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湖边的办公室很少，但能看到风景。位于德里的办公室很长，沿墙排满了书，没有窗子。在这个特别的晚上，头顶上的风扇开着——共有三个，在感伤的空气中转动。我穿着短裤，T恤，橡胶系带凉鞋，风锡制的可乐盘端着一瓶香槟和两个冰冻过的玻璃杯走了进来。在这个像有轨电车车厢一样的房间的另一端，有一个很斜的屋顶，这个屋顶这么陡，我几乎不得不蹲下，才能避免站起来时撞到头（这么多年，我也不得不顶住乔的抗议，说我选了房间里这个绝对是最差的地方当工作台），我的苹果电脑的屏幕亮着，上面都是字。
我想我可能要迎来另一场悲痛的侵袭——可能是最坏的一次——但无论如何我要向前……我们的情绪总是让我们惊奇，不是吗？那个晚上，我没有痛哭和流泪；我猜我体内已经没有眼泪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深深和悲哀的失落感——她过去喜欢坐在上面读书的空空的椅子，她总是把她的玻璃杯放得太靠边的空空的桌子。
我倒了一杯香槟，等泡沫消退了，举起杯。“我写完了，乔。”我坐在转动的风扇下面说。“那么这样就好了，是吧？”
没有回答。考虑到接下来的事，我想值得重复一遍——没有回答。我没有感觉到，后来我感觉到，在这间看上去空荡荡的房间里我不是一个人。
我把香槟喝掉，把玻璃杯放回到可乐托盘上，然后在另一个杯子中倒上。我把它拿到苹果机前，在本应是乔安娜坐的地方坐下，人人都喜爱上帝，但上帝偏偏带走了乔，我没有流泪和痛哭，但我的眼睛被泪水刺痛了。屏幕上的字是这样的：
今天不是那么糟糕，她想。她穿过草地走到汽车旁，看见挡风玻璃上有张白色纸片，笑了起来。卡姗·迪兰西，他拒绝气馁或接受否定的回答，邀请她去参加另一个星期四晚上的品酒会。她拿起纸，撕碎了，然后又改变了主意，把碎片塞进牛仔裤屁股上的口袋里。
“没有段落缩进，”我说，“继续。”然后我在键盘上输入了我头脑中从站起来拿香槟起就一直想着的一行话。那里有整个世界，卡姗；迪兰西的品酒会是一个开始的好地方。
我停下来，看着这个闪烁的小光标。眼角的泪水仍使我双眼酸痛，但我反复说没有寒气绕着我的脚踝，脖子后面也没有鬼魂的手指。我敲了两次回车键，选择居中，在文章最后一行下面输入“完”，然后举起本该是乔的那杯香槟跟屏幕干杯。
“这是给你的，宝贝，”我说，“我希望你在这里。我太想你了。”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我的嗓音有些颤抖，但没有泣不成声。我喝下泰廷爵香槟，保存了文件，把整个文档存到软盘上，然后备份了一下。四年来，除了便条、杂货单和支票，这是我最后写的东西。
第3章（上）
我的发行人不知道，我的编辑黛布拉·温斯托克不知道，我的经纪人哈罗德·奥布罗斯基不知道。弗兰克·阿伦也不知道，虽然不止一次我非常想告诉他。就让我当你的兄长吧，不看在你的份上也看在乔的份上，他回到他在缅因州南部城市桑福德的印刷事业和多半孤独的生活的那天，他对我说这番话。我从未指望过接受他的提议，现在也没有——不是以他可能一直在想的最基本的求助的方式——但我每隔两个星期左右就给他打电话。男人间的那种谈话，你知道的——天气怎么样啦？不太坏，冷得像冰窖。是啊，这里也一样，如果我能搞到棕熊队的球票你想到波士顿来吗？也许明年吧，现在相当忙。是啊，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再见，迈克。好的，弗兰克，当心你的身体啊。男人间的谈话。
我非常确信，有一两次他问我是否在写一本新书的时候，我想我是这样说的——
哦，他妈的——我在撒谎，不是吗？这个谎言如此深入内心，现在我甚至跟自己也这样说。他问我好不好，我总是说，对，我正在写一本新书，写得很顺，真得很顺。不止一次我很想告诉他我写不到两段就要经历一次身心折磨——我的心跳加倍，三倍，我呼吸急促，开始大口大口喘气，我感觉眼珠子要迸出眼眶，挂在脸颊上。我像一个关在下沉的潜艇里的患幽闭恐惧症的人。事情就是这样，谢谢你的问候，但我从来没有。我不需要帮助，我也不能要人帮我。我想我已经跟诸位说过。
我承认我的观点带有偏见，我认为成功的小说家——即使不是很成功的小说家——在创造性的艺术中都有最好的表演。确实，人们买的CD比书多，更多的时间在看电影，在看电视。但是小说家的生产力曲线更长一点，也许是因为读者比非书写艺术的爱好者更聪明一点，因此有更长久点的记忆。《警界双雄》中的大卫·索尔只有上帝知道在哪里，那个罕见的白人说唱乐歌手瓦尼拉·艾斯也是如此，但在一九九四年，赫尔曼·沃克，詹姆斯·米契纳，还有诺曼·梅勒，他们的作品还都在流传；他们讲的故事都是恐龙在大地上行走时的事了。
阿瑟·黑利正在写一本新书（流言是这么说的，但是，后来这件事还是真的），托马斯·哈里斯能够在精神病人中待七年，仍创作畅销书，虽然有近四十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杰罗姆·塞林格仍然是英语课和在咖啡馆里聚会的文学爱好者们的热门话题。读者拥有的忠诚度是创造性艺术中其它领域所无法匹敌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作家，他们已经失去了势头，仍能一帆风顺，被推到畅销书排行榜上，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书的封面上“作者”这个神奇的字眼。
出版商想要作为回报的东西相当简单，特别是从被指望每本小说能卖五十万本精装本和一百多万本平装本的作者那里：每年出一本书。纽约的专家们认为这是最合适的。每十二个月用线或胶水装订的三百八十页，一个开头，一个中间，一个结尾，连续的主角，如金西·米尔霍恩或凯·斯卡皮塔，这点可随意，但如果有就更好。读者喜爱连续的人物；像回家的感觉。
一年完不成一本书，你就是在糟蹋出版商在你身上的投资，妨碍你的业务经理继续支付你所有信用卡的能力，并危及到你的经纪人及时给他的精神病医生付钱的能力。同样的，如果你太长时间不出书的话，总是会失去一些读者，这是没有办法的。正如你出得太多的时候，会有读者说，“唷，我已经读够这个家伙的书了，开始觉得寡然无味了。”
我跟你们说了这些，你们就会明白我怎么可以四年来一直把我的电脑当成世界上最昂贵的涂写板，并且没人觉察到。写作障碍？什么写作障碍？我们不知道写作障碍。当每年秋天都会有规律地推出一本新的迈克·诺南的悬疑小说，非常适合暮暑的消闲阅读，人们怎能想到这样的事情，朋友们，不要忘记假期就要来临，并且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也可能阅读诺南的新书，在博得连锁书店可以以七折买到，哇，如此的买卖。
秘密很简单，我不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美国流行小说家——如果传言是真的话，丹妮尔·斯蒂尔（只举个名字为例）几十年都在用诺南的套路。你们看，从一九八四年的《两人行》开始，虽然我每年出一本书，但在这十年中有四年我每年写两本书，出版一本，藏起来一本。
我不记得曾和乔谈到过这个，既然她从不问起，我总是假定她理解我做的事情：储存果实。但我那时候不是在为写作障碍着想。他妈的，我只是在找乐趣。
到一九九五年二月，写砸了至少两个好选题后（那个特别的功能——灵感——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创造它自己特别版本的地狱），我不再能否认这个明摆的事实：我处在一个作家能够陷入的最糟糕的困境，不包括阿兹海默症和严重中风。我有四个纸板箱的手稿存放在“信用联盟”的大保管箱里。它们分别标记着诺言，威胁，达西和坠落。在情人节前后，我的经纪人打电话过来，语气恰如其分地不得不加快出版过程以便让今年的迈克·诺南的书赶上每年的圣诞节购物狂潮。诸事顺利吗？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对他说事情离顺利远着呢，但是公园街225号的哈罗德·奥布罗斯基先生不是你能跟他说这样的话的那种人。他是个很好的经纪人，在出版圈子里既受欢迎又受诅咒（有时是同一个人同时有这两种态度），他不太适应来自真正生产货物的漆黑有油纹的工作台的坏消息。他本可以突发奇想，登上飞往德里的下一班飞机，准备跟我进行有创意的面对面交流，坚持他的决定，不把我拉出泥潭决不离开。不，我宁愿哈罗德就待在他在的地方，在他位于三十八层的办公室里，看着东海岸的无敌海景。
我跟他说多巧啊，哈罗德，我今天刚完成新书你就给我打电话了，好哇，怎么样，我用联邦快递寄出去，你明天就能拿到。哈罗德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这不是巧合，他的作家们关心的东西他都能心电感应到，然后他向我表示祝贺就挂了。两个小时后我收到了他的花束——每一瓣都像他的吉米好莱坞领带一样光滑和令人生厌。
我把花放在餐厅里，自从乔去世后我很少去那里，然后去“信用联盟”。我用我的那把钥匙，银行经理用他的那把，很快我就带着《一落千丈》的手稿在去联邦快递的路上了。我拿了最近写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最靠近箱子的门，就是这样。十一月，书刚好准时出版，赶上圣诞购物潮了。我把书献给我亲爱的亡妻乔安娜。在《时代》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十一位，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地回家。甚至我。因为事情会变得更好，不是吗？没人定期患写作障碍，不是吗（可能除了哈珀·李）？我要做的就是休息，就像合唱团的姑娘们对大主教说的。感谢上帝，我曾经是一只合格的松鼠，储存了我的果实。
第二年，当我带着《威胁行为》开车去联邦快递的办公室时，我还是有信心的。这本书写于一九九一年的秋天，曾是乔最喜欢的书之一。到一九九七年三月，当我带着《达西的追求者》驾车穿越湿冷的暴风雪时，信心已经丧失了不少。虽然当人们问我怎么样的时候（“最近写什么好书了吗”是问这个问题的最常用的说法），我仍然回答好、不错、是，最近写了不少好书，他们喋喋不休地追问着我。
哈罗德读过《达西的追求者》后，宣称这是我写过的最好的书，既是畅销书也是严肃文学，我吞吞吐吐地提出休息一年的想法。他立即用我最讨厌的问题来响应我：我还好吗？当然，我跟他说，一切都好，只是想放松一会儿。
接下来是哈罗德·奥布罗斯基专利式的沉默，这沉默传递的意思就是你正成为非常可恶的家伙，但因为哈罗德如此喜欢你，他正努力在想用可能的最温柔的方式来告诉你。这是不错的招数，可惜六年前我就看穿了。准确地说，是乔识破了这招。“他只是在假装同情，”她说，“他像以前那些黑帮电影中的一个警察，一直不开口，于是你就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结果是坦白了所有的事情。”
这次我没有开口——只是把话筒从右耳朵转到左耳朵，坐在办公椅里向后面摇了摇。当我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电脑上嵌在相框里的照片上——莎拉—拉弗斯，我们在黑迹湖边的房子。我已经几个世纪都没去那里了，有那么片刻我有意识地在想什么。
然后哈罗德的声音又回到我耳边——谨慎的、安慰的，一个理智的人的声音，试着说服一个疯子：他希望的东西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幻觉。“迈克，那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在你职业的这个阶段不是。”
“这不是一个阶段，”我说，“我在一九九一年达到高峰——从那时起，我的书的销售量没有什么真正的起伏。哈罗德，这是一个稳定时期。”
“是的，”他说，“达到这种稳定状态的作家就销售量来说只有两个选择——他们继续保持，或者走下坡路。”
那么我走下坡路，我想这么说……但没有说出来。我不想让哈罗德确切地知道这种状况有多深，或者我脚下的根基有多么不牢靠。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患有心跳过速——是的，我字面上是这个意思——几乎每一次我在电脑上打开Word6。0程序，看着空白的屏幕和闪烁的游标的时候。
“嗯，”我说，“好的，信息收到了。”
“你确定你好吗？”
“哈罗德，书读起来像我有问题吗？”
“可恶，没有——这是个很好的故事。我跟你说，你个人最好的。很好的读物，也触及严肃话题。如果索尔·贝娄写浪漫的县念小说，这就是他所写的。但是……你写下一本不会有问题吧，有吗？我知道你还在思念乔，见鬼，我们都——”
“不，”我说，“完全没有问题。”
随后又是那种长久的沉默。我忍住了。最后哈罗德说，“格里沙姆可以承受离开一年。克兰西可以。托马斯·哈里斯，长期的沉默是他的神秘感的一部分。但是你在哪里呢，生活比在巅峰时更艰难了，迈克。排行榜上的每个位子都有五个作家在抢。你知道他们是谁——每年中有三个月他们是你的邻居。有一些人爬上去了，帕特里夏·康薇尔靠着她最近的两本书爬上去，有一些人走下坡路，还有一些人比较稳定，像你。如果汤姆·克兰西离开五年，然后带着杰克·赖安回来，他还是很强，没有争论。如果你离开五年，也许你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的建议是——”
“趁热打铁。”
“我要说的话你先说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说再见。我坐在办公椅里又向后倚了倚——没到翻倒的地步但也差不多了——看着我们位于缅因州西部的度假屋的照片。莎拉—拉弗斯，有点像古老的“大厅和燕麦”乐团民谣的标题。乔曾经更喜欢它，真的，但只是多喜欢一点，那么我为什么一直不去看看？比尔·迪恩，房屋的看管人，每年春天拿下防风暴百叶窗，然后在秋天把它放上去，在秋天把管子里的水放干并确保抽水机在春天运转，他还检查发电机并留心所有的维护标签是最近的，在每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后把游泳浮板固定在离我们那一小块沙滩五十码左右的地方。
比尔在一九九六年初夏找人把烟囱清理了一下，虽然有两年或更长时间壁炉里没生过火了。我每个季度付他钱，在世界的那个角落，这是给看房人付钱的惯例；比尔·迪恩，一大群老兵中的一个，兑换着我的支票，从不问我为什么不再使用自己的地方。自从乔去世后，我到那里去过两三次，没一次过夜。比尔不问是好事，因为我不知道将如何回答他。一直到跟哈罗德谈话之前，我都没有真正考虑过莎拉—拉弗斯。
想到哈罗德，我的目光从照片上移开落回到电话上。想象着跟他说：那么我走下坡路了，那又怎样？世界末日到了？劳驾。我并没有一个妻子和家庭要供养——妻子死于药店的停车场，你看怪不怪（即或你不觉得怪），我们这么想要的也努力尝试了很久的孩子也跟她一起走了，我也不渴望名声——如果在《时代》周刊畅销书排行榜上恭排末尾的作家也能算著名的话——并且我睡觉不梦到读书俱乐部卖书。那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我烦恼？
但我不能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就像放弃。因为没有我的妻子和工作，我是一个多余的男人，独自住在一所款项付清的大房