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那里什么都没有——梦就是梦。不过，后半夜我是在书房的沙发上度过的。我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那晚不再有梦。只是睡得什么都不知道。
第2章（上）
我结婚十年从来没有遭受过写作障碍，乔安娜刚去世时也没有经历过。事实上，我一点也不了解这种状况，等我知道一些不寻常的事发生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我想这是因为在我心中，我认为这种情况只影响“文艺类”作家，《纽约书评》讨论、解构这些作家，并且有时将他们拒之门外。
我的写作生涯和我的婚姻生活的时间跨度几乎一样长。就在我和乔正式订婚后不久（我把一杖蛋白石戒指突然套到她左手的中指上，在戴氏珠宝店花一百十美元买的，比我那时能承受的多很多……但乔安娜似乎完全陶醉了），我完成了我第一本小说《两人行》的初稿，在她被宣告死亡后一个月，我完成了我最近的一本小说《一落千丈》。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热爱高处的患精神病的杀手，一九九五年秋天出版。从那时起我还出版了其它小说——我能解释这种矛盾——但我不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有一本迈克？诺南的小说出现在任何排行榜上。我现在知道什么是才思枯竭了，比我曾经想知道的还要多。
我很不情愿地给乔看《两人行》的初稿，她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只穿着一条短裤和前面印有缅因州黑熊的T恤，蜷缩在她最喜欢的椅子里，一杯接一杯地喝冰茶。我出去走到车库（我们在班戈和另一对一起租了座房子，他们的财政基础和我们一样脆弱……不，乔和我在那时还不算结婚呢，虽然就我所知，那杖蛋白石戒指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手指）毫无目的地闲逛，觉得自己像《纽约客》漫画里的角色——那些关于待产室里的有趣的家伙的漫画。正如我所记得的，我搞坏了一个简单得小孩也会弄的鸟巢工具包，几乎切掉了左手的食指。每二十分钟左右我就回到屋里瞥一眼乔。如果她注意到了，不作什么表示。我会认为这是有希望的表示。
我坐在后面的露台上，抬头看着星空抽烟，她走出来，坐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脖子后面。
“怎么样？”我问。
“很好，”他说。“你现在为什么不进来干我？”还没等我作出回答，伴随着尼龙布料的悉卒声，她一直穿着的内裤就落在了我的大腿上。
后来，躺在床上吃橘子（我们后来改掉了这个坏习惯）的时候，我问她：“好到可以出版了吗？”
“是的，”她说，“我对出版这个富有魅力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我一生都在为快乐而阅读——《淘气乔治》是我最初的所爱，如果你想知道——”
“我不想。”
她俯过身来，把一瓣橘子塞进我嘴里，她的胸部很温暖，贴着我的胳膊非常挑逗。“——我是带着狂喜读这本书的。我预言你作为《德里新闻》记者的职业永不会度过新手期。我想我会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妻子。”
她的话令我震动——事实上我胳膊上爬满了鸡皮疙瘩。不，她对出版这个富有吸引力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如果她相信，我也相信……信仰最终成为正确的方向。我通过以前的创作课老师（他读了我的小说，没有赞扬只有批判，把小说的商业价值看成异端邪说）找到一个代理人，这位代理人把《两人行》卖给了兰登出版社，看到这本书的第一个出版商。
乔关于我记者生涯的话是对的，我有四个月的时间花在报道花展，加速汽车赛，教学会餐上，一个星期大约赚一百元，然后，我第一张来自兰登出版社的支票来了——二万七千美元，是扣掉了代理费后的数目。我在新闻室里待的时间都不够长到可以等到第一次小小的加薪，但他们同样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在杰克酒吧，也就是说，我想起它来了。后面房间的桌子上方挂了一张条幅，上面写着：迈克好运——继续写！后来，当我们到家的时候，乔安娜说，如果嫉妒是酸性腐蚀剂的话，我身上除了皮带扣和三颗牙齿外什么都不会留下。
后来，关了灯躺在床上——吃掉了最后一个橘子，分享了最后一支烟——我说，“没人会把它和《天使，望故乡》混起来吧，他们会吗？”我是在说我的书。她知道我在说什么，正如她知道我对我以前的创作老师对《两人行》的反应相当沮丧。
“你不是要把失意艺术家的废话讲一堆给我听吧？”她用一条胳膊撑起身来问，“如果你要这样做，我希望你现在就告诉我，这样我明天早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自助离婚工具包里挑一个。”
我感到好笑，但也有一点受伤。“你看到兰登出版社出的第一版了吗？”我知道她看到过。“他们管我叫带把的安德鲁斯，看在上帝的份上。”
“噢，”她说，轻轻地抓住我那个有问题的东西，“你确实有把。至于他们对你的称呼……迈克，当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帕蒂？班宁经常管我叫鼻涕虫。但我不是。”
“感觉就是一切。”
“胡说，”她仍然抓着我的小弟并很刺激地捏了它一下，这让我有点痛，但同时感到很奇妙。那个疯狂的裤裆里的老耗子从来不真正在意这些天它所受的待遇，只要有足够的照顾。“幸福就是一切。写作的时候你感到幸福吗，迈克？”
“当然，”她知道这个。
“你写作的时候，你的良知令你烦心吗？”
“我写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干，除了这个，”我说，一下子翻到她身上。
“哦，亲爱的，”她用娇柔轻微的声音说，这声音总是让我疯狂。“我和你之间有个小鸡鸡。”
当我们做爱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件奇妙的事情，或许是两件：当她说她真的喜欢我的书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意思（该死，从她坐在靠背椅里读书的样子我已知道她喜欢这书，她光着两条腿盘坐在椅子里，一绺头发搭在额上），并且我没必要为我所写的东西害羞……至少，在她眼里不用。另一件奇妙的事：她的感觉，跟我的感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婚姻才能提供的真正的两个人共有的观点，这是唯一跟我有关系的感觉。
感谢上帝，她是毛姆的拥趸。
有十年工夫，我都是带把的安德鲁斯……如果你加上乔安娜去世后的几年，就是十四年。前五年和兰登出版社合作；随后，我的代理人从普特南出版社那里得到一笔很高的出价，我就跳槽了。
你在许多畅销书排行榜上看到我的名字……那就是说，你星期日报纸上登的排行榜一直排到十五名而不是只列出前十个。我从来就不是克兰西、拉德勒姆或格里沙姆，但是我卖出了相当数量的精装本（我的代理人，哈罗德·奥布罗斯基，曾经跟我说安德鲁斯从来没卖过精装本，这位女士是平装本的奇才），并且曾经在《纽约时报》的排行榜上得到第五名的位置……那是我的第二本书《红衣人》。讽刺的是，阻止我爬得更高的书中有一本是泰德·比蒙特（笔名乔治·斯达克）的《钢铁机器》。比蒙特家族以前在卡斯特尔—洛克有一处避暑的房子，离我们黑迹湖边的房子的南边甚至不到五十英里。泰德现在是死了，死于自杀。我不知道他的死是否和写作障碍有关。
我正站在神奇的百万畅销作家圈外，但我从来不介意。到我三十一岁的时候我们拥有两套房子；在德里的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可爱的老房子，另外，在缅因州西部，一座湖边的木屋，大得几乎可以被称做旅馆——那就是莎拉—拉弗斯，当地人这样叫它有将近一个世纪了。在生命中的某个时期，我们毫无债务和负担地拥有了两个地方，而许多夫妇还在为好不容易获得第一套房子的抵押贷款而感到庆幸。我们健康、忠诚、具有幽默感。我不是托马斯·沃尔夫（甚至不是汤姆·沃尔夫或托比亚斯·沃尔夫），但我能做我喜欢的并得到报酬，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就像拥有偷窃的许可证。
我像非畅销小说过去在四十年代的样子：被评论界忽略，有着特定的风格类型（就我而言，创作类型就是可爱的独自生活的年轻妇女遇上了迷人的陌生人），但是报酬不错，像内华达州合法的妓院一样被人们猥琐的内心所接受，这种感觉看上去就像应该提供一些途径来发泄更底层的本能，有人必须要做那种事情。我很热情地做那种事情（有时候得到乔热情的共谋，如果我的情节构思上遇到问题直到十字路口），在乔治·布什么当选时期的某个时间点，我们的会计师告诉我们，我们是百万富翁了。
我们还没有富到可以拥有喷气机（格里沙姆）或足球队（克兰西），但根据缅因州德里的标准，我们一定程度上在钱里打滚了。我们做了几千次爱，看了几千部电影，读了几千本书（乔在一天结束时经常把她的书藏在她那边的床底下）。可能我们获得的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时间有多短暂。
不止一次，我在想打破仪式是否是导致写作障碍的原因。白天的时候，我可以把这种超自然的瞎想打发走，但在晚上很难做到。在晚上，你的思想让人很不舒服地挣脱了它的项圈，自由驰骋。并且如果你耗费了成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来写小说，我相信这种项圈会更松，连狗都不急于戴它们。是萧伯纳还是奥斯卡·王尔德说的？作家是教他自己的思想不端正的人。
打破仪式可能是我突然和出乎意料的（至少我没有预料到）沉默的一个因素，这种想法是不是真的很牵强？当你在编故事这块地上挣你每天的口粮时，现实和感觉之间的界线就更细微了。画家有时候不戴有某一特定的帽子就拒绝作画，打得好的棒球选手不会换他们的袜子。
这个仪式从我的第二本书开始，我记得这是唯一我感到神经紧张的一本书——我想我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那个读大二的白虎星的奇谈怪论：一次成功可能只是侥幸这种看法。我记得一个美国文学老师曾经说过，现代的美国作家，只有哈珀·李找到了一种可靠的方法来避免写第二本书时的沮丧。
当我写到《红衣人》结尾的时候，我停了下来，还差一点完稿。德里本顿街上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房子在那时还有两年要还贷款，但我们已经买下了莎拉·拉弗斯，黑迹湖边的一处房子（当时各处都远不如后来装修得那样好，乔的工作室还没建，但是很漂亮），我们当时就待在那里。
我用手一推，从打字机前退开——那些天仍然坚持用我旧的IBM电动打字机——然后走进厨房。那是九月中，大多数避暑的人都走了，潜鸟在湖面上的叫声听上去有说不出的可爱。太阳正在下沉，湖本身变成了一个宁静的、没有热度的、燃烧着的盘子。这是我拥有的最鲜活的记忆之一，如此清晰，我有时候觉得我能够走进并重温这段记忆。有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我会做的不一样吗？我有时候会思考这个问题。
第2章（下）
傍晚的时候，我曾在冰箱里放了一瓶泰迁爵香槟和两个细长酒杯。现在我把它们拿出来，放在一个锡盘上，这个锡盘通常被用来从厨房往露台端一罐罐的冰茶或果汁，我端着锡盘走进了起居室。
乔安娜埋在她破旧的安乐椅里读一本书（那个晚上不是毛姆而是威廉·邓布劳，她最喜欢的同龄作家之一）。“哦，”她说，抬起头来并在读到的地方做了个标记。“香槟，有什么重要事情啊？”好像她不知道一样。
“我写完了。”我说。又用法语说了一遍。
“好啊，”她说，微笑着接过了我俯身递给她的一只酒杯，“那这样就好了，是吧？”
我现在意识到这个仪式的精髓——有活力和有效的那部分，就像一连串胡言乱语中真正神奇的那个字眼——就是这句话。我们几乎总是喝香槟，她几乎总是随后跟我走进办公室去做另一件事，但并不总是这样。
有一次，大约是在她去世前五年左右，当我完成一本书的时候，她在爱尔兰，跟一个女朋友度假。那一次我自己喝了香槟，也是自己输入了最后一行（那时候我已经在使用苹果电脑，它可以做许许多多不同的事，但我只用它做一件事），没有浪费一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我电话打到她和她的朋友布林待的旅馆；我告诉她我已经完成了，然后听她说我特意打电话去想听的话——这些话溜进爱尔兰的电话线，旅行到一个微波发射机，像祷告一样上升到某个卫星，然后下来回到我的耳中：“好啊，那这样就好了，是吧？”
正如我说的，这个习惯在第二本书写完后开始。我们每个人喝了一杯香槟，然后斟满再喝一杯后，我把她带到办公室，在那里一张纸还夹在我的森林绿的电子打字机上。湖面上，最后一只潜鸟在暗夜中鸣叫，这个叫声在我听来像生锈的东西在风中慢慢地转。
“我想你说你已经完成了。”她说。
“除了最后一行都写完了，”我说，“这本书，虽然它没有多大价值，是献给你的，我想要你写下最后一点。”
她没有笑，也没有抗议，也没有动感情，只是看着我，想确定我是否真是这个意思。我点头表示我真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她坐在我的椅子里。她早些时候在游泳，她的头发披在后面，穿过一个白色有弹性的东西。她的头发是湿的，颜色比平时更显暗红。我摸了摸它，像摸一块潮湿的丝绸。
“段落缩进？”她问，跟速记联营公司里要记大老板的命令的女孩一样严肃。
“不，”我说，“继续。”然后我说出了我头脑中从站起来去倒香槟起一直想好的一行话。“‘他解开她头上的链条，然后这两个人走下台阶，来到汽车停放的地方。’”
她打完这句话，检查了一下，然后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就这样，”我说。“我想你可以写‘完’了。”
乔敲了两次“回车”键，然后把回车符居中，在文章最后一行下面输入“完”，IBM的书信字休打字机很顺从地跳动着打出了这个字。
“他在她头上解开的链条是什么呀？”她问我。
“你必须读这本书来找出答案。”
她坐在我的办公椅里，我站在她旁边，她处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把她的脸贴在她现在贴的地方。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嘴唇在我身上最敏感的部位移动。在我们之间，只有一条棉质内裤，就是这样的。
“我有办法让你说的。”她说。
“我打赌你会的。”我说。
完成《一落千丈》的那天，我至少试着去举行这个仪式。感觉很空，奇妙的实质已经离开了，只剩下形式，但我已经预料到这种结果了。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迷信，而是出于敬重和爱意。一种纪念，如果你明白的话。或者，如果你明白的话，乔安娜真正的葬礼，终于在她入土一个月后举行了。
这时是九月下旬，仍然很热——是我记得的最热的暮暑。在带着悲伤的心情最后努力完成那本书的时候，我不停地想我有多么思念她……但这从未使我慢下来，还有其它的事：德里跟往年一样热，我通常只穿着一条沙滩裤干活。我从未闪过要去湖边住所的念头，我对莎拉—拉弗斯的记忆好像完全从脑海里被抹去了。也许是因为等我完成《一落千丈》的时候，真相已经深入脑海了。这一次，她不是在爱尔兰。
我在湖边的办公室很少，但能看到风景。位于德里的办公室很长，沿墙排满了书，没有窗子。在这个特别的晚上，头顶上的风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