋五霸角逐之势已成现实。老子所攻击的恐怕不仅仅是战国以后的君主一统专制，即使春秋以前的封建天下或许也在其中。就像萧公权先生说的那样，他反对的是西周以后的一切政府管理制度，而他所描述的政治图景大概是原初部落组织模式，譬如殷初或者殷前，小国寡民如此，让人莫衷其是。
三、老庄：清静无为之治（3）
自由非平等
濡弱谦下之道可以说是老子为保存自己而采取的自存之术，而其无为之道则是力主君主政治清明，使社会返璞归真，清静自然。当然，老子的思想恐怕只有到他自己的乌托邦里去寻找了。人类沉浮于世，忧患一生，弱肉强食已成社会的循环规律，如果闭目塞听，那就是鸵鸟策略，根本无济于事。庄子因此破除了老子个人高蹈远世以求自保以及奢望社会制度清简的拘执之见，以齐物外生之说阐发了人生的最高境界――逍遥。
庄子认为，万物皆生于无形之道，而道存于天地万物，物我之间浑然为一，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而其“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既然没有贵贱之分，所以物我无别。庄子以梦蝶调侃自己“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既然庄子认为可以企及物我两忘之境，则可“藏天下于天下”，甚至“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所以可以泯灭古今之局限，贯通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庄子哲学教人以此获得安乐通达之境，固然无法解释，但这种意念缥缈至极，根本不可能有准确的解释，所谓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既可以顺应自然，又不丧失自我性情；既要确保自己性情自适，又要抛弃一切政治裁抑制度，无视社会礼教习俗。如此而言，即使可以做到逍遥境界，但估计也逍遥得并不怎么踏实。
儒家标榜以仁义为本门思想的主旨，而庄子则将“为我”之说推崇到了极致。所谓“不为物役，我不干人”，而且“自适其适，人勿干我”。萧公权先生认为这“人我无干”就是无治理想和宽容政术的体现，与杨朱的“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几乎类似。庄子在其《秋水篇》中借一则寓言说出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吾将曳尾于涂中”，大概是觉得，如果人人都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那么就不会有治理国家的身外之累了，无论君主还是朝臣，其管治的所谓功绩也就不那么昭彰了，所谓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也就不值得一提了。即使仍有君臣之分，实则也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